第五屆立法會選舉直選部份的結果，使得澳門政治態勢的三大板塊狀態，更加固化。實際上，除了「政制發展」增加兩個直選議席的成果，為既是博彩商人又是鄉親團體，當然亦是被歸納於「建制派」陣容的「民聯」宋碧琪和「粵澳」鄭安庭具體分享之外，還是呈現以博彩商人為主體的工商團體、傳統愛國基層社團、「泛民主派」三大板塊基本不動，只是在板塊內部各組成部分的互有消長。比如，「泛民主派」中的「新澳門學社」流失的一席（陳偉智），轉移給了「新希望」的梁榮仔，而使得「泛民主派」仍然佔有四席；又如，屬於傳統愛國基層社團的「同心」所失一席，則轉移給「群力」（黃潔貞），也是平盤，仍佔有三席。
相比之下，由於商人多據了兩席，在立法會內的「話語權」則增加了。在政治上，他們仍是屬於愛國愛澳陣營，其政治立場完全可以放心並予信任；但在屬於澳門特區高度自治範疇的事務，或是對於澳門特區的政策，則可能會有不同聲音，將會加大對特區政府的監督力度，甚至是在攸關利益的事務上，將會對特區政府施加壓力。尤其是在博彩政策方面，「民聯」在競選過程中提出了「增發賭牌」及「全民開賭」的主張，可能會聯合其他博彩商人議員，向特區政府施加壓力。
但似是尚未定局。因為連續三屆都是「差一點點」就可獲得兩席的「澳發」，已經決定上訴。實際上，在排序第十三至十五的三位候選人所獲票數相當接近，按「改良漢迪比例法」折算，其中宋碧琪為六千五百九十六點二五票，梁榮仔為六千五百五十九票，黃昇雄為六千五百四十三票，黃昇雄僅比梁榮仔少十六票，亦即實體票為三十二票，差距率僅為百分之千分之二點四。而台灣地區的《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規定，得票數最高與次高的候選人得票數差距在千分之三以內時，次高票的候選人得於投票日後七日內，向主管法院聲請查封全部或一部分投票所的選舉人名冊和選舉票，並在四十日內完成重新計票，倘審定結果不應當選而以公告當選的，應予撤銷；有應當選而未予公告的，應重行公告。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也有類似的規定，有權聲請重新計票的差距率也是千分之三。因此，「澳發」所遇的情況倘是發生在台灣地區，是可以聲請查封選票及重新計票的。據報導，「澳發」已經依據澳門特區的法律提出上訴，這與總核算委員會的「核算」是不同的。因為「總核算」只是核定初步點算的結果，而「上訴」則進一步，要求對有爭議的選票予以「復活」。雖然在四千三百四十五張的「廢票」數和率，都比去屆低，但倘是從中尋求「復活票」，或許會有所「斬獲」，導致正式選舉結果「翻盤」，亦即是黃升雄取代梁榮仔。
按一般理解，「新希望」與「澳發」的選民，其文化程度和公民意識都相對較高，因而「蓋錯格」的機率都相對較低。但這只是「相對」，再細究起來，「澳發」支持者的「蓋錯格率」還是會高些。倘能「搶救廢票」成功，使得「澳發」的得票超越「新希望」，「澳發」就可圓其連續三屆的「兩席夢」。倘此，三大塊任就會有微妙變化，屬於「建制派」範疇的博彩商人的實力再進一步增強，而又被稱為「反對派」的「泛民主派」的實力則有所萎縮，尤其是相對於直選議席已經增加的情況下，這個反差就將更為明顯。
當然，即使是在同屬於「建制派」的博彩商人議員之間，其具體利益訴求也並非一致，甚至可能會有矛盾。比如，相信「澳發」議員就不贊同「增發賭牌」的主張，這等於是「多個香爐多個鬼」，搶奪自己的「搖錢樹」也。
正如前述，即使「澳發」的上訴未能獲得預期效果，屬於「建制派」的商人實力也已壯大，獨享了「政制發展」增加的兩個直選議席。反而「民主派」有所委縮，「新澳門學社」流失了四千多票。相比之下，同屬「反對派」陣營的「新希望」，卻有二百一十票的增長。「新希望」本應是與上屆「平盤」，但卻可增獲一個議席，這應是拜今屆的當選「門檻」大幅下降之賜。實際上，以最後一名當選者的得票數為「門檻」，去屆的當選「門檻」為七千八百五十七票，今屆為六千五百五十九票，下降了百分之十九。而不少人事前預估，由於增加了將近三萬名新選民，今屆的當選「門檻」為八千票。這顯然是未有將議席及參選組別都有所增加，因而將扯薄了當選票基數的因素考慮進去。
盡管「新希望」與「新澳門學社」都是可以將之歸類為「泛民主派」，但兩者之間又有著某些區別，其中在針對特區政府施政抱持「為反對而反對」態度方面，「新希望」與「新澳社」是站在同一陣線，但在對內政治事務方面，則有著明顯的差異。因此，「新澳社」的一個議席「流」向了「新希望」，其實已是「反中共」力量已經削弱。
「新澳社」為何會有二百多票「移情別戀」給「新希望」？原因較為複雜，但不排除以下的一個因素起著重要作用：在這些「凡特區政府必反」的選民中，既不滿意吳國昌、區錦新「天橋的把式——只說不練」的作派，更厭惡周庭希的「肢體衝突」作風，反而更為認同高天賜的既不訴諸「肢體衝突」，又不是只滿足於「口頭革命」，而是既有口頭批判又有行動。當然，「十幅墓地」議題對不滿特區政府的選民更具吸引力。
「新澳社」還犯了一個戰略性的錯誤，認為增加了近三萬名新選民，其中多數是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年青人，只要能吸納其中的相當一部份選票，就可「坐三望四爭五」，因而縱容了周庭希的「拆組」，而且任由周庭希從事連自己也感到不妥的「衝突運動」，而自己則老神在在，在競選宣傳期竟然附和這場選戰的「總操盤手」的「冷卻選情」策略，放棄過去行之有效的主動積極宣傳做法，坐等選票自動走上門來。然而，由於選情相對冷淡，導致投票率偏低，這就意味著年青人並沒有踴躍投票，因而他們所寄望的「首投族」並沒有出現。
實際上，投票日當日可見，中老年選民連群結隊前往投票，反而年青選民稀稀疏疏，證明寄望於「首投族」的判斷完全錯誤。他們可能沒有想到，新增加選民，不單止是四年來符合年齡要求的新選民，再多的可能是從內地移居澳門的新選民，由於經濟等方面的因素，他們更樂於支持鄉族社團組別。因此，即使有所謂的「首投族」，不必然是會投票給「民主派」，尤其是周庭希那種跡近「紅衛兵」作派的激進候選人。就此，選戰「總操盤手」的「冷凍選情」策略，是成功的。由於「冷凍選情」，激不起火花，就激發不起「憤怒青年」選民的投票熱情。
至於傳統愛國基層社團也流失了八千多票（去屆是三萬五千多票，今屆是二萬七千多票），應是被商人團體的「利益」所吸引。而「同心」的失利，除配票失誤之外，恐怕也與某些心理因素在作祟有關，就是除了「素研中心」的豪華裝修導致老工友產生對「工人貴族」的疏離感，及在選舉前夕，為興建新工聯總部大樓，竟然向代表「美帝國主義」的美資博企「伸手要錢」，有悖老工友過去長期的傳統思維。這與街坊總會拍賣書畫的籌款藝術，有著政治智慧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