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台灣大學就讀時與馬英九同學兼舍友，並一同參加「保釣」運動的著名評論家南方朔（王杏慶）近日撰文聲稱，馬英九的管治能力只是鄉鎮長的水平。盡管此語因為摻雜了個人恩怨因素（據說是南方朔曾向馬英九要官不成，而變成「反馬先鋒」），而顯得誇張了一些，但要說馬英九的管治能力領導藝術有較大的改善空間，卻是不爭的事實。就以「鍘王」事件來看，本來是一樁維護司法獨立、改革「國會」並提升其議事效率和品質、遏制違法「關說」的正當行為，卻因手法粗躁、忽略程序正義而將之搞砸了。

而最近的又一宗「好棋搞砸」失誤，則是有關「陸委會」主委王鬱琦，首度加入作為馬英九的代表蕭萬長的顧問團，列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有可能會在習近平與蕭萬長的會晤中，實現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的會晤，卻因在發布新聞時疏忽大意，未有顧及到北京排斥「兩岸事務外交化」的顧忌心理，而首先由「外交部」發布此消息，因而有可能會因北京「投鼠忌器」，擔心「張王會」會被臺北演繹為「外交事務」，而告搞砸。為了避免這個極為難得的機會因為無意的技術失誤而致流失，看來臺北方面還須進行必要的補救工作。

應當說，臺北首度派出「陸委會」主委，作為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領袖代表的顧問團成員，本來是馬政府的一著重大改革，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在戰略層面上，可以摸索及推廣以澳門特首崔世安會見王鬱琦時「互稱官銜」的模式，在王鬱琦與張志軍會面時，試探也以「官銜」稱呼，倘獲得成功，就可成為兩岸高層官員相見時的定式，並可為在明年上海「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實現「習馬會」打好基礎。而在戰術層面上，也可像《聯合報》昨日分析的那樣，一方面達成馬政府第二任後的大陸政策，去除「代理人」，完全展現馬英九本人的意志，由馬英九親自並完全主導「APEC」參與人員及議題設定的安排；另一方面則是讓「陸委會」將拋棄過去被動配合的龍套角色，一躍成為局中的樞紐要角，在大陸領導人與台灣領導人代表的會晤中，直接在現場發揮參贊的角色作用。

實際上，從馬英九個人的角度看，儘管二零零五年當時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與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達成《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並將之納入國民黨《黨綱》，成為促成三年國民黨重新掌握執政權的重要因素，而為表彰連戰的這個重大貢獻，並繼續透過「胡連會」而維繫國共兩黨及兩岸領導人的關係，讓連戰作為馬英九的代表，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從而在客觀上形成「中間代理人」的模式；但馬英九卻又不滿連戰以此為政治資本，老是要對他的兩岸政策下指導棋，並在與中共領導人的會晤中，講了一些「超過」馬政府目前兩岸政策底線的「過頭話」。因此，趁著大陸領導人已經換屆，由習近平取替胡錦濤，馬英九也趁勢更換代表他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人選，換上更為熟悉自己政策底線，更能執行自己意志，而且也是經濟專才，更為吻合「經濟體領袖」定位的蕭萬長。而與此同時，將自己最信得過的親信王鬱琦塞進顧問團，既是就近在現場發揮參贊作用，也是作為自己的「監軍」，並伺機與張志軍會面，轉達口信並探討在明年上海「APEC」峰會實現「習馬會」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這步棋是走的相當高明的。其實兩岸關係發展到今日，尤其是剛就任的習近平面對國內外的複雜形勢，也希望能儘早以適當的名義和地點實現「習馬會」，以作立威，因而先行實現「張王會」，也就很有必要。這從先前王郁琦曾說，如果稱謂問題未解決，「相見不如不見」；但張志軍卻對此回應說：「不見不如相見，晚見不如早見」中，可見張志軍對此已是有了腹稿。說不好早前王郁琦與崔世安的會面，互相稱呼官銜，就是一直以來極為堅持不承認台方「官方稱謂」的北京，籍此進行「放風」。而張志軍的「不見不如相見，晚見不如早見」，是以回應王郁琦「解決稱謂問題」而說的，也佐證了這個「澳門模式」的豐富內涵。

因此，王鬱琦在「習蕭會」的場合與張志軍會面，已是水到渠成。何況，由於是集體會見，而不是單對單會面，並沒有時間講究什麼「稱謂」問題了，也為兩人的第一次會面，減去那些不必要的麻煩，並可避免島內各種嘈雜聲音。而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及以後M次，也就「習慣成自然」了。不但可為「習馬會」探路，也可改變過往「代理人」的模式，改為直接控制。這確是一部好棋，但由於在發佈此消息時的疏忽大意，而有可能會引起北京對臺北「兩岸事務我外交化」的誤會及警覺，而被搞砸。

這是因為，這則消息是首先由「外交部」發佈的。本來，倘只是發布蕭萬長代表馬英九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消息，並無不妥，因為「APEC」本質上就是國際活動，台灣方面的與會操作就是由「外交部」來主導。但由於今年的安排，多了個「陸委會」主委王鬱琦。即使如此，倘是以介紹王鬱琦與其他官員一道，是作為蕭萬長的顧問團成員，由「外交部」發佈消息，也不存在問題。但問題是，在隨後「陸委會」副主委吳美紅隨後的說明中，有王鬱琦在「APEC」上，將負責領袖代表、前蕭「副總統」萬長在兩岸事務相關議題上的諮詢與幕僚工作之說，而台灣媒體又大肆宣揚「張王會」，這樣，問題就來了，可能會被北京誤讀為臺北刻意要將屬於兩岸關係的事務，拿到國際場合去處理了。

因此，正確的做法，是先由吳美紅專門就王鬱琦的與會作「個別處理」式的說明，然後由「外交部」作「通案處理」的新聞發布，即使是在介紹顧問團成員名單時談到有王鬱琦，也並無妨。也就是將兩者分割開來，就像馬英九或錢復曾說過的那樣，兩岸關係的位階高於「外交」工作。

但如此一來，盡管「習蕭會」仍將會如常進行，也盡管張志軍亦將會陪同習近平會見蕭萬長，但在安排陪同蕭萬長會見習近平的顧問團成員時，就只是讓作為蕭萬長在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的執行長的詹火生，及「經建會」主委管中閔，「經濟部長」張家祝等參與。畢竟，按照「AOEC」慣例，台灣方面的與會代表是主管經濟的部長級官員，都是沒有異議。而為了避免發生「兩岸事務外交化」的誤讀，北京或將會把王鬱琦排除在「習蕭會」之外。倘此，在這次「APEC」場合的「張王會」，就只能是看得到摸不著的一道美麗彩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