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富

內地的“十.一”黃金周來臨，按照以往經驗，本澳旅遊業又將迎來巨大商機和考驗。遊客的大增必然會帶旺與旅遊相關的配套服務，但同樣也會對本澳旅遊承載力提出挑戰。近年來，每逢重要節假日，本澳各大旅遊景點人流比肩接踵、出入境口岸更是頻頻逼爆。這些已經成為旅遊業持續健康發展所必須要解決的問題。相對而言，今年由於國家“旅遊法”的實施，團費大漲之下，國慶黃金周期間，預期團客的大幅下滑，口岸、旅遊旺區逼爆的情況可能會有所緩解，雖然有業界認為是陣痛期，但也可以看做是為本澳解決上述關鍵問題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緩衝期。

細數近年來本澳旅遊業發展的進程，從提升服務素質到增加旅遊元素、拓展區域合作，再到今年對旅遊承載力的研究與討論，以及特區政府旅遊局所提出的“社區旅遊發展計畫”，分流旅客。可以肯定的說，本澳旅遊業發展雖有不足，但仍是在不斷的改善。尤其是在當前種種跡象表明，本澳現時旅遊承載力已經接近上限、而最為核心的旅遊競爭力——世遺旅客滿意度下降的“生死攸關”之時刻，亟需推出既切實可行，而又可長遠挖掘和發展的策略性措施。

9月27日，世界旅遊日當天，特區政府正式推出題為“論區行賞”的首四條旅遊路線，包括南灣大馬路至司打口的“歷史足跡之旅”；普濟禪院至望德聖母堂的“綠色文創之旅”；議事亭前地至海事博物館的“中葡交匯之旅”，以及漁人碼頭至媽閣廟的“藝文探索之旅”。旅遊局趕在“十 • 一”黃金周前夕，公佈該四條旅遊路線，鼓勵旅客到各區遊歷，希望起分流作用，紓緩旅遊旺區壓力，並帶動社區旅遊發展。當局稱，在設計路線時，接觸很多本地業界、團體、甚至居民，發現大家對本澳的歷史、文化底蘊都不太瞭解，所以希望能夠設計出足版、豐富的步行路線。路程雖然較長，行程由六十至一百多分鐘不等，但路線設計主要為步行路線，故遊客可以因應自己來澳時間、興趣，可自主選擇行走部分或全部路線，相信可以滿足對文化、歷史、藝術、文創有興趣的遊客有更深入瞭解。而且仍在設計多條步行路線，當中包括離島線，於明年陸續推出。當局的此番舉動得到業界和坊間的支援，筆者亦認為相關措施，既是對發展社區旅遊計畫的具體落實，亦是解決本澳旅遊業發展所面臨困境，實現旅遊業持續健康發展的實質性探索。

既是社區旅遊 亦是文化旅遊

南灣大馬路至司打口的“歷史足跡之旅”；普濟禪院至望德聖母堂的“綠色文創之旅”；議事亭前地至海事博物館的“中葡交匯之旅”，以及漁人碼頭至媽閣廟的“藝文探索之旅”。該四條路線在規劃中可謂是完全抓住了本澳旅遊資源的精髓，獨特的歷史、新興的文創產業，以及獨特的文化藝術形式等。值得關注的是，這當中最為關鍵的一點是路線規劃與“文化”的結合。

人類的活動跟文化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而旅遊從本質屬性來看，其實也是一種文化。旅遊，通俗地說就是“玩”，但“玩”也是一門學問，把玩的地方選對了，能增長知識見聞，提升個人修養，會玩的人會選擇那些有內涵、有教育啟發意義的地方玩。隨著人們生活水準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家門，這就產生了旅遊的市場。一開始人們也許只是被秀美的山水風光吸引，這是一種較低層次的旅遊。但時代在發展，人們要求一種更高層次的旅遊，他們希望通過旅遊能夠獲得更多的認知，希望能在旅遊中瞭解歷史、宗教、文學、科技等，這就是文化旅遊。不論是從較低層次的觀光旅遊來看，還是從較高層次的文化旅遊來看，旅遊的本質屬性就是文化。

隨著旅遊產業的發展，簡單的觀光旅遊已經越來越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現在的消費者，更注重旅遊的一種體驗，而這種體驗的核心其實就是一種對文化的體驗消費，文化已經越來越成為旅遊業的核心的旅遊資源。想要發展高端的旅遊產品，必然需要把文化作為其核心的旅遊資源。

研究人士認為，文化是旅遊業的靈魂，文化跟旅遊產業的融合，極大的提高了旅遊產品的競爭力，未來旅遊產品的競爭，從核心上來講就是一種文化的競爭。有些國家，通過文化的傳播，極大的促進了旅遊業的發展。典型的例子是韓國，韓劇在亞洲的流行，促進的不僅僅是電視劇本身，也帶來了韓國的旅遊熱。電影《非誠勿擾》的播出，挽救了瀕臨死亡的北海道旅遊。消費者對旅遊的需求，不是簡單的看看風光，深層次的要求就是一種文化體驗，文化提高了旅遊產品的競爭力。

同樣的，旅遊產業的發展，可以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必然也會促進當地文化的發展，特別是很多民族文化，隨著旅遊業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有很多已經瀕臨滅絕的文化，隨著旅遊業的發展，煥發出了新的生機。而文化與旅遊的有機結合，更是能促進旅遊跟文化的同時發展。比如雲南麗江的納西族大研古城、西雙版納的傣族潑水節、楊麗萍的原生態大型歌舞《雲南映射》等，所反映的都是對文化充分理解和挖掘運用的典型，不僅促進了旅遊業的發展，同時也促進文化的進步。

以本澳而言，該四條線路的試點，不僅是有機會將本澳的特色文化、歷史向遊客推介，共其觀賞體驗，同樣的也會衍生出旅客的文化消費，帶動旅遊經濟的同時，文化產業更可從中得益，可謂一舉多得。

需考慮多元利益主體的平衡

旅遊地作為一個地區旅遊的空間載體，提供當地發展旅遊所必需的物質自然環境和人文系統支援。如同自然系統一樣，旅遊地所提供的資源最終表現出一個極限，遊客不會無限制的呈現指數增長，並且最終趨近一個極限值。這個極限值一般也就是我們所理解的旅遊承載上限。當旅客數量臨近或超出這個限制時，尤其是以城市作為旅遊地進行分析，遊客與當地居民之間的競爭是逐漸接近最大規模，二者之間的競爭表現的更加明顯。澳門作為一個以旅遊業為重要產業的城市，隨著近年來“自由行”等有利政策的影響，城市游居比例不斷增大。而眾多的遊客又集中在幾個重點區域。隨之而來，在社會設施及資源上，遊客越來越多的侵佔原本屬於居民的份額，由此帶來的競爭後遺症也越來越明顯，不僅市民無法享受原本的平靜生活，遊客也無法有完整的旅遊體驗。甚至於可能引發遊客與居民之間的矛盾。但無論是出於歷史及地域的因素，還是從經濟產業發展的角度來考慮，澳門必須發展旅遊業，而且澳門的旅遊業還不可能實現將旅客與居民隔離開來，因為本澳的旅遊區本身就是深植于社區當中，所以當局推出線路的方式實質仍是在促進社區旅遊的發展。

社區旅遊是以社區為基礎的一種旅遊發展方式,無論是在空間位置、地域範圍還是旅遊資源、活動內容，社區與旅遊區都存在著較高程度的一致，其基本特徵就是“旅遊與社區的結合”。在西方社會，“社區”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其發生與發展由來已久，但關注社區與旅遊的關係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社區與旅遊並不是簡單的疊加關係，二者應該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關係。從縱向比較來看，社區旅遊經歷了從“產品”到“產業”、再到“理念”的轉變，經歷了從關注 “旅遊者經歷”到關注“社區居民經歷”的轉變，這兩個轉變反映了社區旅遊的發展趨勢正朝著理性的、人文的方向邁進。從橫向比較來看，由於方法論和研究視角的差別，研究者對社區旅遊的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社區發展論者積極宣導社區旅遊的發展；社區影響論者則以一種謹慎的態度來衡量社區旅遊的影響；社區旅遊參與論者主張社區居民的公平參與和公平分配；社區資源保護論者則慎重對待旅遊開發。筆者認為，社區旅遊應該始終以社區為出發點，通過科學的、健康的旅遊發展，實現社區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在這一過程中，尊重社區居民的參與和經歷，降低旅遊對社區的負面影響。而非以犧牲社區利益換取旅遊發展。

研究認為，社區旅遊的發展涉及多個相關利益主體，社區旅遊活動的實現，不僅需要相關利益主體貢獻專用性資源，而且需要他們的參與和合作，它們之間形成了複雜的利益關係。在社區旅遊發展實踐中，有些社區由於未能協調好各相關利益主體的利益關係，而導致了相關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衝突，造成了社區的環境污染、經濟秩序混亂、文化傳統扭曲等一系列問題。例如，印度海岸旅遊地Goa，因當地居民不滿旅遊者大量湧入而造成諸多不便，由工人、學生、軍人自發組成的組織向旅客散發敵意傳單，並演變成向政府施加壓力反對旅遊發展的消極行動。再如，我國的桂林龍脊平安寨，社區居民因為不滿旅遊利益分配不公，在2002年和2004年的“五一”黃金周，先後兩次趕走景區收取門票的值班人員，造成了景區經營的混亂。國內外的諸多案例說明，能否協調好多元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問題是關乎社區旅遊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

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來看，社區旅遊的參與利益主體主要包括：負責旅遊資源管護的的政府部門、參與開發的團體或企業等。社區的部分人文旅遊資源，例如祠堂、民俗、節慶等，是社區居民集體智慧的產物，還有部分旅遊資源，例如傳統民居建築，屬於居民私人所有。因此，居民作為有形的或無形的人文旅遊資源的主體，是社區旅遊重要的相關利益主體。遊客是社區旅遊產品價值鏈中利潤來源環節，因而也是是重要的相關利益主體。社區旅遊的其它相關利益主體，它們處於動態變化中，例如組團旅行社、專家團體等等。組團旅行社是社區旅遊產品銷售的主要通道，是開發公司與遊客溝通的橋樑，其提供的服務增加了社區旅遊產品的附加值，因此，它們也成為社區旅遊的相關利益主體。當旅遊規劃專家受聘於地方政府對社區旅遊發展進行規劃時，他們也就成了社區旅遊的相關利益主體。社區旅遊活動的順利完成需要相關利益主體的廣泛參與和合作。他們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互相制約，形成一個縱橫交錯的立體網路式的利益關係體系。從長期來看，各相關利益主體的利益要求是一致的，即都要從社區旅遊活動中獲得一定的利益滿足。但是在短期內，不同利益主體關注的利益焦點不同，獲得收益分配權的政治和經濟權利不等，相互之間存在著利益衝突。

當然，本澳由於情況特殊，發展社區旅遊參與的利益主體未必會有如此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