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廣東不會忘記

關押十六年後受命主政廣東

習仲勛祖籍河南省鄧州市,生於陝西省富平縣,是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1959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1962年因小說(劉志丹)受迫害,被審查、關押、監護前後長達16年之久,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到徹底平反。

1978年春節後,習仲勛從河南洛陽回到北京,參加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第--次會議。當他出現在人民大會堂時,熟悉他的戰友和同志們都驚喜異常。這次會議選舉鄧小平為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習仲勛為全國政協常委。會議期間,葉劍英接見了習仲勛。他驚訝地說:“仲勛同志,你備受磨難,身體竟還這麼好!”習仲勛也激動地望著年逾八旬的葉劍英,簡要地匯報了自己的情況。

葉劍英當時接見習仲勛是出於兩方面的考慮:一是習仲勛被錯誤審查關押16年後剛剛恢復工作;二是他希望習仲勛到廣東去工作。當時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韋國清身兼數職,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又剛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兼廣州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在北京的政務和軍務十分繁忙,廣東省的工作實際上難以兼顧。而廣東是祖國的南大門,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地方上的問題又比較複雜,還有大量冤假錯案沒有平反。因此,分管廣東工作的葉劍英就想到了資格老、級別高、從政經驗豐富的習仲勛,考慮讓他南下廣州,主持廣東省的日常工作。經過葉劍英的推薦,中共中央決定習仲勛擔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

北方水土養育了我大半輩子, 到廣東要靠南方水土養育下半輩子

習仲勛動身前往廣東之前,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先後在京接見了他,對他到廣東工作寄予很大希望。中央的信任使習仲勛深為感動。時隔多年,他回憶說:“我已有16年沒工作了,一出來工作就到祖國南大門廣東,覺得任務很重,心裏不大踏實。當時,中央幾位領導同志,特別是小平、劍英同志找我談話,要我大膽工作,來了要放手幹。”

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約請了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韋國清和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吳南生在京談話,對他們宣佈中央的決定,對他們說:“中央決定讓習仲勛到廣東擔任省委第二書記,這是葉帥提名,大家同意的。”由於韋國清要趕回廣州主持召開中共廣東省第四次代表大會,習仲勛赴粵事宜由吳南生具體操辦。

4月5日,習仲勛飛抵廣州,次日出席了中共廣東省第四次代表大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當韋國清介紹習仲勛和代表見面後,習仲勛隨即作了講話。他說:“黨中央分配我到廣東工作,感到擔子很重。我決心和同志們一起,在省委的集體領導下,努力做好工作。”在場許多幹部至今仍記得習仲勛懇切說的一話:“北方水土養育了我大半輩子,現在到了廣東,要靠南方水土養育下半輩子。”他把廣東作為第二故鄉,要和廣東幹部群眾共同奮鬥的決心給與會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

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才能有效剎住偷渡外逃

1978年7月,習仲勛當選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後第一次到地市縣考察,他選擇了逃港現象最嚴重的寶安縣。現場親眼所見的情景,讓他百感交集。

陪同習仲勛到寶安考察的時任南方日報副總編輯張漢青回憶說:“那次考察是七、八月份,正值夏收夏種,可是我們在南頭的田地裏並沒有看到農忙的景象,田裏只有一些老年婦女、小孩,還有邊防部隊派來幫助收割的戰士,精壯勞力都跑了。習老看了非常不好受。”

在收容站裏,習仲勛問一個外逃的人:“社會主義那麼好,我們自己當家做主人,你們為什麼要跑到香港那邊給人當奴僕,受人剝削?”對方老實回答說:”我們窮,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做了一輩子群眾工作,習仲勛已經看出,外逃的根本原因在於內地經濟極端貧困,這一點不解決,外逃就會一直持續。

時任廣東省委辦公廳機要秘書的琚立銘回憶說,在寶安的這次考察對習仲勛的觸動很大,此後他為解決偷渡外逃開展了一系列工作,“他認為防範外逃要標本兼治,‘標’是開展反偷渡外逃的專項鬥爭,這能一時奏效;‘本’是要對外開放,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盡快縮短與香港的差距,才能穩定人心,有效剎住偷渡外逃風。”

殫精竭慮創建經濟特區

1978年4月,國家計委、外貿部考察組來到珠江三角洲,隨後到港澳。回到廣州介紹考察情況,引起習仲勛等人的很大震動。考察組對開拓寶安、珠海提出意見。習仲勛等也提出一些大膽建議。考察組給中央寫了(港澳經濟考察報告),提出把廣東寶安、珠海劃為出口基地,力爭經過三五年。建設成具有相當水準的對外生產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遊覽區。廣東省委還決定,率先引進來料加工企業,促進“三來一補”企業發展,用幾年時間,將廣東由農業大省轉型為“世界工廠”。 同年11月,習仲勛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大膽進言:希望中央允許廣東在香港設立辦事處,與港澳廠商建立直接聯系。“授權廣東決斷處理”;利用外資,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搞補償貿易、加工裝配、合作經營。

1979年春,省委書記吳南生回到了家鄉汕頭,一位新加坡華裔商人對他說:“你敢不敢辦像台灣那樣的出口加工區?敢不敢辦像自由港這一類的東西?如果敢辦,那就快幹。”吳南生認真思考以後,直接向習仲勛發了電報,提出在汕頭劃出一塊地方,徹底開放,辦出口加工區。習仲勛閱後十分贊成,提交省委常委會討論,決定向中央提出將深圳、珠海、汕頭劃為對外加工貿易區,允許廣東先走一步的意見。習仲勛和吳南生抓緊時機,看望了此時正在廣州的葉劍英元帥,向他匯報了廣東省委的設想,葉劍英表示支持,說:“你們要快些向小平同志匯報。”

4月5日,廣東的大膽設想,被習仲勛和王全國帶到了中央工作會議上。在中南組會議上,王全國發言。習仲勛一邊主持會議,一邊補充,提出要改變不合理的體制。他大膽假設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上去了”。4月17日,習仲勛向華國鋒、鄧小平匯報說,“廣東可以在對外開放上做點文章。希望中央 點權,讓廣東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先走一步。”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廣東要求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以及創辦貿易合作區的建議,得到中央決策層的贊同和支持。小平同志鼓勵說,要大膽實踐,“辦特區好嘛,陝甘寧邊區就是特區嘛。”

5月11日到6月6日,國務院副總理穀牧帶領中央工作組,赴粵、閩兩地進行考察。5月14日,習仲勛、楊尚昆等人向中央工作組作了詳細的匯報,提出了試辦進出口特區等初步設想。6月6日,廣東省委向中央正式上報了《關於發揮廣東優越條件,擴大對外貿易,加快經濟發展的報告》。6月9日,福建省委也提出了類似報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廣東和福建兩個省委的報告,也就是影響深遠的“中發(1979)50號文件”。中央提出:”對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給地方以更多主動權。”同意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批准國務院提出的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廈門設立經濟特區的議案。會議還聽取了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江澤民代表國務院所作的關於(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件例)的說明,並批准了這一條例,中國經濟特區從此有了法律保障,中國經濟特區正式誕生。

1980年9月下旬,習仲勛等省委領導向中央書記處匯報,提出給廣東以更大的自主權,辦出口特區。想不到一位書記處書記當場大潑冷水:“廣東如果這樣搞,那得在邊界上拉起7000公里長的鐵絲網,把廣東與毗鄰幾個省隔離開來。”不過大多數領導同志還是支持廣東的大膽構想,最後通過決議,給廣東更大的獨立自主權。從此,廣東不負重托,終於“殺出一條血路來”,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和排頭兵。

大刀闊斧平反大置冤假錯案

習仲勛到廣東後,按照中央的指示,大刀闊斧地對冤假錯案逐一加以平反改正。習仲勛以處理大案要案為抓手,帶動處理一系列規模大小不等的冤假錯案。

嚴肅處理反彭湃事件:“文革”期間,海豐出現了嚴重的反彭湃事件,有人把當年我黨領導農民運動的領袖彭湃同志宣佈成“叛徒”,殘忍地迫害彭湃烈士90多歲的母親,把彭湃烈士的兒子彭洪迫害致死,還殘酷殺害彭湃同志的侄兒彭科、彭競等,把彭科斬頭示眾,把當年地下党打成“叛徒黨”。這一事件造成160多人死,3000多人傷。習仲勛在聽取關於海豐問題匯報後,親到海豐考察,並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了匯報。最後,把殘殺彭湃烈士親屬及群眾的兇手交由司法機關嚴懲,被顛倒了的党的歷史重新恢復過來。

為陶鑄牙口所謂的“陶趙死黨”平反:陶鑄在“文革”期間遭到陷害和打擊,含冤去世。1979年1月20日,廣東省黨政軍和各界代表隆重舉行悼念陶鑄儀武,習仲勛出席了儀武,並在講話中旗幟鮮明地說:“原中南局和廣東省委是紅的,不是黑的。原中南局和廣東的各級領導和廣大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同陶鑄、趙紫陽同志一道工作的原中南局和廣東省的大批幹部被誣陷為所謂:陶鑄死黨’、‘陶趙死黨’,大批老幹部被揪鬥、關押,原中南局的工作和解放後17年廣東的工作被說成漆黑一團。現在陶鑄同志已經得到平反昭雪。所謂‘陶鑄死黨’、‘陶趙死黨,之類的-切誣蔑不實之詞,統統應當推倒。

平反廣東“地下黨問題”:廣東地下黨問題牽涉的幹部和群眾甚多,習仲勛到廣東之後,對這一問題非常關注,在聽取了有關部門對廣東“地下黨問題”的匯報和進行了深入的調查之後。他說,“抗日戰爭時期廣東黨組織是在周恩來同志為書記的南方局領導下從事革命鬥爭的,是我們黨的一個組成部分。全國解放前活躍在廣東各地的人民武裝隊伍,都是黨所領導的革命武裝,在革命鬥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把廣東的人民武裝口叫‘土匪部隊’,完全是誣蔑之詞,必須徹底平反。”並於1979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