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肅反”受不公待遇仍認真工作

1926 年5 月，年僅13 歲的習仲勳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兩年後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自1932 年3 月起，他領導發動了“兩當兵變”，兵變失敗後又與劉志丹等創建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1934 年11 月，陝甘邊蘇維埃政府正式成立，習仲勳任政府主席。1935年2 月，中共陝甘邊特委和中共陝北特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統一領導陝甘邊、陝北兩塊蘇區的黨政軍組織。習仲勳為中共西北工委領導成員，並繼續擔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陝甘邊蘇區和陝北蘇區連接成一片，形成了面積約3 萬平方公里、人口近百萬的鞏固的陝甘革命根據地，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將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陝甘地區奠定了堅實基礎。

不幸的是，此時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也影響到陝北。1935 年9 月下旬開始，發生了嚴重的“肅反”事件，劉志丹等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被捕，200 多人被錯殺，習仲勳也被關押。10 月，黨中央和毛澤東等到達陝甘邊地區吳起鎮，及時制止了錯誤的“肅反”，釋放了劉志丹、習仲勳等100 多位被關押的同志，在關鍵時刻挽救了西北的黨組織和西北革命。習仲勳獲釋後進入中央黨校學習。

不久，習仲勳被上級黨組織派到關中蘇區去擔任蘇維埃政府副主席。1936 年6 月，習仲勳改任甘肅隴東一個最貧困、常吃苦水的地方環縣任縣委書記。曾作為陝甘邊蘇維埃主席的習仲勳此時只被安排在一個條件很差的縣——環縣當縣委書記，顯然跟西北“肅反”帶來的負面影響有關。面對工作安排的不公，習仲勳沒有計較職務的高低，而是堅決服從組織安排，積極開展工作。他在環縣工作僅兩個多月，便迅速打開了局面。期間，他深入鄉村向農民群眾宣傳黨的抗日救國政策，揭露國民黨反動當局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罪行，發動農民組織起來，廢除保甲制度。經習仲勳介紹和發展，環縣建立了6 個區黨委、39 個鄉黨支部。從此，環縣有了第一批農民黨員。他還組織農民群眾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積極倡導廣大群眾參軍參戰、擁軍支前。

1936 年8 月中旬，習仲勳去陝甘省委彙報工作並參加會議。他在會上積極建言獻策，為宣傳革命主張、開展土地革命、準備物資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和建議。會後，他親自到各個區、鄉組織籌劃，安排縣、區幹部到廣大群眾家中，動員、組織他們為部隊籌集糧草。9 月，習仲勳接到陝甘省委的調離通知。習仲勳此次工作變動的重要原因，是中央認為對這批受錯誤“肅反”迫害的幹部存在使用不公的問題。此外，這次調動也和習仲勳不計較職位高低、依舊認真工作密不可分。隨即習仲勳調任中共關中特委書記。

受毛澤東賞識接過西北局重任

抗戰勝利後，由於全國各根據地都急需幹部，中央決定把領導西北局工作的重任交給這位七屆中央委員會最年輕的成員。1945 年10 月，時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習仲勳受命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任西北局書記。

習仲勳擔任西北局書記也是毛澤東對他的賞識和信任。早在1944 年底，王震率部南下時，毛澤東就曾找時任綏德地委書記的習仲勳談話，想讓他與王震一起率部挺進華南敵後。可幾天後，毛澤東又改變了主意，覺得習仲勳還是應該留在陝甘寧邊區。習仲勳對主持西北局工作確實感到誠惶誠恐，他懇切地對毛澤東說，我長期在地方工作，沒有在領導機關工作過，怕難以勝任。毛澤東熱情地鼓勵說：“正是因為你長期在下麵沒有在上面，所以才調你到上面來工作。把你調動一下，放在新的崗位上，你就得動腦筋了，就得調查研究，想辦法把工作做好。”毛澤東的話給了習仲勳巨大的鼓舞，鞭策著他努力做好工作。習仲勳從地委書記崗位經過兩個月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過渡就直接主持一個中央局的工作，對他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轉變和考驗。毛澤東十分關心習仲勳的工作，既放手讓他工作，又注意具體指導。

1947 年12 月，中央在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會議。習仲勳趕到楊家溝的當天晚上，毛澤東把他找到自己住處，讓他彙報了邊區戰爭、生產和群眾情緒等情況，詢問他對土改政策和形勢發展的看法，最後勉勵他要認真學習理論。毛澤東說：“你們長期做實際工作，沒時間學習。這不要緊，沒時間可以擠。我們現在鑽山溝，將來要管城市。你一年讀這麼薄薄的一本，兩年不就兩本了嘛！

三年不就三本了嘛！這樣，十幾年就可以讀十幾本，不就可以逐步精通馬列主義了嗎？！”又說：“一個人的經驗是狹隘的，它受時間、地點、條件的限制，要使經驗上升到理論，就得學習。只憑老經驗辦事，不能適應新形勢。”毛澤東的親切教誨，使習仲勳倍感溫暖。習仲勳擔任西北局書記後，十分重視縮短從擔負局部領導到指導全局工作之間的距離，以適應新的鬥爭形勢和任務的需要。他從實際出發，把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與西北實際相結合，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解放戰爭期間，他先後兼任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政委、西北野戰兵團副政委、西北人民解放軍副政委等職，和彭德懷一起轉戰西北戰場，開展新式整軍運動等軍隊政治工作；在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期間，他和賀龍一起大力組織後方支前，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國，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和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一起，為建設邊區嘔心瀝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邊區土改中，他提出的根據老區、半老區、新區不同情況，有區別地制定政策和糾正“左”傾偏向的意見，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充分肯定，並轉發全國各解放區。

４６歲成了最年輕黨和國家領導人

為了加強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1952 年7月以後，中央決定將全國各中央局的一些主要負責人調進北京。於是，鄧小平、高崗、饒漱石、鄧子恢和習仲勳等各中央局負責人陸續從各大區來京擔任黨和國家機關的領導職務。時任西北局第二書記的習仲勳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他協助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郭沫若，領導文化部（部長沈雁冰）、教育部（部長馬敘倫）、高教部（部長楊秀峰）、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章）等機構的工作。這對當時只有39歲的習仲勳來說，肩負的擔子無疑是很重的。習仲勳來北京前，針對自己的工作安排，誠心誠意地向毛澤東反映，按照他的經歷和水平，恐怕難以擔當起全國文教宣傳的領導工作。毛澤東鼓勵他說：“蛇，看起來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應手，關鍵在於真正謙虛地摸到事物的客觀規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同年深秋的一天傍晚，胡喬木等人在中南海划船，看見毛澤東在岸邊憩息，他們將船劃攏岸邊，向毛澤東問好。毛澤東說：“喬木，中央給你們中央宣傳部派了位新部長， 他是習仲勳同志。”又說：“仲勳是位很好的同志，延安時期他就是一位模範地委書記。”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習仲勳主持制定“整頓提高、重點發展、提高質量、穩步前進”的16 字方針，有力地指導了建國初期的文教工作。

1953 年9 月後，習仲勳歷任政務院秘書長、國務院秘書長。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他參與國家重大方針、政策、法規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國務活動和外交活動；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規章、制度、條例，為規範國家機關活動做了大量細緻的工作，受到周恩來的高度稱讚。毛澤東對習仲勳也很關心，尤其是高崗、饒漱石事件後，他把習作為西北根據地的代表人物來看待。

1959 年3 月25 日至4 月1 日，中央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習仲勳參加了會議。3月31 日 ，中央辦公廳有關負責人給習仲勳送來了《關於國家機構和人事配備方案（草案）》。在新提名的國務院副總理名單中列有“習仲勳”的名字。他看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就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信是這樣寫的：

昨晚收到《關於國家機構和人事配備方案（草案）》，看到新提副總理名單中有我的名字，反復考慮，心情頗為不安。回憶幾年來在國務院秘書長任職期內工作沒有做得很好，主要還在於自己有毛病，並不因職務關係而妨礙工作，因而內心十分歉疚。我仍樂意在下屆國務院謹守原來的工作崗位，多做些工作，做得更好些。這樣，於工作無損，對自己可能更有好處。特

懇請中央考慮，在新提的副總理名單中把我除名，另提別的同志為新增的副總理。

毛澤東和鄧小平接到信後，他們及其他中央領導都充分肯定了習仲勳的工作，沒有同意習仲勳的意見。4 月初，黨的八屆七中全會通過了中央政治局提交的《關於國家機構和人事配備方案》。在4 月中旬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習仲勳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這一職務也使46 歲的習仲勳成為當時最年輕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蒙冤１６年精神不倒

1962 年 9 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此會前後，康生等人提出了小說《劉志丹》有嚴重政治問題，攻擊這部小說是在為高崗翻案，以此陷害關心這部小說創作的習仲勳等人。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勳，在遭到誣陷後蒙冤長達16 年之久。

面對種種批判和責難，13 歲就投身革命、心中一直視“黨的利益在第一位”的習仲勳違心地承擔了責任。在隔離審查期間，在毛澤東、周恩來的關照下，他單獨居住在中央黨校附近的一個叫西宮所的院落裏。期間，他認真閱讀馬列以及毛澤東著作，並利用空餘時間在後院空地種上玉米、蓖麻和蔬菜等。此時，他也做好回農村做個農民的準備。他曾對夫人齊心說：“做農民雖然辛苦，但是心裏踏實。”為此，他上書毛澤東要求到農村去。毛澤東讓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回復他說，農村太艱苦，還是到工廠去吧。

康生領導的習仲勳專案組在搜羅了不少材料後，上報中央並且提出了“處理”習仲勳等人的建議。但是，毛澤東和周恩來不同意康生的“重處理”意見。他們堅持對習仲勳要按黨內矛盾處理，不僅要保留黨籍，還要按照黨的領導幹部安排工作。最後，中央做出的處理決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