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領導人眼中的孫中山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條件下,都曾鄭重評述過孫中山生平思想及其歷史功績,其內容一脈相承,且與時俱進。

在新中國成立至今的主流評價中,孫中山先生是革命家、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他為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為國家的統一和富強貢獻了畢生精力。他在全國各族人民和一切愛國人士當中有著崇高的威望,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對他懷著崇高的敬意,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孫中山也始終把中國共產黨人當成自己的親密朋友,樂於與中國共產黨合作。他的思想是寶貴的精神財富,他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隆重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前夕,《瞭望》新聞週刊就中共領導人眼中的孫中山,專訪了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楊明偉。他說: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在不同的時代背景和社會條件下,都曾鄭重評述過孫中山生平思想及其歷史功績,其內容一脈相承,且與時俱進。

“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

毛澤東一直以十分尊敬的態度,對孫中山的歷史地位和革命精神作出過高度評價。毛澤東對孫中山的稱謂分別有:偉大領袖、處在半殖民地國家的大革命家、偉大革命家、中國民族革命的領袖、中國最早的革命民主派、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或偉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等。這些稱謂,均是在偉大人物這個層面上評價孫中山的,其中,“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稱謂,足以反映孫中山開創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事業的歷史功績。

毛澤東不僅從總體上對孫中山作出崇高的評價,而且還具體說明瞭孫中山的“偉大”之所在。1938年3月12日,孫中山去世13周年時,毛澤東在延安舉行的紀念大會上提出:孫中山的偉大,“在於他的三民主義的綱領,統一戰線的政策,艱苦奮鬥的精神”,“三民主義綱領與統一戰線政策”,是孫中山“對於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貢獻”;同時他又能把革命的主義和政策與革命的毅力和精神相結合,使主義和政策得到貫徹。40年艱難曲折的奮鬥中,“孫先生總是愈挫愈奮,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當著多少追隨者在困難與誘惑面前表現了灰心喪志乃至投降變節的時候,孫先生總是堅定的”。“他始終堅持了三民主義,並且發展了三民主義”。“不但堅持了而且發展了統一戰線”。

1939年5月4日,在延安青年群眾舉行的五四運動20周年紀念大會上,毛澤東發表《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時指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

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又指出:“孫中山先生之所以偉大,不但因為他領導了偉大的辛亥革命(雖然是舊時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為他能夠‘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革命政策,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樹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

新中國成立後,1956年11月11日,召開首都各界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大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都出席了會議,13個國家的代表在會上講話。

第二天,毛澤東還在《人民日報》上以《紀念孫中山先生》為題發表文章,對孫中山一生的歷史功績和革命精神作了新的全面總結,稱他在中國民主革命準備時期,以鮮明的中國革命民主派立場,同中國改良派作了尖銳的鬥爭,他在這一場鬥爭中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他在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國;他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給我們許多有益的東西。

不僅在思想方面,毛澤東還從人格方面對孫中山進行了高度評價。毛澤東說:“孫先生是一個謙虛的人。我聽過他多次講演,感到他有一種宏偉的氣魄。從他注意研究中國歷史情況和當前社會情況方面,又從他注意研究包括蘇聯在內的外國情況方面,知道他是很虛心的。”“他全心全意地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同時,毛澤東也指出要全面評價孫中山,認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中共領導人也多次指出了“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從孫中山也可以看出來”,“如果沒有共產黨的合作,沒有共產黨的幫助,他就不能提出明確的綱領”。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毛澤東將孫中山與孔夫子並論,可見其對孫中山歷史遺產的重視。毛澤東所講承繼孫中山的歷史遺產,含義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對孫中山未竟的革命事業的承繼,也包括對孫中山樹立的革命精神的承繼,還包括對孫中山革命經驗的承繼、對孫中山這面旗幟的承繼。

但是,承繼的目的是為了發展,為了發揚光大,因此,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逝世13周年的講話中,把三民主義綱領、統一戰線政策同艱苦奮鬥的精神,並列稱作“孫先生留給我們的最中心最本質最偉大的遺產”,號召“一切國民黨員,一切共產黨員,一切愛國同胞,都應接受這個遺產而發揚光大之”。

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將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作了比較,分析了其相同的部分和不同的部分。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承認‘三民主義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承認‘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承認共產主義的最低綱領和三民主義的政治原則基本上相同。但是這種三民主義是什麼三民主義呢?這種三民主義不是任何別的三民主義,乃是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所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

1945年,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進一步發揮和發展了這個思想。1949年,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積二十八年的經驗,如同孫中山在其臨終遺囑裏所說‘積四十年之經驗’一樣,得到了一個相同的結論,即是:深知欲達到勝利,‘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孫中山和我們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觀,從不同的階級立場出發去觀察和處理問題,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怎樣和帝國主義作鬥爭的問題上,卻和我們達到了這樣一個基本上一致的結論。”

在籌備建立新中國的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開幕詞中,毛澤東說:“一百年以來,我們的先人以不屈不撓的鬥爭反對內外壓迫者,從來沒有停止過,其中包括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在內。我們的先人指示我們,叫我們完成他們的遺志。我們現在是這樣做了。”

1956年紀念孫中山誕辰90周年時,毛澤東指出,“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並且把這個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等等。

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是基於中國革命基本歷程的正確反映。孫中山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經驗與教訓,都為後來者提供寶貴的財富,也是中國共產黨取得勝利的前提條件之一。而孫中山這面旗幟,是由孫中山幾十年奮鬥的歷史和貢獻樹立起來的,是一面革命的旗幟,一面振興中華的旗幟,在整個中華民族,包括廣大海外華僑華人中,具有很強的凝聚力和號召力。舉起這面旗幟,無論對推進中國的革命事業還是革命勝利後的建設事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正如,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毛澤東所說,“將來我們的力量越大,我們就越要孫中山,就越有好處,沒有壞處。我們應該有清醒的頭腦來舉起孫中山這面旗幟。”

“孫中山的研究問題還可以繼續搞,有益處”

圍繞孫中山的歷史功績,1987年2月18日,鄧小平在會見加蓬總統邦戈時談話時指出:“中國從鴉片戰爭起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成了世界著名的‘東亞病夫’。從那時起的近一個世紀,我國有識之士包括孫中山都在尋求中國的出路。”鄧小平還指出:“後來,孫中山覺得資本主義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為師’,學習十月革命後的俄國,開始了國共合作,導致北伐戰爭的勝利。”

鄧小平的談話將孫中山的偉大的歷史功績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二是開創國共合作,導致了北伐戰爭的勝利。

同時,關於孫中山的階級局限,鄧小平也指出:“孫中山開始就想學習西方,所謂西方即資本主義。”但是,“歷史告訴我們,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行,中國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沒有別的道路可走”。孫中山試圖在中國創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種種嘗試和努力都失敗了。後來,孫中山覺得資本主義西方不行了。於是,他開始了新的探索和轉變,但是從根本上說,他仍然是一位資產階級革命家。鄧小平指出,“孫中山逝世以後,國民黨的統治使中國繼續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悲慘地位。”

關於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鄧小平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繼承和發展了孫中山的革命事業。1982年12月14日,鄧小平在會見全國政協五屆五次會議新增選的政協常委馬璧(原任臺灣《政治評論》月刊社社長,1981年回內地定居)、范壽康(原任臺灣大學教授兼圖書館館長,1982年從美國回國定居)時強調:“臺灣講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有各種解釋,真正實現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是我們。你們會熟悉建國以來我們所經歷的事情,熟悉這方面情況很重要,我們走的路是曲折的。現在可以說,三中全會以來走的路證明是對的。”

同時,鄧小平也注重推進關於孫中山的研究、紀念和宣傳。1980年10月7日,鄧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