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劫夫，中國著名紅色作曲家。1913年11月17日生於吉林省家安縣，1976年12月17日病逝於瀋陽。李劫夫，原名李雲龍。1937年5月，24歲的李劫夫到了延安，參加了八路軍西北戰地文藝服務團。曾任延安人民劇社教員，西北戰地服務團、冀東軍區文工團團員，東北野戰軍第九縱隊文工團團長，1948午後任東北魯藝音樂部部長，東北音樂專科學校校長，瀋陽音樂學院教授、院長，中國音樂家協會第一、二屆理事和遼寧分會主席。

1938年9月，李劫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丁玲主編的《戰地歌聲》一書，由武漢生活書店出版，書中收錄了29首歌，其中13首，為李劫夫所作。到“文革”前，劫夫擔任了瀋陽音樂學院院長。

李劫夫有著十分廣泛的文藝天才，對美術、文學、戲劇都有較高的造詣，其突出的藝術成就表現在歌曲創作方面。他對中國民族民間音樂及人民群眾的音樂審美習慣有深刻的瞭解。他的作品大都具有濃鬱的民族風格和通俗、質樸、自然和生動的藝術特色。他以民間分節歌形式寫作了許多事歌曲，文革前最著名的如《歌唱二小放牛郎》等，生動地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人民群眾的鬥爭生活和英雄事蹟，歌曲曲調親切動聽、結構簡練嚴謹，曾流行於華北各抗日民主根據地。他運用北方說唱音樂、戲曲音樂的藝術手法於歌曲創作之中，擴大了歌曲體裁的表現容量。他還創作了解放以後最著名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等。1964年由春風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了《劫夫歌曲選》，其中收入了他在各個歷史時期的主要歌曲作品205首。

在文化大革命中李劫夫的歌曲創作也隨之全民的崇拜浪潮進入了一個特別的時代，他為那些散不成詞、律不成韻的《毛澤東語錄》寫下了大量的“語錄歌”，他不但是“毛主席語錄歌”的創始人，他還為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所有詩詞都譜了曲，讓毛澤東的詩詞，成了可歌可唱的流行歌品，並被廣為傳唱。當時，中國的主要媒體是這樣評價這件事的：1966年9月30日《人民日報》第一次刊登毛主席語錄歌時，編者按說：“這是一種嶄新的形式。”即這種產生於“文化大革命”中的嶄新的音樂形式。1966年10月25日的《人民日報》在發表第三批毛主席語錄歌的編者按說：“廣大工農兵群眾和紅衛兵說，我們最愛唱毛主席語錄歌。唱起毛主席語錄歌，就想起毛主席。唱起毛主席語錄歌，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導。唱起毛主席語錄歌就更覺得毛主席在我們身邊。唱起毛主席語錄歌，就越是心紅眼亮，鬥志昂揚！”

李劫夫是一個非常勤奮的音樂創作家。從他在抗日根據地開始創作歌曲時起，一生中，他一個人寫了兩千多首歌；其中，有相當部分，在“文革”中被人傳唱不衰。但是從1972年初起，在其後長達十年的時間裏，中國的天空，不論是廣播電臺中，還是電視裏，卻突然再也聽不到劫夫所作的那些歌曲了。李劫夫站錯隊了嗎？李劫夫的“政治錯誤”，帽子很大，其罪名是“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團”。他怎麼會陷到“林彪反革命集團”中去呢？用一句政治術語說，是“事出有因”，但絕對“查無實據”。

“文革”一開始，劫夫其實就很害怕。因為，他是個音樂天才，在音樂方面，能無師自通，但對其他方面，則常顯幼稚。尤其是，他的確不懂政治，不知道政治遊戲中的潛規則，而從延安時期起，偏偏又看到過許多個人政治生活的悲劇。因此，對政治運動，他常常害怕，害怕會整到自己頭上來。

但是，他在中國的十分複雜的政治風浪中，躲過了第一劫，卻難以躲過第二劫。果然，像成千上萬的領導幹部一樣，劫夫自然逃脫不了被音樂學院的紅衛兵批鬥和抄家的厄運。對此，李劫夫只好逆來順受，等著挨批鬥，等著被抄家。事情到此，李劫夫與絕大多數其他領導幹部一樣，若熬過了此關，以後“文革”的日子，無非就是檢討檢討所謂“走資派”之類的錯誤，然後，便能隨“眾神歸位”，可重新回到音樂學院院長之類的職位。

然而，此時發生的一件“好事”對李劫夫影響極大。當時瀋陽音樂學院的紅衛兵分為兩派：一派為“紅色造反團（紅造團）”，是要打倒李劫夫的；另一派叫“井岡山”，卻是想保李劫夫的。“紅造團”是激進造反派，勢力不小，而“井岡山”雖是擁軍派（擁護軍區），但估計力量鬥不過“紅造團”。於是，他們為了不讓“紅造團”劫走院長李劫夫，於1967年1月15日，派專人將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來，同時，向“中央文革”與周恩來總理送信反映。

1967年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成員戚本禹真的派他的秘書劉漢，來到李劫夫的住處瞭解情況，並將李劫夫轉移安排並住進了北京航空學院。因當時，北航已由“北航紅旗”造反派紅衛兵掌了權，沒有“中央文革”的話，誰也不可能從北航將李劫夫弄走的。1967年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見了李劫夫與瀋陽音樂學院各派紅衛兵代表，並公開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與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李劫夫的，因為，他們認為，李劫夫所創作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等，他們都熟悉，也都認為是符合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

因為受到中央要害人物的保護，李劫夫便對去北京有了好感。因此，當他於3月8日回瀋陽後，僅僅過了一個多月，在瀋陽發生了武鬥，又據軍區情報，知道有一派造反派仍想抓他去批鬥之時，他便以要為《人民日報》寫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的文章為由，在瀋陽軍區的安排下，於4月份，又回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報》招待所。在以後一年多中，李劫夫的大多數時間都留在了北京。

在京期間，一是受到“中央文革”領導人的重視，李劫夫零星但非正式地參與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的一些活動，而重點則是為一段段的《毛主席語錄》譜曲，同時寫下了那首當時全國億萬人都會唱的至今在每個卡拉OK歌廳也都會有的《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樣，原本是從外省逃亡來京的李劫夫，反而在北京過起了充實而有滋有味的日子，甚至，還被邀請出席了當年中共中央舉行的“八一”盛大宴會。

“文革”初期“語錄歌”在國內的傳唱情況，真可以說是家喻戶唱，老少鹹歌。因此後來有人戲稱語錄歌是“文革”中的“流行歌曲”。從其流傳的廣度來說，“語錄歌”的確當之無愧！

李劫夫的語錄歌在海外或外國人中流傳的情況很少見到報導。僅見的兩則記載是：(一)1967年“草田指揮的合唱團”在香港大會堂舉行“中國現代歌曲演唱會”，其中有一首《應當向一切幫助敵人、反對同胞的偽軍、偽警提出警告》的毛主席語錄歌遭到了港英當局的禁唱，當時，“主辦者在場上宣讀了抗議信，於是聽眾振臂抗議，高呼口號，情緒激昂。”(二)據《人民日報》1966年12月28日報導《阿爾巴尼亞國家歌舞團在北京首次演出》中提到：整個演出是在歌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恩維爾•霍查同志和歌頌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嘹亮歌聲中開始，以後的節目中，一位阿爾巴尼亞歌唱演員手臂上還戴著‘紅衛兵’袖章，高舉著紅彤彤的《毛主席語錄》走向台前，隨著手風琴的伴奏，用中國話高唱毛主席語錄歌《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阿爾巴尼亞文藝戰友對毛主席的熱愛使首都觀眾很激動，這時臺上臺下同聲高唱：“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當年我在中國電影《新聞簡報》中也看到這一情景了。

李劫夫不斷的創作革命歌曲和語錄歌曲，使得他在文革中不像其他當權者“靠邊站”，或是挨打，挨批，成了音樂學院“革命委員會“的主任。雖然林彪接見他，雖然說只是為了太太熱心幫林彪的女兒介紹男朋友。無論如何，那時候，是劫夫的藝術生命和政治生命中，獲得了最高，最輝煌的一頂皇冠。對人的忠厚，對藝術的癡情，對黨和領袖的愚忠，對副主席的感恩，他為林彪寫出了《重上井崗山》。

1970年的一天，他的夫人張洛在林彪的幹將李作鵬的家裏偶然看到了林彪寫的那首《重上井岡山》，當時是寫在條幅上的。張洛便將它抄下，回瀋陽時帶給了李劫夫。

為毛澤東詩詞譜曲譜上癮了的李劫夫，主動為林彪的這首《重上井岡山》譜了曲。後來，6月底李劫夫因病去北京301醫院治病時，總參謀長黃永勝與空軍司令吳法憲以及林彪的老婆葉群便特地又接見了他一回，並請他吃了一餐飯。其間，李劫夫便向黃、吳、葉展示了他為林彪詩詞所譜之曲，並當場演唱了一番。黃、吳、葉聽後，都很滿意，說曲子“很雄壯”。

那時，李劫夫大多數時間留在了北京。除為《毛主席語錄》譜曲外，他還加強了與黃永勝一家的往來，這是導致劫夫陷入萬劫不復的人生黑洞的開端。劫夫1943年就與黃永勝認識。上世紀60年代初，李劫夫將黃永勝年僅12歲的三兒子黃春躍招到瀋陽音樂學院學音樂，並讓他住到自己家中。後來，黃永勝的妻子項輝方還讓黃春躍做了劫夫的乾兒子。

那麼，李劫夫又是怎樣和副統帥林彪套上關係的呢？這個問題說來蹊蹺：1968年初的一天，黃永勝夫人項輝芳告知李劫夫夫人張洛，葉群委託她幫林豆豆找一個非幹部子弟做對象，因此，問張洛能否在文藝界找找，因張在瀋陽文聯工作。張洛還真在文聯給林豆豆找了一個小夥子，葉群便讓項、張帶給林彪看。可是，怎麼讓林彪看呀？葉群便安排了一個由林彪接見無產階級革命音樂家李劫夫的政治活動，讓那小夥子冒充劫夫的隨行人員，一道參加接見。

接見中，葉群將李劫夫介紹給了林彪，為李劫夫大肆吹捧了一頓，說他是八路軍出來的音樂家，成就如何如何，煞有介事。而林彪自然也例行說了幾句鼓勵的話，表揚了寫語錄歌的方式很好！這是李劫夫唯一的一次受到林副統帥的接見。

雖說事情由“作媒”做起，但當時受到“林副統帥”的親切接見，畢竟是一件人生大事。回家後，夫婦兩人連忙給林彪寫了一封感謝信，表示要“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等等。

這封信，在後來林彪事件發生後便成為向林彪表忠心的“效忠信”，成為李劫夫的一樁重大罪行。

除以上兩個問題以外，劫夫還有以下一個“投靠林彪集團”的嚴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