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想幹好事，得學中國集體領導制。”2013年7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在出版《中國集體領導體制》一書時如是說。

這一體制是如此重要，以至於它常年需要巨大的能量來維持運作。這些能量，既包括中共高層們的政治成色，亦同時牽涉到中南海內外的一系列機構、人員。

“集體總統”治中國

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體制，最大的例證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設置。

但這一例證，在新中國成立以來顯隱不定，先後經歷建立（1949年至1957年）、破壞（1958年至1976年）、重建（1977年至1991年）的過程。其中，1982年是一個轉折點：中共召開“十二大”，通過黨章正式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核心地位。

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政治局

這一含有巨大政治能量的變革，與其時已經去世6年的毛澤東有莫大聯繫。

1956年，毛澤東在考慮中央領導機構設置時，提出增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以便“個別人提前見馬克思，還有人頂著”。這一年的中共“八大”上，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被選舉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構成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

時至1993年，七位政治局常委分別代表五大機構：黨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其中，江澤民作為黨中央總書記，同時兼任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此後，雖然政治局常委人數增減不一，代表機構也有所變動（比如中共“十五大”上增補中紀委書記尉健行為政治局常委），但集體領導制也由此逐漸形成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為核心，相對分工、內部協調，共同治黨、治軍、治國的政治格局。

入常兩步走

中共中央集體接班人的產生，既不是西方國家選舉國家元首時“空降兵”一樣一舉上臺，也不像“文化大革命”中的王洪文那樣“火箭式”上臺，而是典型的“臺階式”，至少要跨越兩個重要的政治臺階，才能成為中央領導集體成員。

第一個臺階是擔任黨的省級書記。以江澤民為代表的第十五屆中央政治局7位常委中，有5人擔任過省委書記、直轄市市委書記，而以胡錦濤為代表的第十六屆中央政治局9位常委中，有6人擔任過省委書記、直轄市市委書記。

第二個臺階是擔任黨的領導集體成員的主要助手，也是“集體交接班”的過渡期。在這個臺階上，他們主要作為政治局常委的助手，擔任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候補書記。與此同時，政治局常委對他們也起到“傳幫帶”的指導作用，使他們儘快完成從地方負責人到中央領導人角色的轉變。另外，這一階段還起著集體考察的作用。

通常情況下，只有走完之前兩個政治臺階之後，才能正式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為領導集體核心成員之一。

調研與發言權

在這種胡鞍鋼稱為“集體總統”的中國特色體制下，政治局成員在決策之前，通常會採取“集中調查、整體研究”的集體學習、調研的機制，對所有涉及國計民生和國家前途的問題，進行廣泛的信息採集和集體討論。

近年來，集體調研和集體決策的典型例證，“西部大開發”戰略必須算上一個。這項於2000年春天開始運作的國家政策，出臺背後有著一連串與集體領導制相關的數字：政策出臺前後的五年間（1997-2002），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位常委，先後237次到全國各地進行相關考察，人均34次。遠超平均數的則是江澤民和朱鎔基，兩人的考察次數高達52次。1999年，前者在西北地區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才正式提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

至於後來人，同樣繼承了這一傳統。第十六屆政治局常委，總共在全國各地進行352次調研，但第十七屆政治局常委們，則在不到四年（2007年10月至2011年8月）的時間裏就已經完成386次調研，增長幅度為9.7℅。

這一趨勢，仍在以習近平為代表的第十八屆常委們身上延續。2012年11月至2013年7月，短短八個月時間內，七位常委就到全國各地調研將近50次，覆蓋的省市區達到22個。

只有一個聲音

調研的目的，自然是為形成最後的決策。從現實情況看，中共高層在跨出這一步前，往往還有數個步驟需要完成。

其一是聽取“外腦”的意見。所謂“外腦”，指的是國家決策體系中的“人民群眾、國內外智庫和地方四套班子”的組成部分。

其二則是聽取“內腦”意見。所謂“內腦”，指的是國家決策體系中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為核心，包括國務院、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三大班子的組成部分。

最終的決策，則是由政治局常委會的內部協作收尾。這種協作，通常由常委間的交流協商來完成。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每個常委不僅代表個人發表看法，還需要代表各自機構發表意見。由於每個領導成員的不同經歷和信息途徑，在這類大事上有不同看法亦很正常。通過常委會內部交流，可以降低信息的不對稱性。

不過，一旦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集體決定，各方機構就必須嚴格照辦，各位常委直接向所在機構（黨組）傳達這一決定，根據分工各自採取行動，不允許有例外。

按《中國集體領導體制》一書的說法，“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外只能是一個集體，不得突出強調個人；對外的言論只能有一個聲音，而不能有第二種聲音。”

中央辦公廳: 政治局的大管家

中共中央辦公廳，一個公眾耳熟能詳但也深感神秘的部門。中共十八大前後，它在各種新聞中被提及的頻率激增，但因身處中南海，其如何運轉卻少為人知。

中央辦公廳屬於中共中央直屬機構，是為中共中央等服務的辦事機關，主要職能包括負責黨中央文秘、會務工作，負責全國黨政系統的密碼通信和密碼管理，負責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安全警衛等等。

首任主任楊尚昆

中央辦公廳的負責人稱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般由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序列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如果從建國後開始算起，栗戰書是第11任中辦主任，首任中辦主任就是楊尚昆。

1945年，楊尚昆從李富春手裏接過中辦主任一職後，在這個崗位上幹了20年。但據說，李富春在交班時說，“我早想找個‘替死鬼’，現在總算找到了”。而事實上，楊尚昆在這20年裏也多次向毛澤東提出調換工作的問題。

1965年11月10日，楊尚昆突然被免去中辦主任。同一天，《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文化大革命”拉開序幕，中辦首當其衝 “毛澤東認為我是教條主義者，又和彭德懷的關係密切，如果不撤掉我的中辦主任，我將成為‘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所以，他首先拿我開刀。”楊尚昆說。

接任楊尚昆擔任中辦主任的是汪東興。1976年10月，按照葉劍英、華國鋒的部署，汪東興以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的身份，率領8341部隊具體實施了對“四人幫”的拘捕行動，結束了“文化大革命”。

胡耀邦看上了溫家寶

1985年春，時任地質礦產部副部長的溫家寶被任命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當時的總書記是胡耀邦，1985年前後，他特別委託中央組織部考察幹部，特意提出了希望物色辦公廳主任的合適人選。當初的挑選標準有四個：副部級以上、年輕、學歷較高和有才能。經過幾輪篩選，那次選拔只留下三個幹部，其中之一就是溫家寶，另一個是吳邦國，還有一位吉林幹部。

1984年，中央讓溫家寶等三人參加了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準備工作，職務是大會副秘書長，這實際上是對他們的考察。第二年春天，溫家寶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時任中辦主任是王兆國。1986年，王兆國被任命為中央書記處書記，而溫家寶接任王的職務，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七位中辦主任。

中央辦公廳工作很繁雜。凡中央最高決策層的重大機密、重要事務都深度參與，同時她又要擔當服務工作，政治重要性、服務多樣性、工作事務性融為一體，“婆婆”林立，牽一髮而動全身。

中辦保密制度嚴格

作為中央要害部門，中央辦公廳同時也是國家秘密最大集散地。高層歷來對保密工作十分關心。那麼與中央機密高度接觸的中央辦公廳，如何保守黨的秘密呢？

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原副局級幹部田真，曾經發表了一篇文章，回憶了中辦的保密制度：大原則的關鍵詞是“不”——凡與自己工作無關的秘密事項，不應過問；不應知道的秘密，就不要打聽；不該告訴別人的秘密事項，就不能告訴。

具體到中央秘書處，其保密制度規定：每日必須清理焚燒字紙簍內的字紙，特別機密和重要的廢紙立即燒毀，不得在電話中轉述機密事件，外出時應檢查是否夾有文件等等。

保密制度還規定：白天、節假日外出，必須兩人同行，並請假、登記。晚上外出必須兩人以上同行，十二點以前必須回來。未婚或單身員工一律不准住宿。

參謀黨中央

中央每一個決策,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這其中不止有政治局常委和委員們的高瞻遠矚，也有眾多中南海高參的真知灼見。

“三朝”高參王滬寧

自今年3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履新以後，在他視察各地、首訪俄非四國等一系列活動中，新科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甯，總是跟隨其後。

1995年，時任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的王滬寧，以一名普通中共黨員的身份，進入中央政策研究室並出任政治組組長。

但知情人士稱，早在中共十三大之前，王滬甯的政治才華就被黨和國家領導人看中，尤其是頗得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曾慶紅的賞識。曾任上海市委書記的吳邦國在調進中央之前，就有過請王滬甯作政治顧問的念頭，進入中央之後仍念念不忘，而且多次在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面前提起。後來，江澤民為此還同王滬寧開玩笑說：“如果你再不進京，這一幫人可要跟我鬧翻嘍。”

1998年，王滬寧出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並且自此時起，開始以國家主席特別助理的身份，在江澤民出訪等外事活動中陪伴左右，成為江澤民時代最為重要的高層智囊。

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江澤民卸下了總書記職務，但王滬甯更上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