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崔世安在二零一四年施政報告中，提出構建長期人才培養長效機制的重要施政理念。構建本地人才培養的長效機制，這是特區政府以「人才建澳」作為基本的理念，把全面落實教育發展作為人才培養重要的途徑，將培養經濟社會進步所需的本地人才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為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推進建設「一個中心」、「一個平臺」創設優良的條件，為緩解經濟社會急速發展的需求，加快人才的支持和儲備，及早謀劃人才培養的戰略部署，以達致澳門居民素質的全面提升，「一國兩制」得以薪火相傳的重要措施。當然，也是積極呼應習近平、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等國家領導人對澳門特區工作的指示，為保持澳門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愛國愛澳隊伍的壯大發展並薪火相傳所開展的重大政務行為。

從施政報告有關構建人才培養長效機制部分內容的字裡行間看，所採取的建立五個制度，及推行六項計劃等措施，主要是為適應澳門特區未來進一步的建設，及保持澳門特區的長期繁榮穩定，必須要有足夠的應用性及專業型的人才，而制定的。這確是在實際上有此需求。

澳門特區目前應用性及專業型人才的不足，是由於歷史的原因而造成的。一方面，澳門過去長期以來，各行業的發展並不成熟，比鄰近的香港等地落後得多；再加上當年的那場「一二‧三事件」，使一些中產階層對前景產生疑慮，因而不但是吸引不了人才「孔雀東南飛」，而且反而倘有的人才也留不住，不少具有較高學歷的年青人外流到香港「搵食」，或是在外國學成後不返回澳門，留在當地就業。這就導致本來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澳門地區，中產階層長期發育欠成熟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內地改革開放初期，先是廣東，後是福建，繼而全國各地，一下子向澳門湧進超逾十萬人的新住民。當中固然有不少是曾經滿腔熱情回國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歸僑，具有較高的學歷及各類專業能力，也有原居於內地的高學歷專業人士，但無容否認，大多數是文化程度較低，不具專業能力的農民或城市低層居民。這就將原本就屬於專業發展不成熟的澳門的專業水平，進一步扯低。

但那至少已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隨著時間的流逝，即使是當年的新住民，他們的下一代，也已得到了較好的教育機會，並因為先是前澳葡政府，後是澳門特區政府的較為優厚的教育福利制度，使得青少年的就讀率普遍提高，再加上本地幾家大學機構的「準入門檻」不高，而海峽兩岸的大專教育機構為了吸引港澳學生，也設下了較為優惠的入學條件，因而澳門高中生的「升大率」還是蠻高的。當然，他們的學術水平，能否與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畢業相比，又是另一回事。

而在澳門過渡期中，實行「公務員本地化」，這給具有大學學歷的青年們，能進入政府機關服務，實現自己的向上流動，提供了較好的機會。

但由於澳門向來只是一個經濟城市，而不是政治城市，許多學子在擇校選系時，多偏重於應用學科，如工商管理、會計等；即使是後來有了「公務員本地化」的機會，修讀的也是以公共行政、法律等為主，選擇政治學科的可說是鳳毛麟角。因而無論是澳門特區政府的公務員，還是社會上的管理人員，主要是普及型的較多，特殊專業性的較少，政治學科的更少。

而偏偏是澳門特區社會最近悄悄地出現了某種變化，那就是「反對派」青年喜歡修讀政治學。實際上，據說「新澳門學社」的新一代年青負責人，就考上了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而台大政治所的學術水平是數一數二的，培養出不少藍綠各陣營的政治精英，舉目藍綠兩陣營的領袖或政務官、民意代表，出身於台大政治所的佔了較大的比例。由於台灣的特殊政治生態環境，台大政治所的不少學生，以政治選舉為研究項目；而本身就有政治色彩，甚至就曾經出任過藍綠兩陣營政務官的教授，也刻意地指導他們到藍綠政黨的選舉活動進行田野調查。這是一個新動向。因為到目前為止，尚無政治立場偏向於建制派的學子在台大政治所就讀。而在未來一段時間後，「新澳門學社」實現新老交替，乘坐台大政治所深造者可能會成為該學社的主導者，澳門立法會選舉及立法會內活動，就將會出現「台灣化」甚至是「民進黨化」的現象。對此，建制派有必要未雨綢繆，挑選己方有潛質的青年，保送他們到倫敦政經學院或美國哈佛大學的政治學系深造，以為未來有可能出現的新現象作抗衡。

另一方面，施政報告說的是構建人才培養長效機制，其實當前就存在著政務尖端人才緊缺的緊迫感。實際上，特首崔世安在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後的記者會上，就透露了他對未來甄選主要官員人選的憂慮。

應當說，以崔世安的自身優勢，及特首選舉制度的有利條件（除爭取連任的特首外，其他官員參選時都必須辭職），崔世安得以連任，已是毫無懸念，這連吳國昌也是如此認為。

但他面臨特區政府換屆時主要官員的「人才」問題。那就是，在現任的主要官員中，除張俗、劉仕堯、馮文莊、何永安等少數幾人外，其餘有多是已經已連任出任十五年。即使是在行政會委員中，也是如此。這無論是在西方社會，還是在內地，都是罕見的。因而屆時是有必要調整一下了。

但「吐故納新」時的「新人」從何而來？況且不排除為了保證政務更暢順，可能會恢復回歸前的七個司長（政務司）的編制，對「新人」的需求又多二人。

按一般規律，當然主要是從現有中高級官員中物色；但倘是實行問責制，也可從社會上甄選，包括大學教授，或企業、社團中尋找。目前台灣地區政務官的來源，主要就是由事務官升任，大學教授借調，政黨調任等三個途徑。

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的一段話，值得參考。他說，對那些長期在條件艱苦、工作困難的地方工作的幹部要格外關注；對那些不圖虛名、踏實幹事的幹部要多加留意；對那些埋頭苦幹、注重為長遠發展打基礎的幹部不能虧待。而習近平也有過類似的談話。

實際上，經過回歸來十多年的歷練，在特區政府的局級官員中，有不少人是具有「更上層樓」的潛質的。但越是有潛質的人，就越是謙虛謹慎，不高調，不出鏡，不見報，不張揚，腳踏實地埋頭苦幹。崔世安明年在「揀蟀」時，宜將考察視野放寬些，看遠些，不要將注視眼光集中在一些經常出鏡見報的人的身上。須牢記「滿桶水不蕩，半桶水蕩」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