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回歸時，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拒絕入住禮賓府，名義上稱不願將特區與殖民地記憶再做關聯，但有報道認為“董建華實際是擔心英國方面在俯內安裝竊聽器”。

若不是斯諾登選擇香港作為他逃離美國後的第一站，恐怕人們已經漸漸淡忘了香港的情報功能。“香港”這兩個字，也已被中環的摩登大廈、蘭桂坊的夜夜笙歌、維多利亞港的燈光輝煌漸漸溶解。其實，在“東方之珠”外，香港還有另一個別稱－－“東方諜都”。散步于中環至金鐘的各國駐港領事館裏出人光鮮的各色人員，混跡于蘭桂坊“老外圈子”的金發美女，往往可能是諜報人員。

二戰時期，香港曾與里斯本、卡薩布蘭卡並稱“世界三大諜都”。國共之間、中日之間、世界各大國之間的情報戰，都把香港作為主戰場。張愛玲的小說《色戒》中的女主角王佳芝，就是在這－時期隨學校從廣州遷往香港，並在此接受任務，刺殺後來讓她愛恨糾結的易先生。

隨著戰爭的結束，里斯本與卡薩布蘭卡的情報中心功能也隨之消失，香港卻因其特殊的政治與地緣環境，繼續扮演“東方諜都”的角色。不久後中因國共內戰爆發，香港因其地處兩岸三地交匯處，又有眾多外國領事館駐紮于此，自然成為國共兩党特工重要的情報戰場。直至1949年國民黨撤守至台灣，中共建政，香港又成為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與中國進行情報角力的樞紐城市“境外勢力”真的存在斯諾登向全世界供出了美國的情報機密，終於讓人恍然大悟:原來，傳說中的“境外勢力”真的存在。據斯諾登講述，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內，至少有15名人員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特工，麗這並沒有引起港人的特別討論－－借用曾被中國指控為美國間諜的香港人、哈佛大學博士黃賢的話說，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口超過2000萬的國家都有情報機構。而斯諾登，只不過是那個指出了“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小男孩。

美國駐港領事館是其在世界各地所有領事館中人數最多的一個。據美國政治雜志 《地緣指導》披露，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的外派人員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大量情報人員在文化、商務，外交人員身份的掩護下，除搜集香港本地的情報外，還以香港為跳板。開展針對中國內地的間諜活動。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回歸前後，在香港破獲的一起間諜案，主犯約瑟夫‧陳就是利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空軍上校聯絡官的身份，以香港為跳板，前往中國東南沿海搜集軍事演習情報的。

據本港《鏡報》專欄作家鐘彥講述，前美國駐港總領事郭明瀚在任時，每月都有美國官方半官方的部門和組織非公開到香港活動。這些部門和組織包括:美國聯邦調查局、聯邦政府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美國國際開發署、美國傳統基金會、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美國國會香港特別小組等。同時，美國在香港還定期和不定期舉行駐港七國領事會議，通報美中活動、協調對香港問題的看法和行動。該會議被稱為“七國情報小組”，開會地點一度設在香港島中環的外國記者俱樂部，組內國家間會定期分享資訊。

斯諾登在接受《衛報》訪問中也証實，中情局的香港分站就在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內，他在訪問中還打趣說:“我肯定。他們在下周將會很忙。”

本港《新報》國際新聞版專欄作家林風向《鳳凰週刊》披露，每個國家的駐外領事館都會設有情報部門，在香港的外國領館也不例外。據他觀察，這些在港負責收集情報的外交人員每星期都要撰寫報告，然後發回本國匯報。所以這些人每週要不停地針對一些熱點時事，找尋相關人士面談，分析同勢。由於大部分外國駐港領館均在中環或金鐘，金鐘某間五星級酒店大堂的啡啡廳也成為領館人員和香港政商界人士交換意見的熱門之處。

林風表示，外國駐港領事平日除了約見香港政壇或學界人士之外，也會王動出席一些公開研討會，聆聽學者意見。他曾看到某國的領事在活動結束後，“左手拿著錄音機，右手拿著列有問題的紙張，走上台詢問講者看法”。

此次被斯諾登爆出的入侵香港中文大學網絡，也看出美國情報機構的良苦用心。香港中文大學網絡不僅為中大一所院校服務，還是香港互聯網交換中心的所在地。中大擔任交換中心的角色已有20多年歷史，從香港發出的所有互聯網資訊都將經過這裏。等於說，美國的情報機構直接在香港的情報心臟轉子－圈。

若不是斯諾登爆料，美國在港的情報探測工作或許會成為永久的秘密。多年來，美國特工在港工作風格嚴謹，很難被媒體捕捉到絲毫新聞。但若比起英國情報機構在港的多年苦心經營、精心部署，還是略遜一籌。

神秘的港英政治部

夾在中英之間的香港，歷來是情報戰中的兵家必爭之地。熟悉昔日特務在香港活動的香港立法會議員塗謹申表示，斯諾登並非無的放矢，香港從前的確是“情報中轉站”。他表示，香港作為亞太區重要的交通樞紐，在自由商貿環境下容易設立國際商行，方便掩護收集情報工作；而且香港又曾經是英國殖民地，西方人理所當然在港活動，所以世界多國都曾派員在港收集情報。

據一位元元熟悉情報工作的消息人士憶述，在英國管治香港年代，英國軍情六處曾經在小西灣設置無線電監控中心，負責監聽所有特務通訊工作，小西灣發展後轉移到舂坎角，現在已經建成豪宅。而1976年時任香港副布政司的霍德爵士，1974年亦曾任職新聞處，主要為了指揮政治部，方便取得中國內地的情報。

從1949年開始，直到香港回歸前，一切圍繞著中英之間的情報戰爭，都繞不開一個神秘的老牌英國情報機構－－港英政治部。港英時期的警隊政治部，雛形初成於1934年成立，名義上隸屬於香港員警隊，由警務處副處長指揮，實際上直接隸屬英國軍情五處，主要責任為反間諜及收集情報等多類特殊任氖

分部在香港的英方情報人員，向英國保安局五處(M15)三科負責，三科負責遠東情報，在香港、新加坡、新德里、坎培拉及惠靈頓設立五個辦事處。軍情五處的安全聯絡官辦公處設在駐港英軍總部內，遇到要事可無須通傳，直接謁見港督、三軍司令和警務處長。

1946年，政治部被納入香港員警隊架構中。上世紀50年代中期，政治部大力收集中國等國家的情報，並且嚴密防範和偵察大陸方面的中國共產黨以及來自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在香港進行顛覆和間諜活動。最初，政治部只有200多位雇員，直到1967年香港發生“六七暴動”，港英方面要求政治部全力滲透左派人士，加強政治部人員配備。直到80年代的高峰期，包括文職人員在內，政治部最多曾有1200名雇員。中方情報人員曾回憶，“六七暴動”最終暴露了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左派力量的部署與戰略考慮，中方的地下情報工作也遭到嚴重破壞。

由於政治部工作高度保密，且英國情報機構對其他英聯邦國家也有類似機構，因此，直到今天，有關港英政治部的內部架構，仍然未被外界知曉全貌。曾在政治部內部工作過的特工，所瞭解到的情況也只限於與其工作有關的部件。

竊廳手段被競相模仿

直到今天，中英雙方的情報人員都承認，香港是雙方進行諜戰的重要戰場。英國方面在香港回歸前，曾對中方情報人員進行長期竊聽、跟蹤、監視等手段獲取晴報。

中英之間的情報戰，在1997年之前，針鋒相對的是港英方面的政治部以及中國方面的新華社香港分社。上世紀80年代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在《許家電香港回憶錄》裏坦言，“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一職，真正的身份是港澳工作委員會書記，是中國政府駐香港的“總管”，有關香港的第－手情況，往往是通過香港分社傳回北京，也承擔著中方的情報任務。

據許家屯回憶，當時港英政府對新華社香港分社內部的一舉一動都要進行監控，以至於分社成員開會、打電話向北京報告都不得不跨過羅湖橋回到深圳再行動，以防行蹤暴露或電話被竊聽。

僅以竊聽手段為例，港英時期，政治部竊聽手段主要有三種。據曾在港英政治部工作過的化名為“羅亞”的華人特工回憶錄中記載，一是直接從電話線或機樓截取通話資訊，這種方法須得到電訊公司的配合，但在技術通達的今天已極少用到；二是設法進入目標建築，在室內安裝微型電子裝備，再在該建築附近安裝收聽站把信號收回。第三種方式是政治部特工最常用的方式，在目標鄰近樓宇單位鑽洞破牆，在牆內植入微型拾音器，直接接收信號。

港英政治部的竊聽手段，也被香港情報圈子的各路神仙競相模仿，回歸後的香港機要部門難有半點私密性可言。

2005年，香港第二任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上任前決定將特首官邸搬到禮賓府。在禮賓府翻新裝修時，意外發現禮賓府內遍佈竊聽器。據當時港媒報道:“包括客廳臥室以至浴室都‘不幹淨，”禮賓府在港英期曾為港督府。九七回歸時，首任香港特首董建華拒絕人住禮賓府，名義上稱不願將特區與殖民地記憶再做關聯，但有報道認為“董建華實際是擔心英國方面在府內安裝竊聽器”。此前港媒曾報道，香港政府保安局在九七回歸後徹底檢查過禮賓府，並移走府內所有竊聽器。如果此次發現的竊聽器是九七後安裝進去的，將對港府情報安全構成重大威脅。

無獨有偶，同一年解放軍駐港部隊大樓在裝修拆除一幅牆壁時，在牆身內發現竊聽器。位於添馬艦的解放軍駐港總部，前身是英軍駐港聯合總部。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搬人大樓前，解放軍方面已對該建築進行過詳細探測，未發現任何竊聽裝置。

三管齊下：間諜、收買線人和行動組

港英政治部獲取情報，通常通過間諜、收買線人以及行動組這三種主要方式來完成。間諜在常以英國駐港外交官、各大企業機構工作人員等身份做掩護。外交官通常以領事館三秘等身份為主，便於以體面的身份出入上流社會，結交各方人士。一位前英國外交官曾回憶，為了融人香港，他不得不苦學茶藝以便以“中國通”的形象出現在華人面前，一方面可以與華人找到共同話題，另－方面也會使對方降低警惕性。

政治部行動組收集行動情報，在資訊尚不通達的年代，看上去比較老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