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社會各界高度關注三中全會？

按改革開放以來的慣例，中國共產黨每5年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新一屆的中央委員會。此後，每年至少召開一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所有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都得參加。第一次全會通常在黨代會閉幕的第二天召開，主要討論並選舉中央最高領導層，如選舉政治局常委，通過中央書記處成員，決定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等，這就是一中全會。二中全會則在黨代會召開的次年春天、全國兩會召開之前舉行，主要討論新一屆國家機構領導人和全國政協領導人人選建議名單。這兩次全會都是討論人事問題，直到當年秋冬的三中全會，才集中探討全局性的經濟發展和改革問題，會期一般為3─5天。因此，三中全會出臺的決議，往往被視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主政綱領，對此後5年國家經濟形勢產生決定性影響。

現在，每當提到“三中全會以來”，大家自然而然地會想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為何被稱為共和國歷史上的轉折點？原因就在於，它實現了撥亂反正，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完成了中國共產黨工作重心的轉移……總而言之，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將中國帶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此後歷屆三中全會，都與經濟改革和發展規劃有關。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我國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以此為標志，改革重心由農村轉到城市，並吹響了向全面體制改革進軍的號角。

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之路並非一帆風順。風帆高懸的改革之船下面，暗流洶湧，稍有不慎，就有滲水沉舟的危險。在這一緊要時期，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批準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的方針，使原本過熱的經濟逐漸進入平靜期。

1989年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確立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領導。在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積極探索和領導下，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推動下，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以此為標志，中國進入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體制改革的目標雖已確立，但目標的構建路徑和具體內容尚未細化。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就承擔起這一歷史使命，為這一改革目標的實現構建了可供操作的藍圖。

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農業歷來都是定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如何在市場經濟下搞好“三農”問題成為中央領導人必須思考的重要問題。1998年，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到2010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奮鬥目標，同時確定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堅持的方針。

進入21世紀，中國在改革、發展的道路上繼續大踏步前行。2002年，黨的十六大確立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領導。第二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成為總結10年市場經濟歷程、開啟未來10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世紀宣言。2008年，時逢我國農村改革也是我國改革開放30周年，十七屆三中全會再次聚焦“三農”問題，提出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推動城鄉統籌發展。

2013年11月9日，我們即將迎來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將為世人展現未來10年的改革路線圖。即將在會上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也將成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主政後的綱領性文獻。因此，這次會議不僅備受國人期待，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回首35年的改革歷程，每一屆三中全會都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節點，連接起這些節點，也就抓住了中國經濟改革的主線。古人雲，“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我們透過歷史，重現1978年以來歷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黨的領導人的運籌帷幄，重溫為改革開放殫精竭慮、出謀劃策的專家學者的真知灼見，為大家呈現三中全會上改革者的氣勢與風範。

十一屆三中全會 鄧小平、陳雲，歷史選擇了這對搭檔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在中國共產黨許多重要而經典的文獻中，都能看到這句話。但是，從某種意義上說，只開了5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其實是一場學習會，是對此前開了一個多月、3天前才結束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進行討論和學習。或者說，也是一個儀式，一個向黨內外、國內外宣佈中央工作會議所做決策的儀式。所以，回顧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個激動人心的改革起點，要從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講起。

講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就不得不提兩個人：鄧小平和陳雲。他們兩人扭轉了中央工作會議的氣氛和進程。會前，鄧小平在黨內的排名只能算第三位，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已經成為實際上的領導核心；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連政治局委員都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一躍成為政治局常委、中紀委第一書記。追尋這兩位關鍵人物在1978年秋冬時節的故事，是觀察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絕佳視角。

陳雲的發言扭轉會議方向

1978年11月10日，212名高級幹部走進京西賓館的會議室，他們是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的主要負責人，以及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群眾團體的主要負責人。全會一開幕，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就宣佈了3個議題：一、如何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討論兩個農業文件；二、商定1979年、1980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工作會上的講話。而且，華國鋒還提出，在討論這3個議題前，先討論一個關係全局的問題──從第二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工作重點轉移，會場上大部分人都是擁護的。但是，許多大是大非的問題沒有厘清，成千上萬的冤案尚未平反，“兩個凡是”還壓在大家心頭，這些政治上的陰影不掃除，思想上的枷鎖不清理，就要把精力轉移到經濟工作中去，談何容易？

第二天，一進入分組討論階段，華國鋒定下的議題就被突破了。影響最大的，是11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堅持有錯必改的方針》。他一針見血地提出，“如果一些政治問題不能首先得到解決，很難使幹部滿腔熱情地支持經濟計劃”，必須先解決一大批遺留的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比如，要肯定紀念周恩來的“天安門事件”，要把彭德懷的骨灰放到八寶山去，要為“薄一波叛徒集團案”平反，要批判康生的錯誤等等。

雖然陳雲當時只是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但他在黨內威望很高，早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他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他曾負責黨的組織工作，對黨內的情況比較熟悉。所以，他一發言，立即在200多人中引起強烈共鳴，會議方向為之一變。

在這股潮流的推動下，11月25日，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宣佈了包括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八項決定。隨著活潑民主的會議氣氛逐漸升溫，平反冤假錯案、肯定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批判“兩個凡是”等會議共識應運而生。

鄧小平罕見地動筆寫提綱

此時，會議上的另一個靈魂人物、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剛剛結束對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訪問，回到北京。他沒有趕上會議開幕，原本準備在閉幕時發表講話，主要談工作重心的轉移問題。沒想到，回國後短短幾天，會議形勢大變，他找來了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和國務院研究室的於光遠，決定重新起草講話稿。

12月2日，胡耀邦和於光遠一起到了鄧小平家裏，鄧小平說：“想了一下，不準備長稿子。”一向很少寫提綱的鄧小平拿出一遝16開的紙，用鉛筆寫了一份提綱，8條要點，1600字，寫了3頁，交給於光遠。

提綱中的第一條是對會議的評價。鄧小平的意思是：“這次會議了不起，五七年（1957年）以後沒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時期）有。這個風氣要傳下去，（這是）很好的黨的生活、黨的作風，既有利於安定團結，（又有利於）防止思想僵化，實在可喜。”

第二條是“解放思想，開動機器”。據於光遠生前回憶，“他告訴我們寫這個問題時要‘講點理論的重要’。這個（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問題，是國家前途命運問題。”

第三條是發揚民主、加強法制。鄧小平說：“集中那　多年，現在是民主不夠，大家不敢講，心有餘悸。發展經濟，（要實行）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工廠工人監督，農村社員監督。”“（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只能靠價值法則及供求關係來調整。否則不能自主。要靠質量，質量好會銷全國。不要怕亂，市場不會亂，承認市場的一定調節。”

第四條是向前看。“這個會議向後看，解決（了）一些問題，目的是為了向前看。解決遺留問題，要快，幹凈利落，時間不要長。完全滿意不可能。”

第五條是克服官僚主義。“好的企業必須用先進的辦法管理。黨委領導好不好，看企業管得好不好，看利潤，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農村也如此，各行各業也如此。”

第六條是允許一部分企業、地區、社員先好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允許一部分先富起來，農村5%（的人先富起來），到10%，再到20%，城市20%。幹得好的，就影響左鄰右舍。”

第七條是加強責任制。“（要）搞幾‘定’：1.什麼項目，2.從哪裏引進，3.定在什麼地方，4.定哪個人從談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開單子。並頭進行，不耽誤時間。現在打屁股打計委，有什麼用？要打，打個人。國內企業也要專人負責，專門機構搞幾‘定’，請些專家，譬如榮毅仁就可以當專家。”

第八條是新措施新問題。鄧小平提出要搞人員核算標準。

從鄧小平家裏回來，胡耀邦和於光遠找了國務院研究室的林澗青等人，趕緊起草，兩三天就寫好了，送給鄧小平審閱。鄧小平重申稿子不能長篇大論，語言要少些，幹凈一些反倒明確。最終，8條改為4條，全文不到8000字，鄧小平自己想好了標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