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從互稱“共匪”與“蔣匪”，到互致“先生”再到“主席”與“總書記”冠之，稱謂的變遷見證了兩岸交往中由敵對走向交流的過程，隨著互動加深，更多的中國式政治智慧在領帶、伴手禮、捎話、問候等細節裏被折射出來

直橫亙在兩岸官方層面的稱呼難題有了突破。10月6日，備受關注的APEC“習蕭會”落幕。習蕭會後，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臺灣“陸委會主委”王鬱琦隨後進行了簡短寒暄。引人關注的是，儘管這次會面僅有5分鐘，但雙方突破稱呼禁忌，彼此以“主任”和“主委”官銜互稱。將兩岸交往推升到了政府層面。

分析人士稱，張王這次會面，是在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與蕭萬長會面時提出“對兩岸關係中需要處理的事務，雙方主管部門負責人也可以見面交換意見”之後，因此包括稱謂在內的變化，應該得到了雙方更高層面的支持。

從稱“匪”到“先生”

事實上，此番張王會面看似簡短，但互稱官銜背後是精心設計所致，過程曲折。

臺灣媒體報道稱，“習蕭會”後，王鬱琦與張志軍“自然”留在原地，表面看似很自然，其實這個橋段，早經由雙方事先安排。據透露，“陸委會”確定王鬱琦以顧問身份出席APEC後，便立即通知陸方，並提出希望能在峰會期間，進行一場正式的“張王會”。

經雙方智囊反復推敲，終於確定會面地點與方式，但在稱呼問題上，到底張志軍是否會稱呼“王主委”，臺灣方面未得到大陸的肯定。大陸僅知會有“正面回應”，這一度使得臺灣方面頗“揪心”。王鬱琦在會面前一刻亦忐忑不安，直到張志軍開口說出一聲“鬱琦主委”後，才放下心中大石。

稱呼一直是橫亙在兩岸官方層面的難題。曾幾何時，兩岸政治分野，長期軍事對峙，兩岸民間縱有交流之意，因“匪諜”與“美蔣特務”之嫌作罷。自蔣經國實施“開放赴大陸探親”政策後，兩岸進入民間交往時期，先是臺胞返鄉，隨後台商陸續“登陸”。

其實，兩岸目前所有的稱呼，在國共兩黨不同時期均可找到。因循國共兩黨的稱呼舊制，亦可從舊時的互稱中尋找破題靈感。

蔣介石自1927年“4•12政變”之後，就將朱德、毛澤東在井岡山等地建立獨立的武裝稱之為“赤匪”“共匪”。第二次國共合作以後，毛澤東與蔣介石來往電報中開始互稱“先生”。1945年，國共兩黨重慶談判時，兩人互稱“先生”，毛澤東在公開場合亦尊稱蔣為委員長。

這大約是國共兩黨領袖間40年代最後一次文明相稱。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後，雙方互罵再次出現，“毛匪”與“蔣匪”的口水仗一直打到了1980年。

自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大力推動兩岸的交流與互信，雙方稱謂在此間亦開始緩和。1981年國慶前夕，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就臺灣問題發表談話時，提出希望國民黨當局以民族大義為重，捐棄前嫌，共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

而1982年7月24日，時任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的廖承志給蔣經國發出的公開信——《廖承志致蔣經國先生信》中，開篇即以“經國吾弟”相稱，頗有家書之感，又隱見兄長勸教之意。

1983年，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立宇時再次強調，“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實現統一的適當方式是舉行國共兩黨平等會談”。

同樣，1983年蔣經國在“總統”文告中首次以中共而非“共匪”稱呼，半個世紀的“匪”名之爭漸漸落幕。

中國社科院臺灣所研究員王建民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事實上，兩岸民間、退役將領直至黨際交往，稱呼問題一直在雙方相互妥協中被模糊處理。

王建民表示，為繞開兩岸稱呼難題，兩岸官方分別授權成立“兩會”，大陸稱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臺灣謂海峽交流基金會，作為兩岸政經交流平臺，方破局稱呼難題。

“這種用‘會長’和‘先生’直至互稱黨內職務的變通辦法雖然解決了兩岸交流中稱呼的問題，但僅僅是一定時期內，特定領域內的模糊稱謂方式。”王建民說，未來兩岸政治談判，和平協議的簽署尚需官方層面推動，這意味著兩岸終將跨越官方稱呼障礙。

党際以兄弟關係示人

相較於政府官員之間的稱謂難題，國共兩党常以兄弟關係示人，儘管其間經歷曲折，但“兄弟鬩于牆”一直是兩黨合作的基礎。

2005年，連戰首次以國民黨主席身份“登陸”，開啟兩岸黨際交往的大門。大陸方面極為重視，接待安排上事無巨細。連戰入境時並沒有持臺胞證進行簽注，就像回家一樣。連戰的空中、地面、住地、人身、交通、飲食安全，大陸安保部門全都已作妥貼安排。連派駐給連戰的貼身侍衛與胡錦濤出行所帶侍衛的軍銜都相同。

儘管事先每個細節都考慮到了，甚至行前刻意將頭髮染黑，但連戰還是在與胡錦濤持續近1分鐘的握手中忘了與胡配合面向記者方便拍照，在胡的暗示下方擺正身形。連戰夫人連方 隨後在《半世紀的相逢——兩岸和平之旅》一書中回憶了這個細節。

會面安排可謂超規格，中共領導人基本上都會見了連戰。隨後胡錦濤在中南海瀛台安排晚宴，氛圍如同家宴，雙方頻頻舉杯暢飲，胡錦濤的酒量和酒興都不錯，直至副總理吳儀出手制止。連方 在《半世紀的相逢——兩岸和平之旅》中如是說。

親民党方面，宋楚瑜以親民党主席身份“登陸”時，大陸方面採用了與連戰相同的規格待之，與國、親兩黨登陸所獲規格相比，民進黨則失分很多。分析人士認為，民進黨不放棄“台獨”，中共不可能與其構建黨際交流平臺。故民進黨大佬登陸只能寄望於獲得大陸政府機構領導的會見。民進党元老陳菊今年8月再次登陸，與2009年相比，陳菊臨行前即稱是到“中國大陸”展開城際間交流，而不是以“中國”稱呼大陸。最終陳菊獲得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會見，這也是民進黨所受正式接待的大陸最高層級政府領導。

槍桿變球杆

黨際交往帶動下，兩岸開始有意緩和軍事對峙、建立軍事互信機制，一些退役將領開始嘗試“球敘”，以為兩岸軍事互信探路。

2001年，島內“反獨”名將，前“參謀總長”“行政院長”郝柏村上將首開最高級別退役將領率團參訪大陸先河，郝柏村此行對外的說法是要去大陸“球敘”，由此兩岸退役將領間“球敘”正式浮出水面。

隨後的“球敘”繼續低調進行，大多由大陸台商牽線居間協調。直至2005年“胡連會”後，廣州軍區接手主辦，間以當地黃埔同學會、台辦等機構悉數參與。但雙方低調少有曝光。

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同年12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正式提出兩岸探討建立軍事互信機制，臺灣退役將領熱情大增，爭相“登陸”。

2009年，首屆兩岸退役將軍“球敘”改在廈門舉行。不過，主辦方則易手為中國黃埔同學會，意在淡化官方色彩。至此，兩岸退役將領“球敘”形制在國台辦、海協會關照下固化下來。

“同學情誼，很是寶貴的。”黃埔同學會會長林上元表示，兩岸退役將領對“球敘”評價很高，參與人數與位階不斷升級。他透露說，軍人性格、語言方式、作風雷同，容易消除隔閡，破除成見，馬英九和美國當局亦通過渠道過問此事。

熟絡起來後，軍人間的對話少了幾分客套，有時豪爽起來則“口無遮攔”。在2011年兩岸退役將領研討會上，大陸軍方羅援少將因轉述臺灣一位退役將領“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的原話，在島內引發不小風波，令馬英九極為尷尬和“震怒”，不得不親自出面滅火降溫。至2013年，“槍桿換球杆，打球不打人，兩岸一家親”成為兩岸退役將領“球敘”主旨。此外，大陸分屬不同層級的對台統戰、民間機構亦積極張羅邀請退役將領參加各類文化、紀念、論壇活動。

中國式政治智慧

更多政治智慧在互動的細節裏折射。2005年，首次“胡連會”時，胡、連各自以紅、藍領帶登場;第二次“胡連會”時，雙方很有“默契”地互換領帶顏色;隨後的10次會面，胡、連二人會面多以紅、藍色領帶交替“相呼應”。

兩岸黨際領導人間相互贈禮為互動增色不少。連戰首次登陸時送給胡錦濤和中共一件名為《拱門》的雕塑作品，寓意登陸為拱門之行。而胡錦濤則回送給連戰和國民黨一個畫著壺口瀑布景色的景德鎮大花瓶。

互致“伴手禮”則人情味十足，胡錦濤將連戰祖父當年要求恢復中國國籍的申請書複製件送給了連戰，而連戰備有其祖父連橫所著的《臺灣通史》及個人所著的《改變，才有希望》兩套圖書。總體而言，互贈禮品多為寓意和平、繁榮、一團和氣。伴手禮則富有個人感情色彩。

幾乎與連戰登陸同步，國共兩黨的賀電往來也活躍起來。實際上自1988年國民黨第十三次全代會始，每逢國民黨代表大會召開或新任主席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都致電祝賀，但一直未獲得國民黨中央或主席回復。

2005年8月馬英九當選為國民黨党主席，胡錦濤即致電祝賀，馬英九回電表達感謝，此後無論是國民黨的“全代會”，還是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兩党主席都互相函電馳往，致賀回謝，形成慣例。

就在兩岸黨際會面、致電成為定制之際，兩岸領導人間相互捎話問候的互動方式悄然潛行。2010年第三次“胡吳會”時，兩黨首腦之間委託、捎話、問候細節方公開。

2013年2月與6月，習近平首次以中共中央總書記身份分別會見連戰和吳伯雄，並請轉達對馬英九的問候。馬英九在後來的“雙十慶典”講話時以“習近平先生”稱呼大陸領導人，則為兩岸執政黨兩導人間的互動作了背書。

這項充滿中國式政治智慧的兩岸領導人高調互動方式具有極大想像空間。種種跡象表明，習近平掌政時期將更注重與臺灣的官方交往，為配合兩岸政治議題，未來“習馬會”可期。現有的稱呼或許只是一種叩門之舉。★

（席志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