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在豐台區某排練場，伴著熟悉的春晚開場音樂，吉林歌舞團的李陽身著黃長T黑褲，夾在一群男演員中扭動著出了場。這是他連續第八年參加春晚了，其中有七年都隱藏在人多勢眾的開場舞中，做著幾乎相同的動作和表情。

春晚是像李陽這樣的專業舞蹈演員夢寐以求的最高舞臺，現在成了他生命中最深的烙印和難以承受之重。他早已感到疲憊，“不能跟家人過年的滋味”也比一般人想像中難熬，但今年已經30歲的他也深知“要珍惜每一次上臺的機會”，因為多在臺上跳一次，以後就會少一次。

從1985年第三屆春晚開始出現歌伴舞這種形式之後，舞蹈演員的需求就日益龐大，無論如何，只要春晚對營造這種歡樂祥和的氣氛仍有需要，就會有前赴後繼的李陽們把自己的人生綁定在這方舞臺。

舞蹈演員之“我要上春晚”

李陽家在新疆烏蘇，那個城市沒有機場，每年除夕夜演完節目吃過飯已是淩晨兩點，回到駐地一般四點左右，他需要趕早晨七點的飛機回烏魯木齊，幾乎一夜無眠，下了飛機再搭四個小時大巴回家，李陽每年的春節，都是從初一下午開始的。

他的爺爺是山東泰安人，抗美援朝後就去新疆紮了根。李陽12歲才開始學跳舞，這在同齡人中算起步晚的。他自嘲說讀書時偏科偏得厲害，“文科還可以，數學看了小數點就不認識了”。正好他一直對音樂興趣很大，媽媽就說乾脆你別上學了，去投奔在塔城地區歌舞團拉小提琴的姑父。後來李陽順理成章考上了新疆藝術學院，學的是中國舞專業，畢業後留在石河子市歌舞話劇團。

民族舞算是舞蹈表演類裏應用最廣的一個專業，也是各大晚會伴舞的主流類型，所以李陽當時最大的心願就是能站在春晚的舞臺上跳一下。有一次老師告訴他吉林歌舞團來新疆演出了，那時他已經隱約知曉“吉歌”在江湖中的地位——每年看春晚時總能在電視上反復看到他們的字幕。李陽和幾個同事前往觀摩，結束後碰到團長冷明宇，記下報考方式，就這麼考進了吉林歌舞團。

2005年到吉歌後，因為剛熟悉情況，李陽沒能參加春晚，但從第二年開始，他就一年不落地在春晚跳舞。現在，李陽已經成了團長助理和第一隊的帶隊副隊長。

23歲的陳容溶也已經兩年沒有回家過年了，但她的春晚之路才剛剛開始。陳容溶5歲習舞，12歲進藝校，大學讀的是瀋陽音樂學院，畢業進入湖南魅力湘西歌舞團，走的是職業舞蹈演員的“標準程序”。學舞蹈的孩子打小走南闖北四處演出，成熟都早，陳容溶也不例外。大學四年她就是瀋陽電視臺春晚的常客，大腕自然見了不少，等到參加央視春晚時，90後的她面對芸芸眾星已是非常淡定。

陳容溶的隊長臣詩源畢業於中央民族大學，回憶起2011年10月的那個下午，臣詩源仍不無亢奮，團領導走進排練室，平靜地通知大家， “今年或許會參加春晚。”“大家都呆住了，覺得太突然了，不太可能吧！”他憨憨一笑，話鋒一轉：“可也就新鮮了一年，今年聽到消息就很平靜了。”

央視“禦林軍”八大軍區文工團為其甘當綠葉

12號的晚上是總導演哈文第一次來現場審節目，歌舞導演和編導們嚴陣以待，一下午連排三次，每一次，導演都會在李陽他們上場時喊話，“‘吉歌’的，你們熱情再多一點，這樣場上其他人的熱情也會更多。你們都老大哥了，做個表率好不好？”

這些十幾二十歲的孩子們從12月排練開始，早晨七八點起，晚上12點後才結束，每天只能睡五個小時。以至於到了彩排當天，喜慶的音樂震耳欲聾，燈光炙烤，他們還能在椅子上睡得踏踏實實，聽到上場一躍而起。李陽自己最誇張的一次，就躺在一號演播廳舞臺正中央，在排練間隙睡著了，“當時就一個念頭，讓我睡十分鐘吧，就十分鐘”。

“吉歌”最早跟央視結緣是在1996年，冷團長帶了12個女演員參加央視戲曲頻道的一檔節目。“戲曲導演一看，十六七歲的孩子一上臺眼睛瞪得溜圓，特有表現力，就很喜歡。”受此鼓舞，團裏將春晚總導演請到了吉林，於是從98年開始，“吉歌”的100多個舞蹈演員就成了春晚歌舞類節目的主力，每年少則貢獻5個，最多到過12個。

當時承擔央視舞蹈演出任務的主要還是省級和部隊的文藝院團，相比之下，“吉歌”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小團，水平很低，幾乎天天挨導演罵，冷團長就命令他們結束後都不許走，留下來重練，一直到淩晨兩三點。

從1999年到2003年是“吉歌”的爬坡期，它從最初給別的團湊人數、“鑲邊兒”，到現在獨當一面，逐步確立了自己的主力地位。2006年，當時的總導演郎昆曾當著所有團隊的面說：“‘吉歌’就是好，真是中央台的禦林軍，是皇家部隊！”導演金越也評價，“晚會最能吃苦的演員就是‘吉歌’，他們來得最早，走得最晚。”

現在，每年到了三四月份，當屆春晚的總導演就會給團領導來電話，“今年你可得來幫忙啊。” 一些大腕級春晚歌手，如宋祖英，也是每年上春晚都指定“吉歌”伴舞。

從某種意義上講，半軍事化管理的“吉歌”確實成為了春晚的一個標杆。從第一年進台他們就統一著裝，當時沒錢買貴T恤和羽絨服，就採購十幾塊錢的黑T和軍大衣，以至於後來其他歌舞團也全都效仿著這麼穿。

他們還注重細節，每次聯合排練，座位區域裏“吉歌”的隊員都一眼可辨，他們坐得像參加運動會的中學生，東西不亂放，垃圾隨手清，走的時候要比來的時候都乾淨。彩排後臺原本不允許吃零食，喝飲料，但春晚劇務會對“吉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知道他們走時會打掃乾淨。甚至連編導都對他們區別對待，前幾年都是編好舞蹈給他們練，現在有時索性只講個大概，動作讓他們自己發揮。

2009年幾乎是團隊最輝煌的一年，所參與的《復興之路》陣容非常強大，齊集總政歌舞團、蘭州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武警、二炮、海政等八大軍區文工團，而他們都甘當綠葉給“吉歌”當起了伴舞。

舞蹈很多，舞蹈家很少

從1997年至2000年，“吉歌”每年都要自費往返北京20多趟，一趟往返路費就得5萬多元。後來，他們乾脆在北京租下房子作為演出基地。基地搬過好幾次家，現在是位於北三環的一套三層小樓，主力部隊一隊的舞蹈演員70多人，行政、司機等40多人，都駐紮在此。團裏的另一支隊伍二分隊今年則接下了河南、湖南、江蘇等地的春晚，近5年，“吉歌”平均每年演出250多場，總收入近億。

現在，專業歌舞團參加春晚的數量已經越來越少，今年除了吉林歌舞團和江西歌舞團為政府分管，其餘均為企業所屬。有些甚至是私企老闆攢起來給客戶演節目的民間劇團，為了能在春晚露個臉，哪怕是換來一小行字幕，他們情願給央視和劇組提供贊助費。魅力湘西歌舞團算是企業團隊中的佼佼者，平時專門在張家界景區表演民俗節目，去年參加春晚他們就表演了頗具民族風情的舞蹈《追愛》，改編自歌舞團自己創作的《爬樓》。

純粹的舞蹈節目在春晚上日益尷尬，這或許跟整個舞蹈行業與大眾審美的疏離有關，到現在為止，普通人叫得上名字的舞蹈家也只有楊麗萍一人而已。

陳容溶倒是想得很清楚，“春晚對舞蹈來說確實不是特別公平的舞臺。這裏對舞蹈的要求不是專業和藝術追求，就是烘托個過年氛圍罷了。”她頓一下，“現在舞蹈是很多，但是‘家’很少，舞蹈家很少。”她自己還是夢想有一天能在這個舞臺上純粹地跳一段舞，像楊麗萍那樣，但也明白那只是希望。

“其實，春晚想捧紅一個人太簡單了，董潔就是最好的例子。她就是廣州軍區戰士歌舞團一個普通演員，上了一次春晚，一切都變了。”12日晚上九點，剛接受完哈文審核的李陽說。

離明星最近的人卻又太多的辛酸

這種對舞蹈動作整齊劃一的迷戀，使中國舞蹈演員的發揮很少，可辨識度極低。李陽的媽媽在他第一年上春晚時搬了個小板凳，坐在電視機前1米處目不轉睛地盯著，生怕錯過兒子某個倏忽即逝的鏡頭。“因為舞蹈演員的鏡頭基本上就是‘1、2’，就沒了。”李陽說，每年他會在網上看重播，然後把有自己的畫面截屏保存。

這兩年歌舞類節目又呈現出了新的發展趨勢，時間上越來越短，從1999年的將近兩小時，到去年的1小時40分鐘，到今年據說只有1小時10分鐘了。與此同時，舞美和舞臺背景的特技效果越來越重，去年的舞臺效果就讓普通觀眾都有明顯感覺。

李陽也強調，現在在春晚跳舞更多的是配合舞臺效果，“在舞臺上你甚至不知道會發生什麼，要時刻記住它是在不斷升降變化的”。他的左膝上至今套著護膝，那是2009年留下的舊傷。當年大年二十九的最後一次聯排，因為推拉道具的並不是專業人員，推的時候卡在縫裏，導致他從三米高的地方直接摔下來，他本能轉了一下側身避免後腦著地，腿卻摔得最重。台下練了幾個月，功虧一簣，第二天他在現場默默看完整場節目，看著本該屬於自己的位置由其他人填補上來，心裏很不是滋味。

排練時一般歌手都是由編舞代替走位，正式演出前四五天他們才會加入，而港臺明星通常只演練兩天。伴舞的次數太多，李陽只在第一年見到明星時興奮過，跑去找人簽名合影，後來就習慣了。他印象裏成龍相當平易近人，劉德華的助手也挺好，很和善，不會攔著你合影，周傑倫就一如既往地冷，不說話。因為候場區域是分開的，大部分明星和伴舞沒有交流，但會非常客氣，結束後會感謝舞蹈演員，像蔡國慶這類的晚會“常客”還會在台下跟他們聊聊天。

李陽偶爾會憤憤不平，“明星也跟我們普通人一樣，都是一日三餐，沒什麼特別……但誰會關心舞蹈演員呢？”他當然知道，自己的工作已經是許多舞蹈演員夢寐以求的，但背後的辛酸也可想而知，常年高強度為了配合別人的表演而排練，忙得沒有時間交女朋友。他們團裏找戀人最多的方式是朋友介紹，在北京他找過兩三個，最久的一個是公司職員，朝九晚五地上班，談了一年多，還是怪他沒時間陪，提了分手。“我平常的休息時間都用來補覺了，為了陪她覺都不睡了，我這是工作，又不是在花天酒地。”李陽很無奈。團裏只有個比他大一歲的哥們兒已經結婚生子，因為嫂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