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崔世安昨日在出席一項公開活動時指出，氹仔北區的規劃必定嚴格遵守《城規法》等相關規定，特區政府亦不會在《城規法》等三法生效前，審批該區任何的建築物；同時，他希望社會給予城市規劃委員會空間，規劃工作沒有牽涉任何利益關係，行政長官亦絕不會幹預城規會的工作。而南灣湖C、D區的規劃，定以保護世遺景觀為前提，居民無需擔憂。
自此，證明此前有關氹仔北區規劃「偷步」、「官商勾結」等的言論，都是庸人自撓，自己畫了一個紙上談兵式的「箭靶」之後，再煞有其事地「射箭」，以圖製造「戰績」之舉。因此，特首崔世安昨日的鄭重澄清及表態，也將使定於今日舉行的「要求撤回氹仔北規劃」簽名活動，變成出師無名，失去意義，被廢掉「武功」。
當然，有關對氹北規劃的批評，也並非一無是處，即使是特首崔世安昨日的澄清並非是出於這些批評的「壓力」而為之，但這些批評所提到的一些問題，如必須嚴格遵守《城規法》的相關規定等，仍是值得特區政府予以關注並從善如流的。但某些「民主派」人士在此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反民主行為，卻使人反感厭惡，無助於這些人意欲籍此改變人們對其在立法會選舉中的表現的定見，亦即是難以掩飾其「激進行動派」的真面目。
當然，各相關部門及人士，也已「吃一塹，長一智」，在熟悉摸透了所謂「民主派」人士所使用的路套及其用意之後，也已總結及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反制之道。比如，在某些「民主派」人士首次舉行「現場記者會」之後，不到六個小時，就發出反駁新聞稿，以極為詳盡翔確的資料，以證某些「民主派」人士之言之謬，包括此規劃並非是現今才制定，而是早在十幾年前就已制定，現在只是根據形勢發展進行必要的修訂，及所涉土地的性質等。而所涉土地的持份人也以自己的利益在規劃修訂後受損的事實，來佐證並非是「官商勾結」，反而是特區政府並不因為土地持份人具有某些「民主派」人士所抨擊的「特殊身份」而「有所照顧」，而是嚴格按照已修訂的規劃削減其面積或可建容積、高度。
由於目前特首選舉的話題已經被提起，並已有多名社會知名人士和社團，提前表態支持崔世安連任；而在氹北規劃事件中，某些「民主派」人士又點名崔世安的胞兄崔世昌是土地持份者之一，因而就使人很自然地將其與五年前特首選舉時，某些「民主派」人士，或是公開發表言論，或是通過互聯網站發起攻勢，將從商業登記局搜集得來的崔世昌所注冊的商號羅列出來，並與崔世安掛起勾來，攻擊說是崔世安倘當選就是「商人治澳」，而必須實行「法律人治澳」的往事聯想了起來。
這顯然是使用了內地「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們所使用的無需有事實依據，甚至是刻意捏造事實的「大鳴大放大字報」手法，及動輒就是「株連九族」的做法。而在目前，朝鮮的金正恩所運用的，也是對其政敵進行「株連九族」。這不但是毫無「民主」可言，也與人權原則背道而馳。
實際上，澳門是個資本主義社會，澳門居民註冊多少家公司，是極為正常的事情。只要是合法經營，就不是甚麼見不得人的事情，也並非是甚麼「原罪」，反而受到《澳門基本法》和本地法律的保護。《澳門基本法》就開宗明義地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工商企業的自由經營，自行制定工商業的發展政策。」因此，澳門居民註冊的公司越多，只要他是合法經營，就證明他對澳門特區的經濟建設和發展的貢獻越大。也正因為如此，統計局每月每年都鄭而重之地公佈新註冊公司的數據。但某些人為了凸顯其「法律人治澳」的主張，抹黑和汙名化商人，為其「反對商人治澳」的訴求尋求理據，因而就將崔世昌註冊了多少家公司，硬是與崔世安的個人品格扯上了關係，十足是「紅衛兵」「株連九族」的手法。
這些人，自詡是「民主派」，但卻根本無視民主是與法制法治緊密相連的道理。實際上，民主與法制是辨證的關係。發展民主必須重視和健全法制，使民主法制化、法律化；法制也必須以民主為基礎。與此同時，民主與法制也是相互制約的關係。某些無政府主義者常利用「民主」的概念宣揚絕對的自由化，殊不知民主正是在法律保護下的民眾權利，這與絕對自由化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在民主條件下，人民當家做主，制定出的法律是符合人民群眾要求和期望的。同樣，在法制範圍內的自由民主才是民主精神的體現，才能使民眾能夠在法律準則要求下行使自由權利。因此，必須堅持民主與法制的統一。一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二是加強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為市場主體提供行為準則；三是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則基本方針，人人享受公正的法律保護；四是堅持「民主建設與法制建設並舉」。
而某些「民主派」當時的做法，雖然強調「法律人治澳」，卻偏偏是踐踏法制化法治精神，不但是將商業登記的正常、正當行為當作是「原罪」，在奉行資本主義的特區煽動「反商」、「仇富」心理，而且還以「有罪推定」的手法大搞「輿論審判」，與《澳門基本法》及在澳門特區適用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規定的「無罪推定」原則背道而馳。更令人不齒的是，竟然大搞「株連九族」的那一套，將崔世昌所註冊的公司，統統算在了崔世安的頭上，將封建制度之惡視為「民主」、「法律」，玷污了「民主派」及「法律人」的美名。
幸而，經過此一役，廣大澳人對民主與法制、法治的關係的認知，有了長足的進展。因此，今次某些「民主派」人士再次搬出五年前「有罪推定」及「株連九族」的手法，就沒有多少人響應；與五年前互聯網上鋪天蓋地罵娘的情況相比，還算是較為理性地正視問題，甚至是有網民質疑某些「民主派」人士的所為。這顯示，某些「民主派」人士的叵測居心，已被人們所看穿。
君不見，某些「民主派」人士在去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向香港的「長毛」之類「偷師」，大搞過激行動，以為這樣就可以與其母體的「學社」劃清界線，另樹一幟，拿下一至幾個席位。而也有人為其抬轎吹喇叭，聲稱此人將能奪得八千多票，獲得一個議席，還對本欄「只能得到三千多票」的準確預測冷嘲熱諷。但結果怎樣？不但是此人得不到一席，而且還連累到母體喪失了一席。
但有人仍未吸取教訓，還在搞「文化大革命」「紅衛兵」這一套。其意圖是甚麼？難道是要以此來推動其母體「學社」的「改變」而「造勢」，在下一屆立法會選舉之前，推動進行「社內初選」，運用其近年利用其負責人的有利位置，吸取了大量新成員作為其組織基礎及選舉實力，以得票最高來代表「學社」參選立法會，並排拒「學社」的精神領袖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