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仲旋

一位從不發脾氣的領導人

1962年6月，組織上調我去當趙紫陽的秘書。當時，我沒有一點思想準備，心裏有點膽怯。推薦並向我移交工作的前任秘書湯戈夫說：”你不用擔心， 肯定行，紫陽同志（那時不論對多高職位的幹部，都稱同志）的脾氣很好，他也不需要秘書幫他寫什麼東西。”並舉例說：”有一次，紫陽同志交代我通知辦公廳， 明天晚上七點開全省電話會議，各地、市、縣委書記參加。結果我把時間搞錯了，讓辦公廳通知今晚召開。時間快到時，我提醒他到會。他聽後一怔，說不是明晚嗎 隨即動身赴會去了。事後，他一句批評我的話也沒有，可我難過了好幾天， 如果不是紫陽同志早已胸有成竹，照樣可以赴會講話， 那就真壞事了！這是我的親身經歷，所以你不必擔心。”就這樣，我被推上了這個崗位，一直工作到文革我不得不離開的時候。

果真如湯戈夫所說那樣，我在趙紫陽身邊工作的那些歲月裏，的確沒見過他發過一次脾氣，無論對待什麼人，他都沒說過一句重話，也從來不發火。他對同志和下級的和藹尊重，在象他這一級的領導人中，所見甚少。他是一位一身正氣、極有領導才能、政治素養很高、心地善良、生性平和的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幹部。在那些年裏，我確實沒有受到過他的批評，但也很少得到過他的表揚。有一次， 他身體欠安休息期間，才有時間和我閒談一下，說我寫的東西（指我給新華分社寫的內參）還好，但文字過長。我很高興他指出我的缺點， 可惜的是也就是這麼一次。

從來不用秘書代勞的省委書記

我去趙紫陽身邊工作時，他才44歲，後來又是全國最年輕的省級第一把手。他智商極高，講話很有條理，層次分明，理據充份 ，使人一聽即懂。只要把他的講話記錄下來， 不用作任何文字修飾就是一篇好文章。跟他下去搞調查研究，回來後完全不需要秘書為他整理材料。他非常善於發現下面的好經驗、好苗頭， 和一些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他的記憶力極好， 都記在腦子裏；再加以思考、總結、提升。 形成系統概念後， 就會召開省委常委會討論，作出決定。

更加令人欽佩的是，除了在全省黨代會上的工作報告需要由秘書長楊應彬根據他的思想，組織起草文件以外；他在其它各種會議的講話，都不需要他人代勞。他經過思考後， 親自寫一個”提綱”， 就在會議上做總結或是報告， 一講就是二三個、三四個小時， 與會的各級領導幹部， 都聽得聚精會神， 明明白白。

在我擔任趙紫陽秘書期間， 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指示， 專門發了一份中央文件， 內容是： 反對秘書專政， 不用秘書代勞。可見當時靠秘書代勞現象巳很普遍， 而趙紫陽從來不用秘書代勞。

他走遍了廣東每一個縣

趙紫陽是在1951年來到廣東工作的， 最初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 後任秘書長、副書記。當時華南分局的書記是葉劍英， 後來是陶鑄， 管廣東、廣西兩省。1955年華南分局撤消， 改設中共廣東省委， 陶鑄任省委書記， 趙紫陽任副書記， 分管農業。1960年陶鑄任中南局第一書記， 統管廣東、廣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 仍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是第二書記，實際上主持廣東全面工作，直至1964年才被任命為第一書記。他一直主持廣東全面工作， 但仍然用主要精力抓農業，所以主要的時間和精力是農村工作。50年代未60年代初， “大躍進”給全國城鄉造成大饑荒、大蕭條， 持續三、四年。為了恢復生產， 發展經濟， 迅速改善人民生活， 趙紫陽帶領省委一班人， 經常下基層調研， 制定切實可行的方針政策。 為此， 他走遍了全省各縣及許多公社、大隊。

1962年， 在去汕頭地區南澳縣的途中， 他對我們說， 這是他走完全省的最後一個縣。去南澳縣，可不那麼容易， 汕頭地委請了當地海軍幫助， 派了艘護航艦載送我們到南澳。途中，大浪滔天， 軍艦俯仰搖擺30度， 我這個海邊長大的電白人早已暈船躺倒， 而他， 這位不近大海的河南人， 卻始終手扶舷欄眺望遠方， 給我留下了長久記憶的瞬間。

文革後期， 趙”解放”， 調任內蒙黨委書記， 十個月後又調回廣東， 據跟隨他從內蒙到廣東的蔡肇發秘書說， 周恩來在主持有關趙調廣東等問題的會議上說， 趙在內蒙十個月時間， 跑遍了內蒙所有的盟和許多旗、縣， 表示了讚賞之意。

趙紫陽調回廣東幾年後， 重新擔任第一書記。一年多後又調任四川省當第一書記。後來，又是蔡秘書告訴我，趙到四川，依然是多數時間下鄉， 不多久就走遍了四川。他推廣廣東的經驗： “聯繫產量責任制”， 大大地調動了四川農民的積極性，糧食產量迅速提高， 恢復了天府之國的美譽， 形成了”要吃糧找紫陽， 要吃米找萬裏” 的佳話， 對這樣的讚譽，趙紫陽當之無愧。

他沒有星期天

中共中央曾發出通知， 規定省委書記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下基層調查研究。而趙紫陽早在這個文件發出之前，每年就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在基層。從我到他身邊工作以後的情況來看，的確如此。1962年，我剛到他那裏沒兩天，就跟他下鄉，回來後，開了兩天會，處理一些文件，就又下鄉去了。很少時間呆在廣州； 如在廣州，每個星期工作六天，每天都是上下午和晚上三班。他晚上不是看文件就是開會，直至深夜十二點。即使決定星期一開會，這個星期天也要下去。時間不允許他走遠，就到附近的佛山地委、南海縣委、大瀝公社走一趟，晚上才回來。佛山地區是主要產糧區，我們去得最多，潮汕地區是糧食畝產高產區，也去得不少。有人說，趙的日曆上沒有星期天，我也被家人稱為只是”存在於戶口本上的人。”

農村基層幹部的知心朋友

趙紫陽下鄉，從來不走馬觀花，更不裝模作樣，譬如去農民家裏坐坐，拍拍農民的肩膀，抱抱農家的小孩……他不搞這一套。據我多年的觀察，他每次下去都是圍繞如何搞好農業生產這個大課題，進行各方面的調研，開各種形式的座淡會，瞭解下面情況，及時發現值得注意的苗頭和問題，幫助解決困難，總結經驗。他不但與地、縣、市的領導坐談，也到公社、大隊座談，聽取幹部和農民的意見、呼聲和要求，他聽到那裏有增產的經驗，必定要到實地看看，聽取具體彙報，並做詳細詢問。例如：佛山新會縣和潮汕地區的農民育種專家如何培育良種水稻；海南如何為全國提供水稻良種；惠陽地區如何防治水果病蟲害；湛江地區如何發展木薯蠶以解決廣東缺少棉花的問題；順德縣勒流公社如何發展淡水養殖業；梅縣地區如何發展山區經濟，等等。總之，哪里有經驗，他就到哪里聽取、再總結和推廣；哪里有困難和問題，他就去解決。

趙紫陽每下去一個地、縣、公社，一定要在那裏往上幾天；南海縣大瀝公社地近廣州，車程不用一小時，為了傳達宣傳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二十三條》，他在大瀝公社的鳳池大隊住了半個月。

由於趙紫陽很有耐心聽取大家意見，鼓勵下面暢所欲言，從不對人吹鬍子瞪眼，更不給人扣帽子，所以，當時的東莞縣委書記林若、佛山書記杜瑞芝、專員楊德元、張勳甫、汕頭書記劉俊傑、惠陽書記原魯、李富林，還有了順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瀝公社陳賢芳、中山縣委謝明仁等等，都很樂意與他談心，對他講真話。在他們眼裏，趙既是省領導，又是知心朋友，大家從心裏尊重他、佩服他。他認為珠江三角洲的幹部有獨特優點，他曾對我們說，珠三角的幹部思想活躍、開放，語言豐富、生動；他還曾針對這些幹部文化不高但能幹的特點，戲稱他們是”不學有術”。

毛澤東批示：” 這兩個老貧農是我們全黨的老師”

1964年9月至12月，趙紫陽在中山縣環城公社庫充大隊搞”四清”時，寫了一份調查報告，毛澤東看到後，作了上述批示。

那一年，中央決定在全國城鄉開展”四清”運動（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工分），各省市都必須派工作隊到農村、工廠，發動農民和工人揭發、清查幹部的”四不清”。9月25日，趙紫陽帶領一個”四清”工作隊，化名趙明，到庫充大隊”蹲點”，在一對生活最貧困的老貧農家裏食宿。那是土改時分給他們的一座舊碉樓，共三層，。主人安排趙住三層，我和警衛員郭繼生、科長老賴住二層，老貧農吳才添、陳二妹夫婦和他們的女兒住在底層。他們家裏實在太窮了，趙與我們在他家裏吃的多是番薯、馬鈴薯和稀飯，外加大頭菜；魚、肉是看不見的。就這樣，趙在那裏住了近四個月，以後還去過多次。

在這段日子裏，趙紫陽同這兩位老貧農連續詳談了近二十個傍晚。主要內容是徵詢他們的意見，看看這次”四清運動”怎麼搞比較好；要注意什麼問題？對大隊幹部有什麼看法？等等。兩位老貧農主要的意見是，希望工作隊對大隊幹部不要採取激烈的做法。9月25日晚，也就是進村後的第一個晚上，吳才添就對趙紫陽說：”搞四清很好，但一定要把生產搞好，特別是要搞好冬種，冬種至關重要。如果生產搞不好，吃虧的還是我們這些窮人。現在貧下中農沒人敢出來當幹部，集體生產沒有人領導，生產就搞不好。對幹部不要一下子打擊太猛，，要告訴幹部有什麼問題就自動坦白，坦白了就沒事。如果你們打擊他太猛，他就會頂，社員就有威脅。”他還說：”明天開群眾大會，最好第一講搞好冬種，第二講搞好工分，第三講搞好衛生，第四講搞好積肥。貪汙盜竊、投機倒把不要講得太深，不要講具體人，不要講鬥爭。否則社員會有顧慮，不知道這次運動又要鬥爭多少人，要抓多少人；等到貧下中農發動起來了，有了力量，再逐步講深一些。要號召幹部自動坦白，叫他們抓好生產，特別是馬鈴薯的生產，因為我們的馬鈴薯都是出口的，對農民的收入和生活影響很大”。”貧下中農要慢慢組織起來，開頭小一些，以後再擴大，不要一下子合起來，這樣是沒有力量的。” “不要急，慢慢來，你們對幹部打擊太猛、太快，幹部就頂，你們走後，他還是一樣。慢慢把貧下中農團結起來，團結就是力量。有了力量，幹部就怕了；那時你們走了，幹部如果還是這樣，我們寫個條子給你們，你派一個人來調查一下，他們就有幾十個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