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幾件事看兩岸文化與文化交流

歷史學家許倬雲說過:「在人類歷史演進中,文化的傳承和延續,如同大海深處的洋流,經濟和社會則是海面翻滾的波濤,至於政治,只不過是偶爾湧現的浪花。」在當前兩岸交流的各種層面中,經濟無疑是最受關注的議題,其次則是政治與社會;至於文化交流,雖亦是兩岸關係的重要環節,但受到的關注較小。不過隨著時勢的演進,兩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正與日俱增,內涵也越來越廣。

台灣人情 溫暖人心

究竟什麼是文化?兩岸文化交流又帶來什麼影響?日前大陸青年作家韓寒在微博上撰文,敘述他首度訪台的體驗與心得,引起不小迴響,似乎也提供了部份的解答。

韓寒文中提到,此行讓他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見了馬英九總統,而是一些小人物、小事情。譬如他手機掉在計程車上,司機很快送到飯店並婉拒酬謝;朋友眼鏡架壞了,眼鏡行老闆因無法當天配好,感覺不好意思,竟送了一對隱形眼鏡供朋友應急。

看過了台灣,回頭看大陸,韓寒說「過去大陸窮的時候,台灣相對富有,但現在大陸有錢,台灣卻有了另外的東西。」令他不禁感嘆:「文化、法制和自由是一個民族的一切,別的國家不會因為你國的富豪瘋狂搶購了超級跑車和頂級遊艇而尊敬你的國民。」

韓寒情感細膩、觀察入微,但他對台灣的體驗描述並非獨有。幾年前一位大陸旅美作家沈寧寫的「臺北六日」就提到:「臺北之美,固然依賴飯店之眾多,夜市之繁榮,小吃之豐富,飯菜之精美,但更加吸引著我的,卻是臺北的人,普通市民們。」

沈寧親身感受在台灣機場、旅館、巴士的服務員,臉上總是很和氣,很真誠,也很認真,讓他覺得自己並不比別人低賤,也不比別人高貴,所以很舒服。早晨上班高峰,捷運忠孝復興站裡人湧如潮,但臺北人雖然匆忙,卻曉得禮讓,站內上下自動扶梯,所有乘客都自覺站在右側,空出左半邊,讓趕路人走。捷運車廂內,靠門處安排博愛座。他每天乘幾次捷運,經常看見那博愛座都空著,許多乘客站在旁邊,卻都不坐。一次他見到有人抱個孩子上車,立刻有四、五人同時站起讓座,令他十分感動。這是他在任何大陸人聚集之地,從來沒有體會到過的。

有韓寒、沈寧這樣感受的大陸朋友還有很多。獲得今年旺報兩岸徵文獎的廣州新週刊總主筆閻肖鋒,在他的得獎作品「台灣人這麼說、這麼做」中深刻描述了對台灣的觀察:「他們的『愛』是有心的,他們的『親』是相見的,他們的『義』中是有我的,他們的『廟』是經常朝拜的。他們以忠孝仁義命名道路。他們會熱心為陌生人指路,他們宣導獻愛心,既監督商家納稅,同時又救助老弱。他們的旅館裡會擺放佛教聖典、聖經、大師語錄,各種信仰和諧共處。什麼是和諧社會?這就是和諧社會。」

閻肖鋒因此感慨地說:「我們過往所瞭解的中國,只是一半,另一半在台灣,這一半雖小卻濃縮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粹。」為了讓更多大陸人瞭解台灣,廣州新週刊已規劃在今年六月派出幾十人的採訪團隊來台,準備製作一個大型的台灣專題。

所以什麼是文化?文化總繞不開人的因素,更具體地說就是一種生活方式的呈現,一種價值觀的顯揚,一個社會共同遵守的禮儀與品味。無論是巴士服務員的態度、計程車司機的拾「機」不昧,還是捷運車上博愛座的禮讓,都是一種文化的象徵。透過韓寒、沈寧、閻肖峰等人的描述,讓大陸人看到台灣的美好,也讓許多台灣人更懂得珍惜,這就是兩岸文化交流的好處。

台灣人文底蘊 藏在民間

文建會副主委李仁芳提到杭州市委副書記葉明到臺北的一段經歷。大家知道杭州是做了好幾朝首都的地方,是個讓宋朝皇帝不想回北邊去的地方,葉明主管杭州的文化項目,也是個很有氣質的人。當天吃完晚飯以後,本來要請他去食養山房,但來不及,所以就臨時安排他去永康街一個古琴的店裡邊去看,剛好那裡面在雅集、焚香,有人在表演琴藝。結果他嚇了一跳,回去之後開了好幾次會,說要學臺北這件事情,就是臺北的人文底蘊是藏在民間的。

確實,台灣不像中國大陸,政策都是由上而下規劃,我們的文化是從民間生長起來。台灣位處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的交會點,過往曲折的歷史背景,使得它兼容並蓄,把西洋、東洋與中國文化熔於一爐,臺北街頭各式各樣的美食、小吃,是其中的一個縮影。

尤其,台灣過去六十年來對教育的投入和重視,累積與培育了人民的高素質。這些高教育水平的人民,促使台灣走過戒嚴體制、轉型為多元開放社會之後,轉而創造了華人世界最蓬勃的公民社會。因為公民社會成形,也開啟了華人世界的新文化風景。所以教育水準、人民素質、公民社會、藝文創新,綜合起來,就是文化。台灣人文的厚度跟底子,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過程中一點一滴所累積出來的。

文化發展 亟需政府重視

但是這樣由民間長起來的文化土壤,如果政府長期不加以重視,提供必要的奧援,是否能夠確保長久深化經營下去,便成為疑問。就在韓寒發文的同時,台灣發生了震驚文化與表演藝術界的兩件事,凸顯了台灣文化發展上的窘困與侷限。一件是優人神鼓藝術總監劉若瑀宣佈暫停申請文建會扶植團隊補助,三年內不再創作。一件是「全民大劇團」因不堪虧損,其著名的定目劇「寶島綜藝秀」決定熄燈停演。

一兩個藝文團體的消失,或許不足以論斷台灣文化政策的良窳,但不可否認政府用在文化上的預算太少;文建會扶植團隊的預算一年約兩億元,加上其他專案補助後共計約三‧六億元。視覺藝術的補助部分,也是每年約兩億元,文學界的預算甚至只有一千五百萬元。

相較之下,大陸在經濟崛起之後,近年積極推動文化的發展,動作迅速靈活,二○○四年就成立第一個孔子學院。今天已有二百一十所孔子學院,分佈在六十四個國家,還有六十一個國家排隊候補。

去年,中共十七大六中全會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決定,洋洋灑灑提出了六大要點,包括:加大財政文化投入力度、加強重點文化領域經費保障、創新財政投入和管理方式、落實完善各項扶持政策、建立健全新型國有文化資產管理體制,以及確保財政支持文化改革發展政策措施落到實處等。這是中共首度傾全黨之力,針對文化發展進行全盤式的擘畫謀略。其中最受矚目的,是要讓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

今年四月底,大陸財政部劍及履及,公佈扶持文化政策,除了要求各級財政部門在安排年度預算時,文化領域的增長幅度應高於同級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幅度,並以多項財稅政策扶持文化產業,包括透過項目補貼、貸款貼息、保費補貼以及設立文化產業投資基金等,鼓勵金融資本投入文化產業,搭建文化產業發展投融資平臺。

大陸財政部發佈財政支持文化改革政策,方向明確、辦法具體、誘因龐大,對大陸文化產業發展影響深遠。反觀台灣,從一九九○年代中期,曾陸續舉辦三屆「全國文化會議」,但都是由文建會主導,而非跨部會聯手出擊,因此無法放大格局。加上文建會在中央政府居於弱勢,使得「全國文化會議」多數有關文化建設的結論無法加快腳步落實,最後被譏為大拜拜。

投入資源 發揮台灣文化優勢

大陸是一個「官本位」社會,其由上而下的決策模式,優點是一呼百諾,效率奇高無比,缺點則是不夠開放多元;台灣則是一個「民本位」的社會,在文化發展的決策形成以及執行上,我們的優缺點恰好和大陸形成對比,這是兩岸體制上的差異使然,我們不必羨慕對方,也毋需自我膨脹。

大陸市場龐大,文化商機潛力雄厚,未來更要「讓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這對台灣來說,既是機會也是挑戰。如果台灣不能提供文創發展足夠的資源,那麼在大陸市場的磁吸效應下,難保台灣的文化產業與文化人不會步上製造業的後塵,跟著飄洋過海而去。

當然,在文化的領域上,大與小並不是絕對的,至少不能只以表面的數字來論定。就拿出版來說,大陸一年新出版品十五萬種,台灣是四萬多種,大陸約為台灣的三‧七倍的規模,但大陸人口是台灣的五十七倍,以每百萬人出版品密度來看,台灣是大陸的一五‧四倍。而大陸每年評選十大好書中,來自台灣的總有兩、三本以上。

更重要的是人的因素,杭州西溪溼地國家公園內設立了二十座豪宅別墅,希望吸引文化創意大師入住,提升杭州的軟實力。結果,二十位中就有三位台灣文化人,足以證明台灣的文化優勢。

台灣的文化優勢還能維持多久?在馬政府即將進入第二個任期,在文化部就要成立的此刻,這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大問題。

(黃清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