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把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太陽花學運」後首個會晤台灣政界人物的禮遇，安排給了已經是「過氣」政治人物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解讀為習近平為的是要透過與台灣地區「三中」（中小企業、中下階層、中南部）密切接觸的宋楚瑜，深入瞭解台灣人民的真實心態，因而展現了大格局、大視野、大戰略的作為，跳出了以往的格局框框。

那麼，宋楚瑜在「習宋會」中，向習近平反映了台灣民眾甚麼樣的真實心態呢？據公開報導，因他與習近平會面的時間有限，他是將之歸納為「四個體諒」，而且還是與習近平所提出的「四個不會」相對應。另外，由親民黨發出的篇幅甚長的宋楚瑜書面講話稿，還提及到台灣地區的「國際空間參與」問題。

據由親民黨中央發出的新聞稿，宋楚瑜在題為《兩岸一家親 共圓中華夢》的長篇講話稿全文中，除了他當面向習近平的講話中所提出的「四個體諒」：一、大陸應體諒台灣人民的台灣意識，不要與台獨直接畫上等號；二、大陸應體諒兩岸政治社會制度的差異，切勿忽視台灣的自主公民意識；三、大陸應體諒台灣人對於「讓利」的反彈，瞭解台灣人民對經濟自主的堅持；四、大陸應體諒台灣多元社會本質，體認兩岸關係應是一個「說服」與「爭取認同」的過程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體諒」，就是台灣地區的「國際空間參與」問題，宋楚瑜書面講話稿的表達是：在台灣所有的人都期盼，在經貿、金融、飛航、旅遊、生活、衛生健康等安全上，必須獲得國際空間參與，必須獲得更確實保障，這已是不分黨派的共同心聲。中國大陸必須體諒台灣人希望在國際上擁有足夠的活動空間，來確保現有的生活方式與品質，經濟的持續發展不致受損或引起負面影響，以及台灣參與非關主權的非政治性國際組職，實是出於生存與生活上最低需求的必要，不必全然認為都是企圖搞分離。由於其中也採用了「體諒」一詞，因而其實宋楚瑜向習近平提出的「體諒」，是五個而不是四個。

無論是習近平的「四個不會」：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方針政策不會改變；促進兩岸交流合作、互利共贏的務實舉措不會放棄；團結台灣同胞共同奮鬥的真誠熱情不會減弱；制止「台獨」分裂圖謀的堅強意志不會動搖；還是宋楚瑜的「四個加一個體諒」，都已從《兩岸服貿協議》的經濟層面跳脫了出來，昇華到更高的政治範疇。尤其是宋楚瑜所提及的台灣地區的「國際空間參與」，已經比北京方面所關心的台灣人民在經濟、民生等方面的期盼，及對兩岸兩會所簽署的各項協議，必須惠澤及包括「三中」在內的所有台灣民眾，提升到更高的政治層次，提醒北京還要滿足台灣人民在政治方面的需求。

應當說，這已含有「政治協商」的意涵。換句話說，倘是將之代入到兩岸協商中去，習近平所提的「三中」，尚還只是在現時已經進行的兩岸事務性和經濟性協商的層次，只是必須予以改善，使其效益更全面、更深入而已。而宋楚瑜所提的「國際空間參與」，已是進入到「兩岸政治協商」的層次了。

也就是說，倘北京能夠體認到這「四個體諒」及「國際空間參與」，就能為兩岸協商進入政治協商的高層次掃除障礙，建立互信的基礎。當然，這樣的類比並非準確，畢竟從目前情況看，兩岸進行政治對話的政治基礎還很薄弱，由於台灣社會多元複雜，「台獨」沉渣仍然存在，一遇到適當的氣候就會泛起，而且民進黨等在野勢力也不願意看到馬政府籍著兩岸協商而「得利加分」，必然會跳出來阻擾。實際上，一個基本上不涉及政治的《兩岸服貿協議》，「台獨」分裂勢力就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了，倘是進行政治協商，「台獨」勢力反撲的瘋狂程度，就已是可以預兆的了。何況，那個台灣地區「國際空間參與」問題，如果拿捏不準，還很容易被「台獨」分裂勢力為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尋找藉口。

但這並非等於是絕對不能在滿足台灣人民「國際空間參與」的強烈意願有所作為。如果處理得好，相信將能在一定程度上，舒緩部分台灣民眾對「大陸打壓」的怨懟情緒，有助於爭取台灣民心，落實「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這就需要把握準確，拿捏精準。而且，還須要有大格局、大視野、大戰略、大作為。

台灣地區的「國際空間參與」議題，當前最迫切及最直接的，就是馬英九能否出席今秋在北京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應當說，倘嚴格執行「西雅圖模式」的規範，「中國台灣」的領導人是不能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只能是派出負責經濟事務的部長級官員以作代表。而且，還存在著一個實際問題，就是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人員，雖然是以經濟成員體領導人的名義，但除了已經回歸祖國的「中國香港」的特首之外，其餘的均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倘在北京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對台灣地區領導人予以權益式安排，讓其與其他領導人一同坐在會場上開會，並身穿中國民族服裝一同「排排企」大合照，可能就會造成「政治實體」的錯覺。另外，在會議期間，不排除台灣地區領導人還將會單獨與與美國總統、俄羅斯總統、日本首相等私下會面。而且，還將會對「西雅圖模式」打開一個缺口，倘二零一六年的「總統」大選，是民進黨的候選人當選，其就職後又要求比照「北京模式」，麻煩就將更大。

但馬英九卻對出席北京「APEC」峰會有強烈的意願，並將之視為「絕處逢生」的機會。因此，如何應對此議題，這是需要大格局的。這使人聯想到毛澤東的大開大合、縱橫捭闔。就以「乒乓外交」為例。本來，外交部呈交給中央的報告，是不同意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的請求的，毛澤東也在這份報告中畫了圈。但當毛濖東已經吃了安眠藥準備休息之後，卻又要追回那份報告，作出完全相反的決定，歡迎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美國乒乓球隊就在即將離開日本名古屋返回美國之際，立即改機票前往北京。此舉，演變成「小球推動大球」。

對毛澤東哲學思想追崇至備的習近平，會否從此一驚世之舉中有所體味，精準地處理好馬英九盼望出席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議題，就受到熱盼。實際上，應是可以權宜處理，在聲明因為兩岸一中，因而在北京舉行的領導人會議只是特例的同時，並對馬英九出席會議的議程作出適當安排，在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前召開的「雙部長會議」期間，馬英九不像其他經濟成員體的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已經齊集北京，而是到湖南祭祖或參觀上海自由貿易區，以作區隔，並壓縮馬英九籍機私下與奧巴馬、普京、安倍等人會面的時間。或許，是能滿足宋楚瑜所反映的台灣民眾對「國際空間參與」的渴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