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31日晚上，陳伯達帶領已獲領袖批准的中央工作組來到人民日報社奪權，並於6月1日推出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走出了他攪亂中央黨報《人民日報》的第一步。對這篇社論的出籠，陳伯達非常滿意，為此這天的報紙多印13.7萬份，使6月1日的報紙發行量達到了194萬份。

隨即，在6月2日的《人民日報》第一版上，陳伯達在頭條推出了自己策劃選題的社論刪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劫。社論下方刊登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於5月25日貼出的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右下方則是由趕到人民日報社“幫忙”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起草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這天的《人民日報》加印了27.5萬份。

在陳伯達親自組織和督促下，6月第一周的《人民日報》幾乎每天刊登一篇社論，為鼓吹“文革”開足了馬力。6月3日的《人民日報》頭版社論是《奪取資產階級霸佔的史學陣地》。6月4日，更是在頭版一口氣發表兩篇社論:《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和徽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這天的報紙，加印量達到了驚人的86.7萬份。6月5日的社評，則是《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

一連串的社論和評論員文章，算是打得夠響了。陳伯達馬上著手調整人民日報社領導層，進一步緊緊控制了中央機關報。從上海催來魯瑛和邵以華陳伯達一再說，他是帶著8個人的工作組前來“政變”的。其實，他在5月31日晚上帶到人民日報社來的只有6個正式隨員:穆欣　明日報社總編輯、新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錢抵千(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朱悅鵬(解放軍報社黨委委員、記者處處長)、尚力科(解放軍報社黨委委員、軍事工作宣傳處副處長)、楊丁(紅旗雜志社)等。另從上海抽調2人，名單尚未確定。

陳伯達推出兩篇社論後，就急著要上海市委趕緊派兩個人來加入中央工作組。

當時的首選是懈放日報》總編輯馬達。然而，馬達是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特別倚重的筆杆子，“文革”到來之際有許多檔需要他參加起草，陳丕顯不願意馬達離開。馬達也不願意去人民日報社這塊是非之地。

北京方面的催促刻不容緩，最後馬達決定派出懈放日編委、黨委辦公室主任魯瑛和負責報社行政事務的邵以華二人前往北京。

魯、邵二人是6月3日或4日乘坐飛機到達北京的。在他們到北京之前，陳伯達吩咐跟隨他前來的《光明日報》總編輯穆欣幫自己管了幾天的版面。此後，陳伯達主要依靠隨他來到人民日報社的懈放軍鄉代總編輯唐平鑄和副總編輯胡癡，具體處理版面事宜。“文革”日益迫近之時，陳伯達和林彪的關系漸趨密切，對軍報人士顯得特別“垂青”，唐平鑄很快就有了要在人民日報社長期工作下去的想法。

魯瑛和邵以華趕到北京，他們的檔案首先送到唐平鑄手裏。唐平鑄一看就有些撓頭。原先陳伯達和唐平鑄以為，上海會派來高級別的領導幹部，而魯瑛的檔案中寫得清清楚楚，他只是一個十五級幹部，抗戰時在家鄉山東投身革命。邵以華的資歷就更淺一些了。這二人的資歷都比不上工作組中從解放軍報社調來的兩位“三八式”記者。

但是，魯瑛和邵以華的到來使得陳伯達中央工作組中的軍人和中央部委幹部的比例平衡起來了，這是陳伯達、唐平鑄都願意看到的。

唐平鑄從檔案中發現，魯瑛分管過解放日報社的記者工作，因此依樣畫葫蘆，要魯瑛負責人民日報社記者的采訪調配事務。邵以華則參與人民日報社的行政管理工作。

魯瑛有明確的中央工作組成員身份，他一到人民日報社，實際上就有了原先人民日報社編委成員的權限。

在劉少奇面前碰釘子

1966年6月3日下午，人民日報社舉行編委擴大會議，吳冷西沒有參加。副總編輯胡績偉宣佈編委成員的新分工:胡績偉負責夜班、審定版面，王揖負責理論學術，陳浚管評論，安崗負責記者采訪(後因魯瑛的到來，此項事務實際上由魯瑛負責)，李莊分管經濟報道，潘非主管國際新聞，蕭航協助王揖管理理論學術方面的工作。

胡績偉說:這幾天，編委會工作重點在於怎樣改變報紙面貌，不能依賴工作組。他通報說:昨天開了黨委會，隨後請示工作組。工作組的意見是，一是趕快成立領導小組，成員不一定是總編輯、副總編輯，要趕緊提出名單，由工作組批准。二是下一步的運動怎麼進行，工作組會進行研究，但是報社領導也要提出意見，由工作組批准。也就是說，只要新的“領導小組”出現，這屆人民日報社編委會的使命就要結束了。

胡績偉的話音剛落，與會成員紛紛發言，議題很快集中到怎樣看待人民日報社近期的工作，以及怎樣看待吳冷西的“錯誤”。有成員指出，現在胡績偉、陳浚、王澤民還想保護吳冷西，這是非常危險的。

會議持續時間很長，胡績偉最後發言說:“同志們說我要‘保吳冷西’，我的真實意思其實是要幫助他改正錯誤，戴罪立功，回到正確路線上來。我主張鬥爭他，革他的命，絕對不是想保護他的錯誤，讓他蒙混過關。”

胡績偉越是為自己辯白，越表明事到如今，他還是主張保護吳冷西。他說:“我(從‘四清’工作隊)回來，處於困難狀態，許多情況不瞭解。中央還打算讓吳冷西當總編輯。我既然認為他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幫分子，因此我強調團結－批評一團結的原則，號召同志們揭發、批評他……在這種認識支配下，我作為副總編輯，怎麼會號召打倒總編輯呢？”

這番話一出，註定了胡績偉的噩運馬上就要開始了。當時他沒有想那麼多，還在會議結束時說，現在大家對編委會、對黨委會很不信任，“應該盡快成立領導小組，產生新領導。實際上我領導不了了”。

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在奪權頭一周，陳伯達的工作組人數不多，即便加上王力、關鋒，還有趕來“幫忙”的唐平鑄、胡癡等人，也遠遠不能承擔人民日報社的大量工作。工作組成員的主要精力放在頭天晚上上版、次日見報的頭版頭條社論和頭版重要新聞上，大量日常工作還要靠原編委成員負責運行。

6月4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陳伯達在會上提出要撤銷人民日報社總編輯吳冷西的職務。劉少奇當即表示不同意，一句話將陳伯達頂了回去。

同日，《人民日報》編委會、黨委舉行聯席會議，商議成立“報社文化革命領導小組”。在會議提交各支部討論的“參考名單”中，有胡績偉、王澤民的名字。

對劉少奇不同意撤換吳冷西，陳伯達很不滿意。6月5日下午，他對《人民日報》編委們說: “你們領導上的問題是不輕的，是相當嚴重的。我上次說(《人民日報》)脫離了黨中央、毛主席的軌道，不是很清楚嗎？我不過是說得含蓄一點罷了，你們不要那麼含蓄，想講什麼都可以講，高興說什麼就說什麼。我代表中央宣佈，顧慮都可以解除。我贊成大鳴大放，我們不劃框框。”

陳伯達還說: “工作組只來了幾個人，不可能參加你們的討論。我們請了一二十個人來當記者，參加你們的討論，只帶耳朵，只有聽的權力。我們很想和你們合作，把人民日報社內部整頓好，我們並沒有以勢壓人。”

把手伸向新華社

1966年6月的頭一周，陳伯達幾乎每天都來人民日報社。他對剛剛從吳冷西手裏奪過來的職權小心維護。

這時出現了新情況。6月1日，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奉命前來北京就任中宣部部長。按照分工，陶鑄分管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但陳伯達頭頂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桂冠，而且是指定的派駐人民日報社的中央工作組首腦。他拼命控制人民日報社，與陶鑄分庭抗禮。

6月2日，陳伯達在人民日報社全體人員大會上宣佈他已經奪權的時候，特意召來新華社十七級以上幹部與會，讓他們知道在人民日報社內發生的事情。他在講話中有一句話提到新華社，說新華社的領導對群眾的批評沒有引起注意。

情況確實微妙，吳冷西是人民日報社和新華社共同的領導，他的正武職務是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社總編輯。現在，吳的總編輯之權被陳伯達奪走了，那麼新華社社長之職呢？沒有人提及。

陳伯達卻是明明白白地想到了，他要把手也伸到新華社去，要新華社同樣接受他這個中央工作組的領導。

根據陳伯達的授意，新華社總社在6月3日下午召開大會，宣佈中央工作組已在人民日報社奪權。既然吳冷西在人民日報社的職務不再提及，那麼他在新華社的領導職務自然岌岌可危了。因此，宣佈成立一個“五人小組”負責領導運動。這個小組裏沒有了吳冷西的位置。

陳伯達對此還不滿意，又作了一番安排。6月7日，中央黨校組成一個小組，以“學習”為名，進駐新華社，先是大看一番新貼出的大字報。6月8日下午，感到時機成熟，陳伯達來到新華社，直接到小灶食堂看那裏的“小字報”，而且拒絕新華社領導的求見。他說:“我不見他們這些大人物。”說罷，轉身到大禮堂看大字報。

看大字報的時候，陳伯達對圍攏到自己身邊的人發表講話說:“小字報和大字報是路線鬥爭，你們可以繼續貼大字報，高興點誰的名就點誰的名。” “揭發問題沒有框框，沒有限制，沒有保密問題。”他還提出，新華社編委會、黨委不能領導運動，要按照巴黎公社原則選舉運動的領導者。

這天，實際上也是陳伯達到新華社奪權的日子。從這天起的一段時間內，新華社領導層凡有什麼舉措，都要向陳伯達的中央工作組請示。

陳伯達從新華社回來以後又照貓畫虎，像調來唐平鑄那樣組織新的工作組。6月11日，解放軍總政治部向新華社發出公函:“根據陳伯達同志指示”，向新華社派出6人工作組，與中央黨校先前已到人員會合。

6月13日，這個隸屬于陳伯達的工作組正式進入新華社。從這天起，陳伯達將新華社也控制起來了。

人民日報社文革小組終于成立

1966年6月6日，陳伯達指示說，人民日報社應當成立一個領導運動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