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烏克蘭政權的抗議者們對祖國懷有美好憧憬。他們手持標語，呼籲向歐盟靠攏、終止俄羅斯干涉內政、推翻竊國賊亞努科維奇、建立廉潔政府。但是，他們最根本的要求與許多人幾十年來奮鬥的目標一樣，即對抗腐敗、蠻橫的專制政府。他們渴望按規則辦事的民主政體。

個中緣由眾人皆知。大體上講，民主國家比非民主國家更加富裕，捲入戰火的幾率較小，反腐敗更加有力。從深層次看，民主國家讓人們直抒胸臆，決定子女和本人的命運。全世界這麼多人、這麼多地方、願意付出這麼大代價，一起為了民主之理念而奮鬥，這是其不朽魅力最好的證明。

然而，最近基輔等地的歡呼聲背後夾雜著焦慮，因為好幾個國家都上演了同一種令人不安的運動模式。民主聚集在重要廣場。政府默許惡棍反擊，但在民眾的堅強護衛和全球新聞媒體的聚焦下，政府被迫讓步。全球歡呼政權垮臺，願為建立民主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可是，趕走獨裁者容易，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則困難得多。新政府舉步維艱，經濟疲軟，結果整個國家沒比革命前好多少。這就是阿拉伯革命和十年前的烏克蘭橙色革命的故事。2004年，亞努科維奇被街頭抗議趕下臺，2010年又被選上總統（其中有大筆俄羅斯資金捲入），然後反對派再度上臺，結果國家狀況還是一樣糟糕。

烏克蘭亂局

民主正在經歷艱難時世。獨裁者被趕下臺以後，反對派大多無法建立行之有效的民主政府。甚至在那些業已建立民主制度的國家，體制問題已經變得十分明顯，社會上彌漫著對政治的幻滅情緒。然而，僅僅幾年前，民主還大有統治世界之勢。

20世紀下半葉，民主在那些最困難的地域生根發芽——遭納粹重創的德國，窮人最多的印度，1990年代經歷過種族隔離的南非。反殖民浪潮創造了一大批民主化的亞非國家，民主政府取代了專制政權：希臘（1974）、西班牙（1975）、阿根廷（1983）、巴西（1985）和智利（1989）。蘇聯垮臺創造了一批中亞的新興民主國家。美國智庫自由之家（FreedomHouse）統計，截至2000年，全世界共有120個民主國家，占全世界總人口的63%。

那一年，超過100個國家的代表在華沙齊聚一堂，參加世界民主論壇（WorldForumonDemocracy），宣佈“人民意志”乃是“政府權威之基礎”。美國國務院發佈報告，宣稱各種各樣的威權主義、極權主義政府形式都已經“試驗失敗”，“現在看來，民主取得了最終勝利”。

打了那麼多勝仗以後，自然會冒出這種想法。但往後退一步，冷靜地來看，民主的勝利沒有那麼多必然性。民主政制濫觴于雅典，之後過了兩千多年，啟蒙運動才把民主推上政治模式的前臺。18世紀，只有美國革命創建了可持續的民主。19世紀，君主主義者一直試圖對抗民主力量，實現復辟。20世紀上半葉，新興民主政體在德國、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失敗了。1941年，全世界只剩11個民主國家，羅斯福擔心“民主的火焰將被野蠻人熄滅”。

20世紀晚期的進步勢頭在21世紀終止了。今年，全世界約40%的人口將參加自由、公平的選舉，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字。但是，民主在全球的發展停滯了，甚至可能已經逆流。自由之家認為，2013年是全球自由指數下降的連續第8個年頭，其頂峰是本世紀之初，隨後便一路下滑。1980至2000年間，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但2000年以來，面臨的障礙越來越多。民主的問題已經沒法用簡單的數字來呈現。許多名義上的民主國家已經滑向專制政權，民主只剩選舉這一外在形式，缺少民主制度有效運轉所需要的人權和體制保障。

勝利能夠點燃人們對民主的信心，例如政權更迭之際的開羅和基輔，但隨後便再度熄滅。在非西方地區，民主屢屢崩潰。而在西方內部，民主常常與債臺高築、運作失靈等字眼聯繫在一起，損害其國內外的名聲。民主永遠有批評者，但現在，西方內部出現種種缺陷，其海外形象日益脆弱。於是，原來的批評聲音重新被加以嚴肅對待。民主失勢，原因何在？

今天的世界，民主出了什麼問題？

歷史輪回

有兩個原因。其一是2007-08年的金融危機，其二是中國崛起。金融危機造成的心理創傷與經濟損失一樣大。它揭示了西方政治體制的根本性弱點，破壞了西方人固有的自信。西方政府數十年來持續發放福利，任憑債務不斷升高，政客們以為他們已經超越了繁榮泡沫的循環並解除了風險。許多人對本國政治體制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尤其是當銀行家們為自己訂制高額獎金時，各國政府卻掏出納稅人的錢為銀行紓困。金融危機讓華盛頓共識招致新興世界齊聲譴責。

同時，中國共產黨打破了民主世界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壟斷。哈佛大學前校長薩默斯（LarrySummers）觀察到，美國每30年生活水平翻一番，而中國過去30年間每10年生活水平翻一番。中國的精英階層認為，他們的模式——共產黨緊密控制，以及穩定地選賢任能——比民主效率更高，更能避免僵局。中國領導人每十年左右換一屆，按照完成施政目標的能力選拔幹部。

批評者們譴責政府用各種措施控制民意，無論是關押異議者或審查網絡言論。他們批得沒錯。不過，中國政府嚴密控制的決心反過來也證明了對民意的關切。同時，中國領導人有能力處理國家建設方面的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可能困擾民主國家數十年。例如，中國僅用了兩年時間就實現2.4億農民享受養老保險——這要比美國公共養老保險體系的總人口多得多。

許多中國人願意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忍受現行體制。2013年皮尤全球態度調查（PewSurveyofGlobalAttitudes）顯示，85%的中國人對本國發展方向“十分滿意”，而在美國這一數字僅為31%。復旦大學的張維為提出，民主正在破壞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因為民主使得政治僵局制度化、輕視決策、還產生了小布什這樣的二流總統。北京大學的俞可平提出，民主使得一些簡單事情“過於複雜和瑣碎”，讓“某些擅長甜言蜜語的政客誤導民眾”。同樣來自北京大學的王緝思觀察到，“許多引進西方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正在遭遇社會動盪和騷亂”，中國則提供了另一種模式。從非洲（盧旺達）到中東（迪拜）、東南亞（越南），都在嚴肅對待這一意見。

面對2000年以來一系列的民主派失望情緒，中國的發展顯得更加強勢。俄羅斯的民主派首先遭遇重大挫折。1989年柏林牆倒塌，蘇聯的民主化進程似乎不可阻擋。1990年代，俄羅斯在葉利欽領導下醉醺醺地朝民主走了幾步。但1999年末，他將權力移交給普京——一名克格勃特工。從那以後，他分別兩度擔任總理和總理。這位後現代沙皇已經摧毀了俄羅斯的民主實質，遏制新聞自由，關押反對派，同時，他還維持著表演——每個人都可以投票，只要讓普京先生獲勝。委內瑞拉、烏克蘭、阿根廷等地的獨裁者依樣畫葫蘆，沒有完全拋棄、而是維持著民主的假像。這讓民主的信譽進一步受損。

另一重大挫折是伊拉克戰爭。2003年美國領導的侵略戰爭結束後，傳說中薩達姆擁有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未兌現。隨後，小布什又把戰爭的藉口換成了自由與民主。“自由國家協同一致推動民主，乃是敵人失敗的先聲。”他在總統連任講話上說。這已經不只是機會主義了：小布什真誠地相信，只要獨裁者主宰中東，這片土地就是恐怖主義的土壤。但這讓民主進程遭受重創。左翼人士找到了新的證據，證明民主不過是美帝國主義的遮羞布。現實主義外交家則認為，當前伊拉克日益動盪的局勢再度表明，美國領導的民主化進程是社會不穩定的解藥——美國一旦放棄領導權，社會就動盪了。而福山等清醒的新保守主義者則將其視為民主水土不服的又一例證。

第三個嚴重挫折是埃及。穆巴拉克政權2011年垮臺，浪潮般的抗議活動讓人們看到希望，以為民主將在中東地區傳播開來。但頌歌隨即變成悲鳴。埃及大選的贏家不是自由派（各立山頭，荒唐得讓人絕望），而是穆爾西的穆斯林兄弟會。穆爾西把民主當作贏家通吃的體制，將穆兄會塞入政府，賦予自己幾近無限的權力，創建穆斯林永遠占大多數的上議院。2013年7月，軍方介入逮捕埃及首位民選總統，關押穆兄會高層人士，殺害數以百計的抗議者。埃及局勢與利亞戰爭、利比亞無政府狀態一道打破了阿拉伯之春的希望。

同時，民主陣營的某些新成員成績不佳。南非自1994年引入民主體制以來，一直是由非洲人國民大會統治。該黨越來越自私自利。土耳其一度將溫和的伊斯蘭教與繁榮、民主結合在一起，而現在正墮入腐敗與專制的深淵。孟加拉、泰國和柬埔寨的反對黨要麼抵制大選，要麼拒絕接受選舉結果。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維持民主正常運轉是一項非常漫長的工作，那種以為民主可以自己迅速生根發芽的想法已經煙消雲散。雖然民主如小布什和托尼？布萊爾所說是“普世的追求”，但它還是一種基於文化的實踐。西方國家幾乎都是在建立複雜的政治制度很長時間以後才落實選舉權，實現強有力的公民組織和憲法權利，而西方社會一貫珍視個人權利與司法獨立等理念。

不過，原本視為民主範例的體制最近幾年卻變得過時而無用。美國已成為政治僵局的代名詞。這個國家如此癡迷於黨派之爭，以至於過去兩年間兩度站在債務違約的懸崖邊緣。分割選區以謀取選舉優勢的行為也侵蝕了美國民主。這種行為鼓勵極端主義，因為政客們只顧吸引“死忠”選民，拋棄了大量的普通選民。金錢獲得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響力。數以千計的說客（平均每位國會議員有超過20名說客）讓立法過程變得更為冗長和複雜，讓特殊利益集團更有機會參與其中。所有這一切給人造成的印象是，美國民主是可以賣的，富人權力比窮人大，儘管說客和金主們宣稱政黨開銷是在踐行言論自由的權利。結果是，美國的形象——乃至民主本身——遭受可怕的衝擊。

歐盟也不是民主的榜樣。1999年引入歐元主要是技術官僚的決策；只有兩個國家（丹麥和瑞典）就此問題舉行全民公決（結果都是否決）。鞏固歐盟權力的《里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