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共廣東區委遷至香港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15日，國民黨在廣東發動反革命政變，白色恐怖籠罩廣東全省。4月17日，中共廣東區委秘書長賴玉潤(賴先聲)召集在廣州的區委成員穆青、楊殷、馮菊坡、羅綺園、周文雍、吳毅等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會議決定區委機關暫時撤離廣州，遷往香港；在廣州另成立中共廣州市委，吳毅為書記。

中共廣東區委領導機關移至香港，開啟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在香港的發展階段。中共廣東區委遷往香港後，中共中央常委於5月20日討論廣州黨的工作和組織問題，決定由彭湃、穆青、黃平、賴玉潤、阮嘯仙等組成中共廣東省委，陳延年不再回廣東工作。五六月間，留粵的原區委成員在香港建立了中共廣東特委，由穆青和賴玉潤主持工作。

中共“八七”會議後，按中共中央指示，張太雷、黃平於8月19日抵達香港，20日，張太雷主持召開廣東省委會議，傳達“八七”會議精神，通過了《擁護中央緊急會議之決議》。10月15日，中共廣東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香港召開聯席會議，組成了新的中共廣東省委和中共中央南方局，充實和健全了黨的領導機構。中共廣東省委以張太雷、阮嘯仙、黃平、惲代英、賀昌、楊殷、黃錦輝、陳郁、周祥、何潮、羅登賢、陳志榮、黃釗、陳權、岑燦、李安、賴松柏、朱桂祥、王強亞、薛六、黃謙、歐日章、何石(何玉山)、李海籌、王酉等25人為委員，張善銘、黃學增、楊善集、吳毅、沈寶同、羅綺園、沈青、楊石魂、周文雍、周其鑒、蔡如平等11人為候補委員，以張太雷、黃平、惲代英、阮嘯仙、黃謙、陳郁為省委常委，以張太雷為省委書記，黃平為組織部長，惲代英為宣傳部長，阮嘯仙為農委書記，楊殷為工委書記。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張太雷、周恩來、惲代英、黃平、楊殷、彭湃組成。

1927~8月1日，中共舉行了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起義失利後，賀龍、葉挺、劉伯承、彭湃、周恩來、林伯渠、吳玉章、聶榮臻、譚平山等離開部隊到達香港，部分人參加廣東省委會議後轉移。

1927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爆發。起義失敗後，少數起義者到達香港，後轉移。

1927年底，中共香港市委建立。香港市委受廣東省委領導。1927年11月，廣東省委從廣州抽調一批工人党員，到香港培訓，每期10天。1927年12月20日，李立三受中共中央派遣抵達香港，於當天召開會議，決定以張善銘代理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李立三則以中央巡視員身份指導廣東省委工作。

1928-~1月1日至5日，中共廣東省委在香港召開全體會議，總結廣州起義失敗的經驗教訓。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大會選舉了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由李源代任。為貫徹中共六大精神，廣東省委於1928年11月16日至24日，在香港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

中共與香港工人運動的廣泛開展

1928年12月，中共廣東省委為加強黨內教育訓練工作，成立了香港訓練委員會，由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和香港東區區委、九龍區委的宣傳員組成，負責制訂訓練計劃，編印學習材料和對訓練進行具體實施等工作。從1929年初至3月，中共廣東省委在香港連續舉辦了5期訓練班，每期9天至10天，主要學習中共六大和省委第二次擴大會議檔，總結實際工作經驗和研究工作方法。除舉辦訓練班外，黨組織還編印、出版各種黨內刊物和理論小冊子，供廣大黨員幹部學習。其中有香港市委的《香港工人》、香港海員支部的仲國海勛等。

1929年8月1日，中共香港黨組織遵照中共廣東省委的指示，舉行工人示威活動。香港黨組織在佈置這次工人示威鬥爭時，中共廣東省委也參加實際的指導。1930年上半年，白區工人運動有所複蘇。在香港，有糖房、鐵廠和碼頭等行業的工人反對工頭的鬥爭，海員工人要求加薪和反對開除工人的鬥爭。同年8月，在中共領導下的香港工人代表會的組織下，香港建築業工人為要求加薪、改善待遇和工作條件舉行同盟罷工，參加罷工的工人達5萬。接著，香港的電器、電車、汽車、印刷等行業的工人也舉行了罷工。

隨著白色恐怖的加劇，至1932年5月，香港僅有40多名黨員，原有的中共香港市委被撤銷，改設香港、九龍兩個區委。

到1934年9月，中共廣東省一級領導機關被徹底破壞，黨領導的工人運動再次陷入低潮。廣東黨組織的活動停止後，在香港、廣州等地仍有一些失去組織關系的黨員在工人中活動，自發地發動一些工人鬥爭。在香港，1935年7月，一些失去組織關系的黨員和原赤色工會的會員，在海員和洋務工人中以“餘閑樂社”為基礎，發起成立“餘閑樂社”總社，以從事慈善事業和開展娛樂活動的形武，團結、組織和教育海員工人進行抗日救亡活動。 “餘閑樂社”在各遠洋船上以及港、九等地設立了許多分社，社員人數到1937年發展到1.7萬多人，並與上海的海員總工會建立了聯系。

1936年夏，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薛尚實、王鈞予到香港重建南方的黨組織。

香港“紅色交通站”的建立

1927年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廣東省委發布了《交通處工作條例》，對廣東境內的地下交通工作作了具體規定:在香港設立南方局總交通處，在澳門設立廣屬交通處，負責廣州及中路各縣交通事務，並在各地設立分處。

香港是廣東黨組織領導機關活動的中心，為了加強與中共中央(設在上海)的聯系和對全省各地區的聯絡，中共廣東省委開辟了與上海的聯系通道和一些通往各地區的交通線，逐步形成了一個以香港為中心，分佈於全省各地的地下交通網絡。當時，中共中央與廣東省委悟港)的聯系，主要由海上通道進行，通過上海至香港輪船上的海員中的黨員或工會會員的掩護和幫助，來傳遞資訊、運送物資和護送幹部。中共中央在上海出版的報刊，也是由輪船上的黨員和海員工會會員攜帶抵港的。

1930年秋冬之間，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廣東省委的協助下，中共中央開辟了一條經上海、香港、汕頭、青溪(大埔)、永定，進入江西中央蘇區的長達數千里的秘密交通線。中共中央和廣東省委先後派饒衛華到香港，陳彭年、顧玉良、羅貴昆到汕頭，盧偉良到大埔，李沛群到閩西，負責交通站工作。另外，還調派肖桂昌、曾昌明、熊志華等擔任中央交通線專職交通員。

這條秘密紅色交通線開通後，主要擔負了如下幾項任務:第一，傳送中共中央與中央蘇區之間來往的檔。第二，護送大批幹部安全進入中央蘇區。第三，在秘密交通線沿途向蘇區輸送物資。如在香港、汕頭、大埔以及蘇區邊境各縣，黨組織開設了一些店鋪。這些店鋪有香港大新公司、汕頭中法藥房、汕頭電器材料行、青溪永豐客棧等。利用這些店鋪，向蘇區輸送所需要的物資，主要有布匹、食鹽、藥品、紙張，以及電信、印刷、軍械等器材，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央蘇區物資匱乏的困難，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蘇區的革命鬥爭。

除上述秘密交通線外，中共廣東省委還協助中共中央開辟了經上海、香港、廣州、韶關、南雄、信豐進入瑞金蘇區的“粵贛線”等地下交通線。廣東沿線各地黨組織積極配合和協助交通站工作。中共廣東省委在香港還協助中共中央建立特科機關。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香港黨組織的演變

1927年4月15日廣東發生反革命政變後，中共廣東區委遷往香港。省委機關此後一直設在香港。香港雖然比內地其他國民黨統治區具有某些特殊條件，有利於黨的活動，但當時全國革命形勢還處於低潮，港英當局與國民党相互利用、勾結，中共廣東省委機關不斷遭到破壞。

1928年2月上旬，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的李立三赴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中共中央派鄧中夏代理廣東省委書記。2月20日，省委常委黃謙因反動分子告密，被香港便衣警探跟蹤，致使省委機關暴露，鄧中夏、黃謙、羅登賢、王強亞四人被捕。此為省委機關第一次遭到破壞。2月24日，李立三從上海返回香港，成立新的省委，加緊營救工作。除黃謙外，鄧中夏等人被營救出獄。

中共六大後，李立三留中央工作，在六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的李源接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1928年秋，李源在巡視東江蘇區時被捕犧牲，黃釗、盧永熾先後繼任廣東省委書記。在此期間，省委的領導工作實際上是由中央巡視員兼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賀昌主持的，聶榮臻任省委常委兼軍委書記，鄧發任組織部長兼香港市委書記，陳郁任工委書記。1930年2月，賀昌、聶榮臻調中央工作，中央派羅登賢任廣東省委書記，李富春任組織部長。同年8月，羅登賢赴上海參加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後留中央工作，省委書記由盧永熾接任。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執行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反對調和主義”為旗號，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險主義還要“左”的錯誤觀點。由於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廣東省委在香港的活動更為困難，省委機關經常遭受破壞。從1月14日至18日，省委組織部、宣傳部、交通部、秘書處、電台等10多個機關，以及中央駐香港特科機關和香港市委機關相繼被破壞。省委書記盧永熾、宣傳部長林道義、農委書記兼組織部副部長陳舜儀、軍委書記楊劍英、香港市委書記張家驥等50多人被捕，只有組織部長李富春倖免。中共廣東省委機關被破壞後，李富春組織了以他為書記的臨時省委。3月20日，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了以李富春為書記的中共兩廣臨時省委。中央派章漢夫(謝啟泰)、凱豐分別任兩廣省委常委和團兩廣省委書記。3月29日，正式成立中共兩廣省委，以李富春為書記。

1931年5月，中共中央派蔡和森到香港，接替李富春，任兩廣省委書記。李富春調中央工作。稍後，中央先後派李碩勛、陸更夫擔任兩廣省委軍委書記。同年6月和12月，兩廣省委兩次被破壞，前後兩任省委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