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我們和英國之間最為重要的問題就是香港問題了。

一

1982年夏天，我奉命回國，參加廖承志同志主持的有關收回香港的專題討論會。當時廖承志同志正擔任著中央港澳領導小組組長和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的職務。

廖承志同志對我說：“你這次回英國之後，要盡可能多地廣泛接觸英國各界人士和英國政府，瞭解英國對我們收回香港的反應和英國政府的政策，做完這個工作你就儘快回來開展工作。”

當時我也沒有細想廖承志說讓我“儘快回來開展工作”是什麼意思？只是考慮到我要儘快回到英國去。

打個形象的比喻，我現在覺得自己在中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充任的角色是探路者，或者說是哨兵也行。

與英國談香港問題繞不過首相撒切爾夫人。

就我個人與撒切爾夫人的接觸，我認為她有主見，魄力很大，處事果斷，個性相當剛強，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談到1982年夏天我回到英國為解決香港問題而去探路，有必要先回顧一下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中央對香港問題的相關考慮。

毛主席、周總理在考慮香港問題的時候有一個基本思路，即“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當時中央考慮香港問題不是簡單的就事論事，而是將香港問題放在整個世界政治格局這樣一個框架下來考慮的，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通過和平談判予以解決。

世界政治格局發展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時候有了變化，鄧小平同志根據新的世界形勢的發展，特別是考慮到我國和美國、英國的新關係，以我國的長遠利益和臺灣2000萬、香港600萬人民，當然也包括當權者的利益為出發點，針對香港問題、澳門問題和臺灣問題，制定了“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解決方略。當時及相當長的一個時期，特別是新聞媒體，對香港問題的報道只是關注了我們和英國的關係，其實我們和香港談判，直到1997年香港回歸，已經長達十五年了，談判中的焦點及難點問題都是圍繞著上述幾點利益而展開的，各方利益最大化才有可能達成一致。

1997年7月，我到香港參加回歸慶典，我注意到在萬眾歡呼的同時，交接儀式大廳外還有幾百人或上千人在冒雨表示抗議。

我在交接儀式大廳問一位老熟人：“你贊成回歸嗎？”

這位老熟人對我毫不諱言地說：“我不贊成。”

我接著問他：“那麼你反對回歸了？”

他當即說：“我當然不反對。”

我注意到包括像李柱銘那樣的民主黨人士，沒有人公開表示反對回歸。我的感覺是，關於回歸祖國，香港同胞需要時間。

當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說了一句話，我認為很到位，說得很好，他說：“在一國兩制的新環境下，我們將會有許多機會和充分條件，去認識國家，認識民族；去熱愛國家，熱愛民族。”

再一個就是當時我們慶祝香港回歸舉國歡慶的時候有一個事情被忽略了，今天講來，我認為很有必要，其中頗有況味。不知道英國人在香港回歸之時是怎麼想的，派了一支艦隊向香港駛來，這個艦隊所走的路線剛好就是當年鴉片戰爭時英國東方遠征軍總司令喬治•懿律率領艦隊所走的航線。當年喬治•懿律率領的艦隊進入中國海，跑到珠江口，如入無人之境。一百多年後，英國的這個艦隊剛剛進入中國海的第一個島鏈，我們的艦隊還有海軍、航空兵就出現了。我想香港回歸的交接儀式如此充滿莊嚴氣氛，秩序井然，我們沒有艦隊和航空兵，可能嗎？

不論是不同的聲音，還是英國的艦隊，或者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的那句話，在我看來，都從另一個層面說明著中國政府在解決香港問題的過程中所經歷的艱難險阻。

1982年9月，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提出了三大任務：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臺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我很清楚統一祖國這個任務，香港回歸的問題就是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所以大使館非常重視英國政府及在野黨派對香港問題的各種動向，進行搜集整理，然後報告國內，為決策提供參考。

二

這個時期有幾個時間節點，我要特別說明一下。

我1978年擔任中國駐英大使時，英國的首相還不是撒切爾夫人，而是詹姆斯•卡拉漢，他到中國訪問時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兩三年以後，將是討論香港問題的適當時候。”

1979年3月29日，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他向鄧小平提出由於港英當局批租“新界”土地不能超過1997年，現在只剩下十八年了，投資者不放心。

麥理浩說這話的用意明顯得很，他是在試探我國1997年後對香港的態度。

鄧小平告訴他，香港主權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問題本身沒有可討論的，但是中國政府也會考慮和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中國政府可以明確告訴英國政府，即使那時做出某種政治解決，無非一個收回，一個保持現狀，不管哪種政治解決，都不影響投資者的利益，請投資者放心。到時候，本世紀和下個世紀，香港還可以搞資本主義，我們搞我們的社會主義。

麥理浩還提出1997年6月後新界仍由英國管理的意見。

鄧小平明確地告訴他：“絕對不可能！”

麥理浩又向鄧小平提出一個問題：大陸居民去香港的人太多了。

鄧小平說，兩個途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一個是採取措施，減少一些人進入香港，減輕香港的壓力；再一個途徑就是港英當局要鼓勵私人來廣東進行投資，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歸根結底，麥理浩這次北京之行的目的就是傳達英國政府希望與中國政府接觸的信息，瞭解中國政府對1997年後香港問題的態度。而我們呢？正是因為這次鄧小平與麥理浩的談話，把解決香港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

麥理浩訪問中國之後，英國下議院在1979年6月13日就麥理浩訪問中國進行了辯論。很值得關注的是，英國外交大臣在下議院的發言中說：“香港並非時代的錯誤產品，而是一個成功的例子。”麥理浩的北京之行並不意味著英國政府想談判解決香港問題，現在還不是“討論香港問題的適當時機”。 　　緊接著，7月5日，英國駐中國大使柯利達就向中國外交部遞交了《關於香港新界土地契約的問題備忘錄》。柯利達說中國可以對此《備忘錄》做出答復。

這個《備忘錄》已經不僅僅是試探中國政府了，而是想讓中國政府默認英國取消“新界”管治權期限。我們的回答亦不含糊，奉勸英方不要採取所建議的行動，否則形勢將引起對中英雙方都不利的反應。

整整一年多後的1981年初，大使館接到國內來電，說鄧小平指示香港問題已經提上日程，我們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方針和態度，請有關部門研究，提出方案，儘快整理出來，供中央參考。

我迅速組織人將搜集到的關於英國在香港問題上的各種反應進行匯總，立即向國內提交了報告。

1981年4月3日上午，鄧小平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卡林頓勳爵，卡林頓向鄧小平提出如何繼續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的問題。

鄧小平說，他們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變，這是我們的一項長期政策，而非權宜之計。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鄭重地說，我在1979年同麥理浩爵士談話時所做的保證，是中國政府正式的立場，是可以信賴的。可以告訴香港的投資者，放心好了。我請你注意研究一下我們對中國臺灣的政策，我們提出和平統一臺灣，臺灣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變，也不降低臺灣人的生活水平和經濟收入，甚至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軍隊，要求他們的只是取消“國號”“國旗”。

鄧小平向卡林頓勳爵解釋了我們的“一國兩制”政策，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大陸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澳門、臺灣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

這次鄧小平和卡林頓勳爵之間最為核心的話有兩句，第一句：中國要在1997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第二句：中國願意同英國談判解決這個問題。

三

我在英國首先是與各界對中國表示友好的人士進行接觸，聽一聽他們對香港問題的看法。

我認識英國前首相麥克米倫時他已經九十高齡了，我去拜訪他，他對我說：“中國對香港享有主權，不容爭議。”

丘吉爾的女婿索姆斯勳爵是前任歐共體主席，我邀請他到中國使館做客。在宴會中，索姆斯勳爵大聲說：“英國政府應該把香港主權歸還中國，我將為此大聲疾呼。”

這個時期，我還同前首相希思、卡拉漢，外交大臣卡林頓，國防大臣皮姆，工黨副領袖希利，前國防部參謀長卡梅隆元帥，怡和洋行董事長亨利•凱瑟克，太古洋行董事長斯維爾兄弟，英之傑公司董事長坦勞勳爵，以及許多的政府部長進行了接觸，我發現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人，包括英國很著名的媒體《衛報》等，都表示英國不應該堅持19世紀同清帝國政府簽訂的三個條約，堅持這三個條約沒有好處，應該無條件地把香港歸還中國。而且既然歸還了，也就沒有什麼理由要求繼續參與管理香港。

當然，不同的聲音也不小，認為在香港主權歸還中國之後，中國政府應該與英國政府共同管理一段時間——三十年。考慮到香港的利益，對中國能否管理好香港頗為擔憂，其中最主要的擔心是中國將在香港推行內地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

我所做的與英國各方人士的接觸，說到底還是外圍工作，最終是要與英國進行交涉。

1982年4月初，英國發生了一件大事情，與阿根廷因為馬爾維納斯群島的歸屬問題爆發了戰爭，撒切爾夫人向議會宣佈派出特遣艦隊遠征南大西洋。6月中旬，這場戰爭以英國的勝利而告終，全國歡騰，政府的威望得到很大的提高，撒切爾夫人也成為了英國人心目中的英雄。

正是在這樣一個時候，撒切爾夫人提出她要訪問中國。撒切爾夫人訪問中國是中國和英國建交以來第一位在任首相的正式訪問。

1982年7月12日，也就是廖承志指示我回到英國展開相關香港問題前期工作後不到一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