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的最終勝利，中共的軍事力量毫無疑問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革命並不只限於正面戰場的搏殺。中共革命時期，除了馳騁疆場的各大將帥之外，還有許多特別領域裏的“另類”人才，為革命的勝利獻出了自己一份力量。本刊據《科技信息報•經典舊聞》轉載。

“軍工奇人”劉鼎：太行八路軍的武器專家

1940年5月，受朱德、彭德懷之邀，劉鼎調任八路軍總部軍工部部長。劉鼎被黨內人士戲稱為 “軍工奇人”，他擔任軍工部長不到4年的時間，是八路軍軍工生產的鼎盛時期。

1902年1月8日，劉鼎出生于四川省南溪，18歲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業學校學習機電，21歲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他赴德先後在哥廷根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機電課程，由青年團轉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他受組織委派轉赴蘇聯，先後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和列寧格勒空軍機械學校學習。1933年他受方志敏委派，出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個兵工廠——洋源兵工廠政委、廠長。劉鼎掌握大量兵器、通訊、航空、軍事等領域的知識，是中共早期為數不多的軍工技術專家之一。

受命於抗日戰爭危難之際，劉鼎自然知道自己的職責。經反復研究，他把目光集中到了最能大面積提高部隊戰鬥力的步槍改造上。當時八路軍使用的步槍各式各樣，有捷克式、三八式、漢陽造、老七九式等等。這些步槍零件不能互換，規格不統一，殺傷力也小。劉鼎吸收各種步槍的長處，設計出了一種槍身短、刺刀長、重量輕的新型步槍。這種步槍只有3．58公斤，刺刀還能折放在槍上，可以隨時彈出使用。這種改進的步槍，極大地提高了八路軍部隊的戰鬥力，令日寇大為吃驚。

1940年5月，劉鼎任八路軍總部軍工部部長。3個月後，又一新式步槍在太行山黃崖洞兵工廠問世。這款被朱德定名為“八一式”的步槍，總共生產了8700支，是根據地製造的產量最大、質量最好的步槍。第一批八一式步槍補充給了陳賡率領的386旅，性能優良的八一式步槍，使386旅的戰鬥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百團大戰中，日軍擲彈筒發射出的小型炮彈嚴重影響了我軍的進攻速度。擲彈筒是一種步兵作戰時常用的小型火炮，配以鋼質炮彈，適用於山地作戰，殺傷力極強。面對日軍的優勢武器，彭德懷急令劉鼎：敵有我也必須有。經過對繳獲來的擲彈筒反復拆卸、組裝、研究，劉鼎自信地向彭德懷報告：我們也可以製造擲彈筒。為了能儘快把擲彈筒造出來，劉鼎和同事們不分晝夜地忙碌著。經過4個月的不懈努力，在黃崖洞兵工廠裏，劉鼎率領工人們製造出我軍第一門擲彈筒，火力效果甚至超過日軍擲彈筒，給日軍以極大殺傷，常常打得日軍措手不及。

1944年後，劉鼎歷任中央軍委聯防司令部軍工局副局長等職。建國後，他任重工業部副部長。此後，歷任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等職。在“文化大革命”中，劉鼎慘遭迫害，被林彪、“四人幫”誣陷為“大叛徒”、“大特務”，關押進監獄長達7年之久，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得到平反。1986年7月25日，劉鼎因胰腺癌在北京去世。

“後勤雄才”楊立三：人民軍隊的“糧草官”

1928年井岡山會師大會上，毛澤東向彭德懷介紹楊立三時說：“他是從省城上山的，是我們的‘糧草官’!”

楊立三，1900年11月18日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市，19歲投身湘軍，參加過孫中山領導的討伐軍閥陳炯明的戰爭。1927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楊立三參加秋收起義，擔任“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副官兼經理處處長，負責起義軍後勤事宜。經理處處長一職，是楊立三從事人民軍隊後勤工作的起點。

1928年8月23日，紅1軍團和紅3軍團在瀏陽境內會師，合組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楊立三擔任方面軍副官處長兼總經理處處長，主持制定並正式頒發了紅軍第一部供應標準，為紅軍供應正規化邁出了可貴的一步。1932年春，楊立三調任中革軍委後方辦事處主任兼總兵站部部長、政委，負責領導中央蘇區後方所有軍事機關、醫院和工廠的工作。這一時期楊立三建立了大站、中站、小站相連接的兵站運輸線，有力地保證了紅軍各次進攻戰役和反“圍剿”戰役中人、財、物的運輸和供應。

長征開始後，楊立三歷任中革軍委保管處處長、糧秣隊隊長等職。過草地時，周恩來剛剛大病脫險，走不了路，楊立三參加抬扶周恩來的擔架隊。整整6天6夜，楊立三寸步不離周恩來，雙腳都磨破了，硬是安全地把周恩來抬出了死亡之地。

在抗戰史上，提起“地雷戰”，就不能不提到楊立三。1939年4月，楊立三赴晉東南（後到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擔任八路軍後勤部部長。敵我交兵，武器非常重要。地雷、手榴彈威力既大，構造又簡單，楊立三決定把它普及為對敵鬥爭的利器。1941年初，楊立三向八路軍總部建議：每個軍分區成立一個手榴彈廠負責供應物資；1941年3月，楊立三指示軍工部在山西武鄉縣溫莊等地分別開辦了地雷訓練班，分期分批培訓，很快在華北抗日根據地掀起了一個 “村村造地雷，戶戶有地雷”的爆破運動，湧現出數以千計的“造雷英雄”，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地雷戰”。

據中共後勤史記載：抗戰時期，楊立三領導的後勤部門共造槍9758支，修槍近1萬支，生產擲彈筒2500門，修炮約1000門，複裝和新制槍彈223萬發、擲彈筒彈19．8萬發、迫擊炮彈3．8萬發、手榴彈58萬枚。此外，還協助地方生產手榴彈、地雷千萬枚以上，為抗戰取得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1951年，楊立三任志願軍總後勤部部長，負責抗美援朝志願軍的後勤供應。1954年11月9日，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後，楊立三任財務部部長。1954年11月28日，在蘇聯治病的楊立三與世長辭，終年54歲。

“破譯能手”宋兆宜：軍委“關口”的諜報員

眾所周知，革命期間參戰軍隊的情報機構都做過破譯密碼工作。革命時期，中共在延安也有專門的破譯密碼小組，組內最傑出的諜報破譯人員就是被毛澤東盛讚為“破譯能手”的宋兆宜。

宋兆宜，1921年9月13日生於河北省蠡縣，1937年8月參加蠡縣抗日青年救國會，1938年9月調入抗大，1939年9月29日入黨。1940年3月，抗大畢業後，宋兆宜被分配到延安軍委二局，從此在隱蔽戰線整整工作了10年。

1940年，剛參加破譯工作不久的宋兆宜正在辦公室裏為一份情報的一個字猶豫不決時，軍委二局局長曹祥仁突然協同其他領導來局裏視察工作，曹祥仁的指導和鼓勵，使宋兆宜大膽地破譯出了這份內容為胡宗南準備大舉進犯陝甘寧邊區的重要情報。中央接到密報後，立即命令王震主力緊急撤回保衛邊區，保衛黨中央。由於胡宗南發現了我軍大規模西調，遂未敢輕舉妄動。“破譯工作一字之差，能驚動千軍萬馬!”這是宋兆宜參加情報工作後，憑藉出色業務能力立下的頭一件大功。

1940年年底，軍委二局負責中統密碼破譯工作人員就剩下宋兆宜一個人，可謂是“一夫當關”。宋兆宜工作量大，只好加班加點，但再苦再累他也心甘情願，毫無怨言。二局在6年時間裏破譯了無數敵方密碼，截獲了成百上千份情報。毫不誇張地說，“中統”總部使用的密碼，基本上都被宋兆宜破解了。

1944年夏，“中統”系統密碼突然出現了改變，幾個重要的密碼破不開，情報上報數量大大減少，領導責令宋兆宜一個月內完成破解。在研究密碼過程中，宋兆宜發現幾處可疑的數字，均出現不等距離、不等數量的現象，他萌生出一個念頭：能否用數學中的某個方程式計算出它的規律呢？他請教了廈門大學學生江貞，江貞告訴他大代數中有一個“不定方程式”可以試解此數碼。宋兆宜只用了半天時間就基本掌握了“不定方程式”的解法。他運用此法，結合具體情報，終於成功破譯了“中統”系統新密碼。這完全出乎人們意料，在此之前，二局局長親自帶領三個文化水平高的同志，專門研究運用數學原理破譯“中統”系統密碼的方法，都未能成功。宋兆宜是當之無愧的“破譯能手”！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宋兆宜支援華北二局，由此開始了解放戰爭時期的情報工作。1950年8月宋兆宜接到調令去外交部工作，成為新中國第一批外交官。他曾在我國駐保加利亞大使館、駐巴基斯坦大使館、駐塞拉利昂大使館擔任外交官，在外交戰線上工作了30多年。

“洛陽才子”雷英夫：領袖身邊的軍事高參

戰爭年代，領袖們在緊要關頭作出的一個個重大決策，其中也融進了參謀的思考與謀略。被毛澤東稱為“洛陽才子”的雷英夫，就以自己的智慧和勤奮贏得了偉人們的賞識和信任，成為領袖們身邊的軍事高參。

雷英夫，1921年出生於河南省洛陽市，1935年考入洛陽中學。後來他考上了八路軍利用二戰區名義在山西臨汾辦的一所軍校，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8年6月，雷英夫被組織送往延安學習，分配到抗大六大隊。1938年11月，中央軍委決定在抗大總校成立一個參謀訓練隊，雷英夫被幸運地選中了。

1939年6月，從重慶回到延安彙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來向毛澤東反映：南方局軍事組葉劍英那裏急需參謀人員，毛澤東不假思索地推薦了雷英夫。雷英夫未畢業，就被調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給葉劍英當了軍事秘書。雷英夫在葉劍英的直接領導下，出色地完成了各項任務，表現出卓越的參謀和秘書才能。他親自與地下黨員張蔚林、張露萍接頭聯繫，打入國民黨軍統局機要電臺，為我黨獲取了大量機密情報；他主筆起草了 《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一文，揭露了國民黨的滔天罪行，影響了全國民眾。

1940年2月，葉劍英接到蔣介石的邀請函，請他以18集團軍參謀長的身份，參加全國軍以上參謀長會議。葉劍英吊著摔傷的胳膊召集南方局軍事組全體人員，商量對策。參謀們七嘴八舌，有的說不去好，有的說去好，雷英夫認為去是上策，葉劍英於是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