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不能因為吃一頓飯，就把他免職吧？！”1月21日，面對越來越詳細的“八項規定”，中部某鎮黨委書記王民掂量著最嚴厲的結果。

在此前後近一個小時裏，王民接了兩個飯局的電話，還有數位下屬過來請示晚上接待的安排。他一一推辭了。

同一天，數千裏外的海南省瓊中縣，該縣財政局被海南省紀委專項檢查組查出，三頓飯吃掉了1.5萬元。7天之後，該局長被免職。

用《人民日報》的話說，“未來一段時間將是中國官員們的‘高危期’，不僅腐敗將遭遇‘嚴打’，道德失范行為也會對官員前途造成越來越嚴重的後果……不合格的官員將被淘汰，做不到與時俱進的官員也將出局。”

也有官員在網絡上吐槽，稱“瘋子才想吃公宴”，“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喝得老婆分床睡”。

一邊是沉澱多年的官場飯局文化、圈子文化、權力結構，一邊是越來越差的身體、越來越嚴的規章；一邊是懸崖，一邊是堅壁，基層官員掙扎在夾縫之中。沒有治本之策，他們只能繼續遊走在飯局的漩渦中，五味雜陳。

矛盾的統一體

王民2010年從縣直部門調任鎮黨委書記。該鎮是縣裏的工業大鎮。從部門領導到一鎮主官，高升的王民，在談及接待的語境下，仍不禁自嘲一下自己“眼皮淺”，看得不長遠。

“‘八項規定’中的鮮花、紅地毯等，鄉鎮沒有或者很少用，最多的就是接待。”可對於酒量本來就不大的他來說，接待、應酬、飯局是一個不小負擔。

“我現在的血壓，就是到鄉鎮之後升上去的。夏天還好，冬天兩場酒一喝，血壓就直往上躥。”王民稱。

這樣的例子在基層不少。且不論最近爆出來的內蒙古某縣官員一天早上吃四頓早餐，晚上泡八次澡，此類比較極端的案例，每一位基層官員，對於應酬、飯局都有自己的“一肚子苦水”。

“其實我們陪得也很惱火，有的領導喜歡喝酒，你要是沒陪到位，他不高興；有的領導不喝酒，但是我們總得表達感情啊，還是要敬幾杯。”一位鄉鎮幹部說，“這種應酬酒哪個想天天喝嘛。”

“沒想到副鄉長就是個酒囊飯袋，陪吃陪喝比工作還累……酒桌上要硬著頭皮搶著喝，替了書記替鄉長，酒一個勁兒地往肚子裏灌，宴席結束還要送人。一天下來筋疲力盡，肚子裏除了酒精沒有別的，實在受不了。”山東某鎮副鎮長由於飲酒過度腸胃出了問題，躺在病床上甚是懊惱。

據相關媒體調查，73.4%的人都感歎自己患上了“飯局焦慮症”。通常遇到飯局，能推則推，能躲則躲。僅有9%的人，對飯局有興趣，只要有人請，就積極去參加。

焦慮之外，還有對現實的順應。

基層官員說，“總會有幾場推脫不掉的飯局。”王民當天推掉、躲過了大部分的接待，但當晚還是有兩場飯局等著他。

廈門大學教授易中天在《閒話中國人》一書中劈頭就來這麼一句：“有人說，中國文化是吃飯吃出來的，西方文化是做愛做出來的。”不確定這個說法是否經得起考究與驗證，但如此生動的表述卻蘊涵了大學問：吃，對中國人來說，是一件天大的事。

這還只是面子的原因，更有裏子的原因。

“上面來的都是領導，更不要說他們手裏面有資源。不僅我們鄉鎮，下面的各村也都要向上面爭取資金。”所以，王民稱，飯有時候不得不吃，“請人吃飯才能多爭取點資源、多搞點錢。”

當地一方勢力，我們很多工作還得依靠他們。”一位鄉鎮幹部告訴《決策》。

如此，鄉鎮在頭痛與順應之中，就被推到接待的最前沿，也形成了眾多尷尬的場景：一邊推杯換盞、賓主盡歡，一邊談著接待之痛、發著滿腹牢騷。

而在“四菜一湯”清規的壓力下，鄉鎮的飯局從品種繁多的土菜變成了四個火鍋，更有甚者“四菜”變成了“四個大盤，可每個盤中都放有數個小盤。”

變形的“四菜一湯”，與其說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投機取巧，不如說是基層官員，面對飯局矛盾心態的現實寫照。

被改變的性格

基層飯局，主賓盡可以在期待與頭痛中尋著各自的心理平衡，此外的陪客呢？

“上面來人了，分管領導肯定要出席，黨政一把手是否需要出席，得看安排。這是飯局兩個主要角色，此外還需要陪客——與來人熟悉的鄉鎮相關辦公室人員，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有幾位在飯局中活躍的人。”某鎮黨政辦副主任王偉昆告訴《決策》，這個角色一般非黨政辦主任莫屬。

在他看來，黨政辦主任是鄉鎮大部分接待中重要的“陪客”，“如果主任或副主任去敬酒，書記一介紹說‘這是我們黨政辦主任’，來人會多喝一點。如果介紹說是黨政辦秘書，來人可能就沾一下嘴唇。分量不一樣。”

此外，一個飯局就是一個臨時的圈子，一個臨時的溝通和交際平臺——有些事確實在辦公室或會議室談不開，餐桌就成了溝通和交際平臺，這個時候，點菜就成了技術含量很高的工作，多少人點多少菜，一兩道好菜壓陣，再配幾道菜肴，不太奢華不太寒酸。

而這個平臺的搭建者也是黨政辦主任，需要他們“掌握好整個飯局的節奏，什麼時候細水長流，什麼時候高潮迭起，有時還得領會領導的意圖。”王偉昆稱。

也正因如此，在飯局中，黨政辦主任絕不輕鬆，感受也另有滋味。

2010年，王偉昆從省城進入鄉鎮黨政辦工作，堅持了一年沒有喝酒。“本來黨政辦工作就繁忙，一天工作下來還得應酬接待，長了都吃不消。而且剛去的時候，很多人都不認識，一上酒桌就感覺很無聊。”

但一年後，王偉昆升任黨政辦副主任，還是不得不“硬著頭皮頂上去”。如今，在飯局中，他已經有“相對輕鬆一些了”的感覺。

從不適應，到“硬著頭皮”，再到“相對輕鬆”，王偉昆用了兩年完成轉變。

與王偉昆經歷相似的是另一位鄉鎮黨政辦主任秦玉。

2009年底，秦玉調任鎮黨政辦副主任，安排第一場飯局時的惶恐心理，讓她在談及此事時，聲音不自覺地提高了幾分。

雖然當時接待的只是縣裏的領導，但在她看來，已經是“大領導”了。“好緊張，不知道怎麼站，也不知道怎麼坐。唯一的感覺就是自己不規範。”

負責提前安排飯菜的秦玉，“既不知道該上什麼酒，也不知道點的菜是否合領導的口味。”為此，當晚她一口飯也沒有吃，“就是觀察領導是否滿意，是否有其他需要”，整個心思都在飯局上面。

此後，秦玉養成了在接待時不吃飯或少吃飯的習慣，“我比服務員更專注一些，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別人身上。一年內我體重輕了13斤。”

一年後，秦玉才慢慢適應過來。

雖然再回顧這段經歷，秦玉唏噓一笑，稱“哎，現在我覺得不需要那樣。現在就比較輕鬆了，有些東西，搞不搞得好，別人並不會太在意，也不會太計較。”

但她還是明顯感覺了自己身上的變化，“把我變過來了，我感覺到是對我性格的一種改變。”

困局何解

基層飯局已經成為一種慣性，在其中的基層官員，少有不被其改變者。2012年底，中共中央的“八項規定”以及“四菜一湯”的清規，試圖扭轉這種慣性。

2013年1月21日，海南省瓊中縣財政局公款消費剛被媒體暴露。28日，該財政局局長王群成為因公款接待而被免職的第一個人。

而1月2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也發出通知指出，各地區各部門要充分認識狠刹浪費之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採取有力措施。各級領導幹部，都要率先垂範，嚴格執行公務接待制度，嚴格落實各項節約措施，堅決杜絕公款浪費現象。

“公款吃喝入罪”之聲再起。

2009年，岱山縣高亭鎮中心衛生院院長傅平洪侵吞單位公款44萬餘元，其中有32萬餘元用於支付個人餐費等開支，而被浙江舟山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1年。一時輿論譁然，叫好之聲迭起，認為這是一個罕見的將公款吃喝定為貪污罪的案例。

雖然浙江舟山法院立即出面解釋稱，“公款吃喝並不是法院認定貪污罪的原因，只是被告人交代的其所貪污贓款的去向，不影響定罪量刑。”但“公款吃喝領刑”、“公款吃喝按貪污罪重判”、“公款吃喝入罪”之聲四起，一如現在。

那麼，如果公款吃喝真的入罪呢？

“單兵突進的話，最尷尬的還是基層官員。”一位基層官員告訴《決策》。他提醒記者，在瓊中縣財政局的案例中，只見接待者，未見被接待者。如果公款吃喝入罪，那麼在基層官員在面對飯局時，除了矛盾之外，還會新增害怕。

害怕是因為處罰雖然加碼，但飯局存在的環境、基礎沒有改變。正如西部一位市委秘書長稱。“大量事實證明，哪個地方的接待工作做得好，其對外開放、利用外資的成功率就高，上級的瞭解就更深入，獲得支持的力度就更大，經濟發展也就較快。”

王民雖然不勝酒局，但掂量完最嚴厲的結果後，還是建議“慢慢來，不能一刀切”，在新規面前“有些人自覺，有些人不自覺，需要有一個慢慢影響的過程，有一個過渡。”(應受訪對象要求，本文提及姓名均為化名)

飯局歷史學

中國古代最著名的飯局，莫過於兩千餘年前的那場“鴻門宴”，但觥籌交錯背後暗藏的玄機、殺機卻未必是中國飯局傳統的常態。孟嘗君廣招門客，對於那些投奔自己而來的俠士，無論貴賤都與自己吃一樣的饌品。而戰國四君子，門下籠絡了食客三千，每日都會有大大小小的飯局開張——中國最早的圈子文化，就這樣誕生在夜夜笙歌不絕的飯局之中。

飯局政治學

宋太祖在公元961年，安排酒宴，召集禁軍將領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叫他們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從而以飯局為契機，輕鬆解除了重臣的兵權。

飯局社會學

香港大食客蔡瀾先生，在“吃的講義”裏說，吃的文化，是交朋友最好的武器，你和寧波人談起糊、黃泥螺、臭冬瓜，他們大為興奮。你和海外的香港人講到雲吞面，他們一定知道哪一檔最好吃。

飯局文化學

在《禮記•禮運》裏有這麼一說，“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說的就是禮儀制度和風俗習慣始於飲食活動之源。金庸武俠小說出了菜譜，紅樓也出了菜譜，幾時能將袁枚《隨園詩話》裏隱藏的食譜也發掘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