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5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佈消息，為增強紀委監督權的獨立性和權威性，湖北省委明確規定紀委書記（紀檢組長）在黨委（黨組）中的排位，不論資歷先後，都排在副書記之後、其他常委（黨組成員）之前。

這一消息在中紀委網站公佈後，“領導如何排名”成了近日的熱點話題。

“我們這裏的紀委也聯繫過我們，要求紀委書記在常委中的排名要靠前。”6月8日，四川一組織系統的官員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但他們沒有一律靠前，只是在同等條件下，才讓紀委書記的排名靠前。

該官員對湖北的做法不予置評，“其實，只要有制度保證，哪怕紀委書記排在最後一位，也能發揮監督作用。”這名組織幹部還說，領導幹部排名靠前還是靠後，其實對幹部待遇以及日後的晉升完全沒有影響。

但在講究等級秩序的中國現實政治中，對領導的排名又不得不慎之又慎，既要有綜合平衡，又要有特殊考慮，就是同一個市內，對每個區縣的標準都不一樣。這名官員承認，“對領導的排名，真是一件很複雜的事。”

“曹廣晶為何排第三”

在湖北，不僅省委對紀委書記的排名規定引發關注，還有另一位副省長的排名也引人注意，就是剛剛擔任副省長的原三峽集團董事長曹廣晶。

今年3月，中央巡視組通報三峽集團存在的問題後，曹廣晶和總經理陳飛同時被免職，一時間引起大量猜測。不過，二人很快雙雙履新，曹廣晶在今年5月獲任湖北省副省長。

目前，湖北省共有7位副省長，排名第一的是常務副省長王曉東，第二是副省長郭生練，排在第三的，正是剛剛任副省長的曹廣晶。個中原由，就涉及“領導排名的複雜性”了。

“複雜”主要在同級別官員之間，不同級別的官員，按職務高低排序沒有問題。同級官員，一般遵循“誰先提拔任職誰排前面”的原則。曹廣晶之後的四名副省長排序依次是許克振、梁惠玲、甘榮坤、曾欣，其中許克振的提拔時間是2012年，梁惠玲是2013年1月，甘榮坤是2013年8月，曾欣是2014年3月。

不難看出，上述四人完全是依照就任副省長的時間先後來確定排序的，為何曹廣晶到任後就能打破這一規則？

區別在於，此四人在擔任副省長之前，都是廳級幹部，許克振是省發改委主任，梁惠玲是鄂州市委書記，甘榮坤是北京海關關長，曾欣是省長助理兼公安廳長。他們當副省長時都是“新提拔”的幹部，對於“新提拔”的幹部，排名主要按被提拔的時間為順序。

但曹廣晶不一樣，他在2010年擔任三峽集團董事長時，已經官至副部級了。他此番入鄂，已不是“新提拔”，而是“平級調動”。對這樣的官員，在排名時不是看他當湖北省副省長的時間，而要從他被提拔為“副部級”的那年起算他的資歷。

由於曹廣晶是2010的“副部”，早於其他四人，所以儘管是後到，但排名仍然在四人之前。但他要排在自2005年開始任副省長的郭生練之後。

一名組織系統的官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官員排名的普遍規則是，官員平級調動後的排名主要看資歷，也即根據擔任“同一級別”職務的年限長短確定排名，而不是看任現職的時間先後。

2014年1月，原中央黨校副校長李書磊“空降”至福建擔任省委常委、宣傳部長。他是2008年12月提為“副部”的，在福建省委常委中，常務副省長張志南是在2008年1月提任副省長的，廈門市委書記王蒙徽是2011年升至副部級的。李書磊排名在張志南、王蒙徽之間。

2013年3月，原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馬正其調任國家工商總局副局長時，是任“總局領導”時間最晚的一個。但他排名靠前，僅次於黨組副書記、副局長劉玉亭。原因在於馬正其是“老資歷的副部級”，2002年就擔任重慶市委常委，比另幾位副局長任“副部”的時間都長。

在政府副職中，對非中共幹部的排名同樣是看資歷，不關政治派別。福建副省長洪捷序、湖北省副省長郭生練都是黨外人士，由於任職時間長，現在排名僅次於常務副省長，北京黨外副市長程紅，排名也只在常務副市長李士祥和“常委副市長”陳剛之後。

不過，有些官員資歷雖老，排名卻靠後。北京市委常委苟仲文就是一例，他2002年就擔任信息產業部副部長，2008年到北京擔任副市長，2013年7月改任市委常委，這時就不算平調了，而是“提拔”，只能按“後提拔的在後”在常委中排名最末，但他卻是副書記以下的常委中，擔任“副部”時間最長的一個。

“同時任命”的幹部怎麼排名

在幹部任用的實踐中，經常會同時任命同一部門幾個副職，對他們的排名同樣要論資排輩，主要就是看他們在任新職務之前所擔任的職務高低、年限長短。

今年4月，張廣智、王曉光同時被任命為貴州省委常委，兼任省委宣傳部長的張廣智排在小他4歲、兼任遵義市委書記的王曉光之前。組織系統官員解釋，這樣的排名，既不是因為張廣智年長，也不是因為他兼任省委宣傳部長。原因是任省委常委之前，張廣智是甘肅省副省長，王曉光是遵義市委書記，也就是說張廣智之前的職務比王曉光要高，所以排名靠前。

同樣的事情2011年在江蘇省委換屆時也出現過，那次換屆後，江蘇省政府秘書長樊金龍和揚州市委書記王燕文同時新晉省委常委，雖然之前都是廳級幹部，但秘書長是省政府黨組成員，屬“省領導”，進常委後排名自然在前。

但並非所有“同時任命”的幹部，在任命前都有明顯的職務高低區分，有的在任命前級別是相同的，那麼誰先到那個級別誰就排在前面。

2013年5月，原廣電總局副局長李偉調任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與他一起“空降”的還有原國資委副主任姜志剛，任北京市委常委、組織部長。此二人調任時都是副部級幹部，不存在職務高低，但李偉比薑志剛早一年擔任副部級幹部，他是2010年升任廣電總局副局長的，而薑志剛是2011年升任國資委副主任的，結果李偉排在薑志剛之前。

在李偉、薑志剛到北京工作的2013年5月。兩位廳官劉俊臣、孫鴻志也同時被任命為國家工商總局副局長，當時劉俊臣是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盟長，孫鴻志是工商總局廣告司司長，兩人獲任工商總局副局長都是“新提拔”。

他們在提拔前級別相同，提拔後級別也相同，而且還是同時提拔，對他們的排名該作如何處理？

解決辦法是“翻老底子”，看他們擔任“下一級職務”，也即正廳級職務時間的長短來確定排名。劉俊臣是2003年12月在國家工商總局擔任打假辦公室副主任時被明確為正廳級的，而孫鴻志是2004年9月擔任吉林省煤炭局局長時官至正廳的，以9個月的“劣勢”排名居後。

排名對提拔不重要

資歷雖然重要，但也不是唯一的排名條件。特殊條件下還要看官員的具體分工。現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中，劉鶴排名就在吳新雄之前，但論資歷，吳新雄顯然比劉鶴要“老”。吳新雄2007年1月就任江西省省長，已是正部級，連任17屆、18屆兩屆中央委員。而劉鶴是2011年擔任國研中心黨組書記才升至正部級，只是18屆新晉中央委員，

但目前，劉鶴的主要身份是中財辦主任，中財辦是正部級機構，而吳新雄的主要身份則是國家能源局局長。雖然吳新雄是正部級幹部，但能源局只是副部級機構，排位在中財辦之後，吳新雄也因此排名在劉鶴之後。

一名組織系統的幹部認為，排名先後對幹部升遷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就拿省長缺位後，新省長的人選來說，如果不是空降或異地調任，而從本地副職中晉升，幾乎都在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長、省會城市市委書記三者中產生。常務副省長、省會城市市委書記在常委中的排名也是按資歷來排的，即便組織部長、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排名靠前，也很難升任省長。

“交流提拔”幹部時，排名靠前的也未必佔優勢。2002年北京市委換屆後，排名最後的市委常委孫政才，2006年就升任農業部長，目前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2003年北京市政府換屆後，排名最後的陸昊2008年已升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目前是黑龍江省省長。大多數排名在他們之前的北京市領導都在他們之後才提拔，有的一直到退休也沒有提拔。

儘管如此，但排名在各地都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安徽、浙江、江蘇等省的組織部門至今還保持一個習慣，在任命下級官員時，直接在文件中明確該官員的排名。2013年6月，安徽安慶市委組織部長汪衛東調任合肥市委組織部長，安徽省委組織部發文時就明確名列時任宣傳部長林存安之後。今年1月，浙江任命原湖州副市長沈建平為省國資委副主任，也明確名列副主任潘曉波之後。

排名不僅事關同一部門的副職之間，當一個部門出現兩個正職——行政首長和黨組（委）書記分設時，由於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一般行政首長排在黨組（委）書記的前面。中央部委目前黨政分設的主要有外交部、廣電總局、科技部，部（局）長都排在書記前面。

在日常公務活動，不同部門的領導會有時出現同一場合，他們的座次排名一般會根據部門在政府中的序列排名為准。在國務院部門序列中，排在第一的是外交部，其次是國防部，之後依次是發改委、教育部、科技部……

但如果有專項工作要做，則哪個部門牽頭就排在第一，其負責人也排在前面。今年3月，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協調組成立，就是文化部牽頭的，新聞報道中文化部負責人排名在前。

當“上面”和“地方”的同級官員在一起時，一般都是“上面”的官員排在“地方”官之前。今年5月14日，農業部副部長陳曉華到廣州考察，名字就排在同行的廣東省副省長鄧海光前面。

今年5月7日，教育副部長杜占元到湖北鹹寧考察，名字排在湖北省副省長郭生練之前，同行的教育部科技司司長王延覺，名字也排在湖北教育廳廳長劉傳鐵之前。

（錢昊平　吳詩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