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退休副市長憑藉個人良心和聲望創建了中國首個“文革”博物館，十多年來勉力維持，困境重重。像是中國社會的縮影，政治壓力、個人良心、現實利益、鄉土邏輯、宗族傳統、法治觀念在這裏較量著。捍衛者對“反思文革”也有不同理解，他們相互審視：對“文革”的反思本身，是不是擺脫了“文革式”思維……南方人物週刊日前刊載文章《拯救“文革”博物館》：

公祭禮進行到第6個年頭時，80歲的彭啟安老人表現出激憤。

“反對‘文革’博物館就是反對共產黨。”他站在炙熱的陽光下，對著鬆散的人群發表演講。每句話都像用盡全力，激動時不得不踮起腳尖，以蓄足說話的能量。頭頂僅剩的一撮白髮也隨著情緒豎起又垂下。

祭奠計劃再次被破壞，他如此憤怒以至於斷定，“反對的人，必定在‘文革’中犯下不可告人的罪惡！”他說欲哭無淚，又欣慰有539人無所畏懼來到現場。他深深鞠了一躬。

曬得無精打采的人群第一次爆發出掌聲。隨後，他們將手中的鮮花放到劉少奇雕像前。

劉少奇像矗立在安息園，對面圍欄上刻著“文革”百種酷刑，讀來讓人不寒而慄。它們背後，是石壁上近萬名“文革”死難者的名字。

2006年，安息園建成後，彭啟安選定每年8月8日祭奠“文革”死難者。這一切進行得並不順利，要克服的除了人為阻撓，還有惡劣的天氣。這些年，參加祭奠的老人日漸衰弱，那位101歲的老幹部已被送到醫院。他們想改期，說受不了氣候折磨。彭啟安搖搖頭，“這是我和全國兩千萬冤魂的約定，一諾千金。”

副市長的追求

當我通過微博知道彭啟安這個名字時，我有些驚訝。作為汕頭市曾經的副市長，他創建了中國首個“文革”博物館。博物館坐落於汕頭市澄海區塗城村，就在我家鄉附近。從他立下第一塊“文革”紀念碑起，至今已有17年，對此我竟一無所知。我在家鄉接受了中小學教育，那時對“文革”的全部理解是：“四人幫”造成了“十年浩劫”，如今壞人已經被消滅了。從寫第一篇作文開始，我就參與了對新時代的歌頌。我四處尋找輝煌時代的證據，參觀村公所，遊覽汕頭著名的海灣大橋。在我的小學作文本裏，它成了“騰起的鋼鐵巨龍”。

現在我得知，海灣大橋工程的領導者也是彭啟安。從海灣大橋到“文革”博物館，兩座建築的跨度間有太多隱喻，它們就像我們時代被彰顯和被遮蔽的兩副面孔。我忍不住想，從建造雄偉的大橋到重現傷痛的記憶，彭啟安經歷了什麼？

在4月一個陰沉的下午，我見到了彭啟安，他正快步走向屋後的菜園，松垮的襯衫隨意塞在松垮的西褲裏，手裏抓著一把耙子，像個老農民。一天中，他有4個小時在菜地裏度過，讓人以為他過著田園生活。手揮農具，心裏惦念的卻是“文革”博物館。他先是簡潔扼要說明目前要完成的6件事情，最終忍不住暢想起未來：用聲控塑像展示批鬥現場、建立雕塑廣場還原10年歷史、修好道路配宣講員……越說越快越興奮，突然間神情黯淡下來。

“沒有辦法。”他說。

“文革”博物館的故事說來不可思議，1996年當他決心留下點什麼，也許並未想到後來的規模和危機。

那年的某一天，他去位於塗城村的塔山風景區參加揭幕儀式，看到了山坡上一片亂墳。他才得知，這裏埋著71位“文革”遇難者。在汕頭工作多年，他並不知道這一段歷史，至於自己30年前在揭陽被批鬥三百多場的經歷，也已塵封在記憶裏，多年來忙碌操勞，淡忘了。

他還看到五哥林華的墳墓。當年國民黨徵兵抓走彭家二兒子，父母為籌錢贖回他，將五兒子賣掉。後來五兒子上鳳凰山打遊擊，帶彭啟安走革命道路。沒想遭遇“文革”，那時澄海鬥爭慘烈，死難四百多人，傷殘者達四千多人。林華是澄海一名中學校長，也被活活打死了。塗城村和南徽村這兩座相鄰的村莊不可避免捲入革命，它們分屬兩派組織，後者得到軍隊支持，一次武鬥中開槍射擊，塗城方面死傷眾多。

彭啟安突發奇想：能不能建一個紀念性的東西？他是實幹的人，立即得到十多名“廳級”老幹部和當地老人支持，成立“長老院”。塗城村委大多經過“文革”迫害，也很快劃出塔山上的土地，讓彭啟安建設。

建築物不敢冠以“文革”之名，而命名為“塔園”。第一塊紀念碑文老人們修改了十多遍，隱去施害者，以模糊的“遇難”代替具體的“打死”，生怕再次挑起矛盾。不過，“施害者”並沒有跳出來反對，反對的倒是沒有深刻經歷的人或是“受害者”。

1998年，澄海縣委書記叫停工程，說這是“揭傷疤”。老幹部們陣容強大，能量充沛，縣委書記只得向汕頭市委打報告。市委對此保持沉默。彭啟安態度強硬：如今你們反對，你們就是罪人。

起初是順利的。彭啟安主管交通電信等事項，他說“磨厚臉皮”，向曾經合作的企業募捐，也得到了市長基金，幾年內獲得了2000萬元捐贈，塔園快速擴張，到2002年底，12個景點工程告竣。

次年，汕頭市長調任省裏前夕送來兩本書——《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上下冊。彭啟安決心將這本書變成一座建築。5年前讀到巴金對“文革”博物館的呼籲時，他就這麼想了。有人反對：“文革”二字太刺激了。彭堅持邁出這一步。2005年，“文革”博物館落成。

如今，他只剩下一個心願——為塔園正名。他說塔園是為了反思“文革”，以防止階級鬥爭重演；說和党的思路和利益是一致的，還和愛國主義教育掛上了鉤。這一套說辭並不奏效。但這年3月，汕頭市委書記的到訪帶來了希望。

參觀那天，書記表達了讚賞和支持，彭啟安邊聽邊記。3天后，老幹部們就收到了他的文章《終於盼到這一天》：“塔園上空的烏雲消失了，放下了沉重的塔園包袱……10年的艱辛終於得到好報。”

老幹部的抗爭

2005年春天一波三折，希望只維持了一小段時間。長老院的陳德鴻聯繫不上彭啟安，他得知“上面來調查了”，對博物館的命運憂心忡忡。老幹部商量著和對方來一場大辯論。

陳德鴻85歲，曾是汕頭政協副主席，回憶四十多年前的細節像是訴說昨天。鬥爭最為激烈的時候，隨時都有人闖進家門將他揪鬥一番。他想與其在家裏擔驚受怕，不如去塗城村參加保護他們的群眾會議。結果卻被打為“反革命集體”押進大牢。被審訊時，他眼睜睜看著隔壁那位被審訊的人死了。另一次在羈押地的食堂排隊吃飯，一群人看其中一個不順眼，就隨手打死了他。當他描述這一切時，老伴尖叫著從屋裏走出來，“過去的事情還提幹嘛！”

陳德鴻輕聲安慰：你不要怕。

彭啟安在家等待一個多月，得到了結論：讓博物館不了了之。他覺得像“文革”批鬥時那樣，“結論”就是給他劃定的圈，不得越出半步，遑論求得正名了。

那段時間前後，長老院給彭啟安建議：結束硬件建設，轉入維護和保養。他並未採納建議，轉而修建安息園、立劉少奇像、刻死難者名單、舉行公祭禮……更多外來者進入塔園。

陳德鴻說，2005年後，彭啟安就很少召集老人們參加決議，老幹部也相繼生病、去世。

當我致電提出採訪時，彭啟安用一種年輕利落、充滿力量的聲音說：“去塔園看看吧，看過了你才能理解我們。”

塔園建築顯得淩亂。是的，沒有規劃，錢一籌到就著手建景點。思安塔高聳，博物館建成天壇的形狀，有種古老的味道。廣場的石壁上刻著任仲夷的題詞：“要以史為鑒，千萬不要讓文化大革命的悲劇重演。”石壁下擺著黑白兩貓，大概在宣揚鄧小平的實用主義理論。而在另一處，你還能看到孔子像，按照彭啟安的說法，孔子也是“文革”受害者。隨處都能看到警言，比如：“文革”進入了我們的血液。

也許是下雨的緣故，“文革”博物館沒有開門，邊上的石壁倒是刻著一封來信，譴責2009年塔園“關三門”事件。那時博物館被關閉十多天，一條道路也被沙石截斷。

在沒關門的資料館裏，村民們乾脆打起牌來，打發濕漉漉的下午。村民來這裏最關心的也許還是掙錢。據說塔園的不被承認和宣傳，導致了門庭冷落收入不高。但當我走進塗城村，問起“文革”及塔園，村民們告訴我，村幹部打過招呼了，這是敏感話題。

從1996年起，彭啟安和村幹部保持著同舟共濟的關係。到了最新兩屆村委手裏，維護塔園的傳統遭到了破壞。彭啟安申請的所有項目，村委幾乎一律否定；其中一兩個景點的建設，是他幾番上門請求無果後，找中間人幫助談成的。這也許和控制用地有關，但彭啟安認為，決裂是從他怒斥村幹部開始的。

發現塔園的捐款遭到村委挪用，他怒並且索回。後來，一筆劃撥給塔園的市長基金掛在鎮上，村上就不願去領取了。再後來，博物館展出物失竊，掛靠在古寺的捐款賬戶也被註銷了。

除了憤怒，彭啟安別無他法。畢竟塔園從未經過旅遊局批准，所有權使用權管理權也都歸屬塗城村。在塔園，他從未有過身份，只能算是“熱心人士”。多次哀求、怒吼、冷戰之後，他成了尷尬的存在，多餘的人。

宗祠的影子

陳昭民端坐在祠堂裏，嚴厲，語速飛快。老人圍著他。這是一個金光閃閃的豪華祠堂，坐落在離塗城村不遠的陳厝洲。“文革”時，兩村同屬一個叫“紅農總”的群眾組織。大隊長陳昭民當起了“副司令”。圍著他的老人向我展示被子彈擊中的傷痕。我問老人為什麼參加了這一派，他們說就是跟著頭兒走。後來“紅農總”被打為“反革命”，死傷數百。但1996年，彭找到陳昭民共建紀念碑時，陳堅持把兩派的死傷人員都算進去。“都是受害者。”他說。從歷史中解脫出來後，他開始怒斥“文革”博物館的種種“墮落”。

“墮落”是指什麼呢？吃飯多開發票、為塔著書領取稿費，凡此種種，讓他覺得隊伍裏混進了趨名逐利之輩。最憤怒的還是，一套記錄“文革”博物館書籍的出版沒有徵求元老同意，“擅自去掉總結塔園建設的碑記”。

“這是否定創建塔園的15位決策者！”他正色厲聲，“‘塔園千秋永碑誌’是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塔園無論出什麼書都要把這塊碑記放在前面！”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