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世安以高票當選澳門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侯任人，各方賀電賀函湧至。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曾任澳門特首的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澳門中聯辦，及香港特首梁振英發出賀電賀函，是應有之義。而台灣陸委會也在「第一時間」發電函致賀，及澳門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主任盧長水也是「搶在第一時間」發表談話，對崔世安的當選表達祝賀，並祝希望在崔世安未來的五年任期任期內，台灣和澳門進一步加強合作，包括強化司法互助，共同打擊犯罪等，則令人感到有小小「意外」，感受到台灣方面對於進一步加強澳台關係發展，懷有很高的誠意。
澳台關係在兩岸關係中一直發揮著重要的特殊作用。在大陸宣佈結束「文化大革命」，雖然全國人大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佈對台政策由「解放台灣」轉為「和平統一」，並呼籲實現「三通」等，而台灣方面也宣佈解除戒嚴，開放老兵返鄉探親，但兩岸間仍有隔閡，澳門就成了絕佳的中介地。尤其是在澳門國際機場通航，「澳航」以「換班號，不換飛機」方式實現與兩岸間接直航，及海協會在澳門設立辦事處，一些不便到大陸的台灣藍綠政治人物，在此進行直接接觸後，澳門在兩岸之間的中介作用就更為顯著。這就使得兩岸當局更為重視澳門的特殊作用，並曾在春節台商包機問題上，發明瞭「澳門模式」，由兩岸政府的職能部門的官員，分別以兩岸行業公會顧問的名義，分別上桌談判並達成協議。因此，蔡英文在二零一二年參選「總統」，希望能獲得美國換支持，而美國人則質疑民進黨不承認「九二共識」，在上臺後將會導致兩岸協商停頓時，蔡英文則以「澳門模式」來回應之。據說，民進黨現在眼看「二零一六」重獲執政權的機會越來越高，更重視澳門在兩岸關係中所能起到的特殊作用，萬一由於民進黨仍未承認「九二共識」而導致兩岸制度化談判被迫停頓後，還可繼續採用「澳門模式」來商談並解決兩岸間一些專題性及急迫性的議題。
馬英九二零零八年上臺後，由於承認「九二共識」，兩岸協商具有了必要的政治基礎，因而恢復已經停頓了十多年的兩岸談判，並簽署了系列協議，實現了兩岸「直航」，澳門的中介地的地位及作用逐漸減弱。但卻又因形勢的新發展，給澳台關係發展增添了新的內容。既然大陸地區的黨政官員都可以前往台灣地區進行參訪並與台灣官員直接接觸，為何澳門與台灣的官員就不可以直接接觸及交往？因此，就有了澳門特區政府相關主管部門的官員前往台灣進行交流及業務接觸；就有了社會文化司司長張裕的率團訪問台灣；就有了陸委會主委王鬱琦的官方訪問澳門，並與特首世安會面，以正式官銜互稱，為後來在「博鰲論壇」的國台辦主任張志軍與王鬱琦會面，並促成王鬱琦正式訪問大陸，及張志軍訪問台灣，實現了「六十多年來的第一次」。因而可以說，澳門在新時期，再次為兩岸關係的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
隨著駐澳門臺北經濟文化經濟文化辦事處的「正名」，澳門也在臺北設立官方的澳門辦事處，建立了官方的交往關係。盧長水則趁著兩岸關係寬鬆的有利條件和機會，解放思想，勇闖過去的「禁區」，先後拜訪了多家傳統社團，這在過去是不敢想像的，因為他所拜訪的社團，曾在「一二三事件」中，促成前澳督簽署含有「禁止偽慶、偽旗」、「驅逐蔣幫團體人員出境」內容的「投降書」，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這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由此，澳台關係又走到港臺關係的前面，奪回了「領先權」。但從促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促進澳台關係全面深入發展著想，似乎還可往「更高層次」方面思考，並在方式方法上有所創新。其一、是在雙方已經分別在對方設立官方派駐機構的基礎上，雙方再分別成立綜合性的委員會，統籌推動澳台關係全面深入發展的工作。實際上，雖然澳台關係一直走在港臺關係的前面，但在香港特區政府與台灣陸委會分別成立「港臺經濟文化合作促進會」和「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及「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及旗下的「經濟合作委員會」以作對口接觸交流方面，則是呈現相對落後的態勢。澳門應當急起直追，並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姿態，成立不限於經貿範疇的綜合委員會，亦即涵括經貿、旅遊、文化、社工、體育、衛生等行政事務的主要官員，及相關的民間社團的委員會，加強與台灣對口領域的合作，以利於借鑒台灣的文化產業等優勢產業的經驗，促進澳門相關產業的發展，以利於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及建設世界旅休閑中心。
其二、按照《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是一個自由港，也是「WTO」的會員體，就可以與也是「WTO」會員體的「台澎金馬單獨經濟區」洽簽「自由貿易區」協議，以加強兩地的經濟聯繫。這對兩岸四地共同構築「大中華經濟圈」，以「經濟統一」來推動「政治統一」，將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可以在澳門特區已經與內地簽署「CEPA」,兩岸也已簽署「ECFA」的有利條件之下，推動澳門也與台灣洽簽類似「CEPA」或「ECFA」的協議。
其三，既然有王鬱琦的官式訪問澳門特區，為表達對發展澳台關係的對等議意，崔世安在宣誓就任第四任行政長官，並將新的政府架構搭建起來，大局穩定之後，不妨考慮官方訪問台灣，並爭取拜會馬英九「總統」，這將是崔世安建立歷史地位的最佳方式及機會。倘此，就應搶在二零一五年夏秋之間進行，因為此後就是二零一六年「總統」大選的各政黨黨內初選，崔世安訪台的新聞效應將會被初選新聞所「淹沒」，而且或將不排除會發生再次「政黨輪替」，此後那就不方便訪台了。當然，倘二零一六年之後仍是由國民黨執政，還可「人頭馬一開，好事陸續來」。
其四，最近澳門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使人對如何加強對赴台升學就讀的澳門學生的輔導工作，有了新的思考。實際上，一些赴台讀書的澳門學生，尤其是在大學政治系、社工系就讀的澳門學生，最近都程度不同地參與了台灣的社運活動，甚至捲入了「太陽花學運」。而大學的一些民進黨籍教授，也刻意安排澳門籍學生參與各種社運活動，甚至參加了「小英青年軍」的培訓計劃。在台大政治系修讀的蘇嘉豪，就把台灣社運的經驗搬回了澳門，而近日被司警拘捕某媒體實習記者梁家偉，目前也在台灣就讀。這個新動向，必須引發注意。因此，加強對赴台就讀學生的輔導，就十分重要。當然，民主社會不能硬銷思想，必須潛移默化。建議加強對澳門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職能，增設輔導赴台就讀學生的人員編制，不單限在現有已經從事的服務範疇，還應有思想引導。
其五，還須「未雨綢繆」，思考二零一六年的「總統」大選可能會「變天」，在此新形勢下如何繼續發揮澳門在兩岸關係的特殊作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