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淩晨，林彪乘坐256號三叉戟飛機倉皇出逃，至今已經過去40多個年頭。我作為專機組未登機的五個人之一，幾十年來一直在關注有關“九一三”事件的種種說法。每當9月13日來臨時，我總是以複雜的心情在回顧許多問題。2013年，在“九一三”事件42周年之際，這些年一直埋藏在內心最大的願望終於實現了——我的回憶錄《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歷“九一三”》總算可以公之於世，與廣大關注這一歷史事件的人們見面了。

一

“九一三”事件後，我從被關起來隔離審查開始，就產生了一定把這一歷史事件以文字的形式記錄在案的想法。不僅僅是因為這一事件太大、太離奇、太突然、太讓人不可思議，處處感覺撲朔迷離，而且因為當時最高等級的專機機組人員，卻在這次飛行中有走有留，陰陽相隔。256號專機在山海關機場強行起飛短短兩個小時之後，機長潘景寅與三個機械師便殞命在蒙古國的大草原上。

作為一名普通的飛行員，我沒有辦法弄清其中的原委。但是，我可以利用學到的飛行專業知識，記錄下我和戰友在事件中的經歷，起碼從圍繞專機活動的過程，反映出“九一三”事件的一個重要側面。這就是我以事件中兩架飛機的活動為線索，撰寫親歷經過的原動力。

在這種動力的驅動下，我經過十幾年對相關材料的搜集，走訪與該事件有關的老上級、老戰友、航校同學、機務工程專家等，從1997年開始寫作。當時，在電腦應用還沒有普及的情況下，已經年近六旬的我克服困難，借助電腦技術，利用工作的間隙埋頭苦幹。經過4年的努力，終於在2001年完成了40萬字的初稿。

中間出版的過程頗為曲折。令我興奮的是，2013年5月初，終於傳來了書稿通過審查的消息。在書稿完成後的第13個年頭，歷經無數次的修改，總算實現了今生的夙願。令人欣慰的是，審讀者給予書稿很高的評價。審讀意見認為：“本書在作者長期積累的基礎上，尤其是以專機飛行員的身份，從人們所不熟悉瞭解的三叉戟飛機的特定結構、飛機性能、專機任務飛行的一般規律及機組人員組成等專業的角度，比較系統、客觀地述了‘九一三’事件林彪出逃的全過程，令人信服地澄清了幾十年來國內外圍繞‘九一三’事件流行的各種混淆視聽、扭曲歷史真相的報道和流言。這些分析是嚴謹的、有說服力的。”

二

我不是職業作家，也不是學文的科班出身，嚴格地講應該是畢業於空軍飛行學院飛行駕駛專業的飛行員，或者叫行伍出身。由於“九一三”事件的特殊經歷，從產生強烈的創作衝動開始，無形之中我就把自己歸入搞文字的行列，把當年刻苦鑽研飛行駕駛技術的勁頭轉移到了工作與創作方面。

“九一三”事件中直接涉及兩架飛機——256號三叉戟與直-5型3685號飛機。因此，能否把以上兩架飛機的活動過程弄清楚，是關係到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能否弄清楚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方面。例如：當時256號三叉戟機組人員為什麼有走有留？林彪專機強行起飛後為什麼會形成很不正常的大轉彎？是如何從天上掉下來的？從飛機黑匣子裏知道些什麼信息？機組死難人員最後是如何定性的？3685號直升機反劫持迫降成功的過程如何？等等。離開飛機，離開專機，離開飛行專業知識，上述諸多問題就說不清楚。還有，即使是飛行專業的內行，如果他沒有親身經歷這一事件，不掌握第一手資料，沒有親身體會，也不會去寫。此外，就機組業務崗位分工而言，飛行員也就是機長，既要駕駛飛機，又要掌握領航、通信、機械等業務情況，對整個飛行負主要責任，所以回憶整理飛機航行的綜合情況，飛行員是責無旁貸的。遺憾的是當初活下來的5個人中，已經走了2個，這個擔子就自然落在了我的肩上。

寫回憶錄之所以是一種責任，還體現了40多年前就已經離去的機組4名戰友的願望。1971年中央第57號文件宣佈了林彪乘機叛逃自取滅亡的消息後，幾乎所有的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已經被黨章確定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怎麼會突然乘機叛逃成為死叛徒呢？可想而知，機長潘景寅在飛機上，面對林立果強迫改飛國外航線的槍口，剛才還在地面被自己誓死捍衛的副統帥，怎麼一下子就成了劫機叛逃的主犯？這個認識上的落差太大了，大得連做夢都不可能想到的事情，卻變成了飛行中的現實。潘景寅所面臨的心理衝擊，是一般人想像不到的。殘酷的現實把林彪專機的機長推到了最前沿，他承受著一般人無法承受的心理困惑……因此他用手中的駕駛杆在極不情願的轉彎中，通過雷達給人們留下了巨大的問號，也是機長的無聲語言：這究竟是為什麼啊？！

飛行員自從選擇這個職業開始，無一例外都做好了在飛行訓練或任務中隨時可能犧牲的準備。專機部隊也確實為保障專機安全，在飛行訓練中付出過生命的代價。但是3位機械師怎麼也不會想到會死在共和國最高等級的專機上，為之殉葬的竟是國家的副統帥。根據墜機現場9具屍體所處的位置判斷，林彪是與3個機械師在一起的，距離很近，林彪頭朝東，3個機械師頭朝西呈“品”字形，這裏正是林彪的床與沙發的所在艙位。我判斷，3個機械師在迫降中還在抱著林彪，有“保護首長”之狀。據此分析，3個機械師至死都不知道死在什麼地方，為什麼會這樣死。縱觀所有的劫機行為，劫機犯絕對不會允許除機長之外的任何機組人員在前駕駛艙。

“九一三”之夜，隨著蒙古國草原上的一聲巨響，機組中的4位戰友在飛機的爆炸中離我們而去。至今，他們的遺骸仍留在墜機現場以西約1000米的山坡上。如果沒有20世紀80年代初鄧小平接見外國記者時說的“飛行員是好人……”這句話，至今也不會有人給死去的戰友一個說法。因此我在回憶錄中寫到256號三叉戟機組9名成員的命運時，用一道簡單的算術題表示：9-4=5。一道連小學生都會計算的算式，一個帶有血與淚的算式，已經永遠被載入了共和國的史冊。剩下的5個人，本來就是一個殘缺不全的機組，42年後只剩下3個人了。

40多年來，我沒有一天不在回憶這段歷史，沒有因為命運急轉直下而消沉，也沒有因機組四分五裂而放棄，更沒有因為書稿出版困難重重而灰心。回憶錄展現的絕不是活下來的5個人的心聲，而是256號三叉戟機組9個人的心願；因為牽涉到與兩架飛機活動情況有關的空軍專機師和空軍指揮所，所以與事件有關的老領導、老戰友、航校老同學，都希望把與兩架飛機有關的回憶錄公之於世。

三

我的書出版後，首先送給已經80多歲的老師長。這位老革命1943年參加八路軍，是新中國空軍組建以來第一批航校飛行員，還是向日本空軍戰俘學的飛行技術。他是空軍專機師第二任師長，除毛澤東之外，其他中央領導的專機任務甚至包括周邊國家首腦來訪的任務他都不止一次執行過。“九一三”事件爆發時，他剛從國外執行任務回來，並不知道256號專機的活動。然而，他卻因此被審查、關押達11年之久，定性為錯誤，降為正團級，按退休對待的結果至今沒有變動。老師長看到我的書能出版，感覺很欣慰。他很欣賞我用專機飛行員的語言詮譯了專機活動的一切。

256號專機機長潘景寅的三個孩子都長大了。潘景寅很熱愛飛行事業，他的三個孩子的名字中都帶有與飛行有關的字。他們很孝順母親，2003年母親去世時，他們托人到溫都爾汗找到一些飛機殘片與當地的黃土帶回來，為父母親合葬。我送他們三本書，希望他們對此事件有更完整的瞭解。

機組第一副駕駛陳聯柄是從抗美援朝前線挑選回來學習飛行的。他性格直爽，飛行作風潑辣，有“陳二虎”的美譽，是我的帶飛教官，“九一三”事件時才38歲。他把當兵的大女兒留在北京，帶著老婆和其他孩子回到安徽老家，幹著與飛行風馬牛不相及的工作。他也把兒子的名字叫“飛”。一次他到北京來，我去看他，他很不服氣地對我說：“老康啊，咱們是三叉戟的老祖宗啊！（中國第一批三叉戟飛行員）……”雖然離開飛行崗位多年，老陳還在深深地懷念飛行的日子，他於2003年去世。我拿出一本書，特意找到老陳在北京的女兒。我看到她凝視著書中爸爸的照片許久，當年爸爸做飛行員的形象已經紮根在女兒的心中。

那位3685號直升機駕駛員陳士印，是我同一個航校畢業的同學，又分配在同一個部隊。“九一三”之夜，當被林彪死黨周宇馳等3人，以到北戴河執行任務為藉口騙到空中之後，兩個飛行員被用槍強迫著向西北飛行。面對突發事件，2個飛行員沉著應對，協調配合，利用周宇馳向外觀察的機會，把羅盤指針調轉180度，並以小坡度、大側滑的動作掉頭返航。當周宇馳等人發現北京市的燈光時，後悔莫及。西郊、沙河兩個機場兩次降落未果，就朝懷柔山區飛去。在距離地面80米左右時，另一個飛行員陳修文剛要轉身，被周宇馳一槍打死了。陳士印在緊急情況下操縱直升機，糾正了直升機的尾沖（失速）狀態，平穩落地，保存了飛機上的3萬美金與大量罪證。此刻，走出客艙的於新野爬到駕駛艙，瞄準陳士印就要開槍，陳士印突然向前下方臥倒，子彈打傷了周宇馳的左手腕，緊貼著飛行員的後背而過，將陳的皮夾克擊穿兩個洞。許多年之後，我們這兩個難兄難弟每每談到這事，總是有說不完的感慨。陳士印被審查、關押10年，轉業到東北老家的企業，也不敢參加黨的活動。他後來才知道，他並沒有被開除黨籍。後來，他回到北京，與妻子一起在一家協會就職。當我聯繫給他送書的時候，他說正在北戴河休息，還特意到山海關機場看了看，機場雖然變化很大，但原來海空軍機場那個調度室塔樓還是老樣子。

當年山海關機場林彪專機都已經起飛了，機組那位淳樸的服務員小魏姑娘還兩手提著水壺，一心想著為首長打水呢。那次本不該讓她來的，因為種種原因替來替去就讓小魏來了。一個小姑娘在這件事中被審查、關押，受了很大委屈，但她仍是那樣通情達理，總是說：“這次我來就來了，換別人不都是一樣嗎？”40多年後這位當年的北京小姑娘也退休了，我給她送書的時候，她正為兒媳婦忙著呢，因為她就要當奶奶了。

我32歲的時候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能在74歲的時候公之於世，此生無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