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中國文化大學昨日舉行「二零一四兩岸建立互信與換位思考」學術研討會，邀請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桂宏誠和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立委」趙天麟和進行兩岸政策報告，形成小辯論。

這是一個頗為有趣及有意義的研討會。一方面，是國民黨和民進黨主管兩岸事務的高級黨工進行對話，是此前的「紅藍綠智囊對談」之後的一次延伸；另一方面，是這個研討會的主題之一的「換位思考」，希望與會的紅藍綠各方都能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問題，以利於作出較為務實的判斷，以取得最大的公約數。

由於身份問題，趙天麟在研討會結束之後，主動地留下來，與大陸應邀赴台出席該次研討會的學者專家，及在台灣就讀的大陸學生隨意交流。這表現出他務實的一面。實際上，趙天麟在未出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之前，就已是民進黨中熱衷於兩岸交流尤其是民共交流的「立委」，而且更因他是「謝系」重要成員的關係，而使得他有關兩岸關係的種種言論，被視為民進黨內各派系中，「謝系」立場的主要標杆。而謝長廷的訪陸之旅，他不但是陪同者，更是事前是聯絡安排者，因而更為鞏固他是謝長廷大陸政策「代言人」及最重要智囊的定位。

因此有人說，蔡英文把趙天麟安排為中國事務部主任，是要調整民進黨兩岸政策、啟動民共交流的標誌。但這個判斷和認知似是有所偏差，其實更是為了平衡各派系。實際上，恢復民進黨中國事務部的建議，是由當時任「新潮流系」總召的段宜康，在民進黨中常會中提出來的。因而當時人們都以為，曾經長期把持中國事務部的「新潮流系」，希望能重新掌握中國事務部。而當時是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可能就正是「投鼠忌器」，不願讓在民進黨內樹敵甚多的「新潮流系」掌握黨內主導兩岸政策的「利器」，而委任了當時並非是較為知名的民進黨人，而且在黨內也不從屬於任何派系的洪財隆，出任已被裁撤了多年當時才恢復的中國事務部的主任。而蔡英文委任「新潮流系」的死對頭「謝系」的成員出任中國事務部主任，看來也是為了平衡黨內的派系力量。

實際上，倘若蔡英文真的是要調整民進黨的兩岸政策，推動民共交流的話，還不如呼喚中國事務部的創辦人陳忠信，或是近年熱切鼓吹民共交流，也曾出任過中國事務部主任的郭正亮等重新出山。——想當年，曾因擔任《美麗島》雜誌副總編輯，而成為「美麗島事件」受刑人的陳忠信，才是民進黨進行大陸事務研究並推動大陸事務工作的「第一人」，也是民進黨內少數熟悉大陸事務的專才。當年是他提議民進黨成立中國事務部的前身－－「中國事務委員會」的，獲接納後親任其執行長。他曾多次前往大陸參加「兩岸關係研討會」，並多次率團訪問大陸，因而與大陸的著名涉台學者專家頗為稔熟。他在任民進黨副秘書長時，是當時的黨主席許信良的重要智囊，也是在民進黨「中國政策辯論會」中，許信良「大膽西進」理論的主要辯士。二零零二年六月，陳水扁在金門發表「大擔講話」，邀請江澤民「品茗」，並透露將由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率團訪問大陸並進行接觸談判，開啟兩岸黨對黨的交流，就委任當時任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的陳忠信重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翌年二月，陳忠信果然率團訪問大陸，與全國台灣研究會秘書長曹治洲、隸屬於解放軍總參謀部的中國國防戰略研究所的研究員辛旗，及出身於該研究所的國台辦副主任王在希少將等人進行了學術接觸。因此，陳忠信被當時的民進黨秘書長張俊雄稱為「打開中國那扇門的急先鋒」。而郭正亮則曾於一九九八年出版《民進黨轉型之痛》一書，成為陳水扁「走第三條路」的重要理論基礎。因此，當陳水扁當選「總統」時，政壇上就有委任他出任「陸委會」副主委之說，但遺憾遭遇「見光死」的鐵律，而失之交臂，由陳明通「冷手執個熱煎堆」。

當然，由民進黨內的「知陸派」趙天麟出任中國事務部主任，也是一個較為妥適的人選。但問題是，民進黨中國事務部的功能，並非如大陸的中台辦。即使是在民進黨執政的那八年，其黨的中國事務部也未能像中台辦那，與「陸委會」「兩個牌子，一套人馬」地合併辦公（國民黨執政時也一樣），而難以對調整黨的兩岸政策發揮關鍵作用。其功能，反而更像一個學術研究機構，而不是政策研究及黨中央的智囊機構，在民進黨再次淪為在野黨後，所能發揮的作用更為有限。

正因為如此，民進黨在游錫堃出任主席時，還曾決定撤銷中國事務部。這除了是配合其主導民進黨第十二屆第二次「全代會」通過的《正常國家決議文》之外，還有一個客觀上的原因，就是民進黨中央黨部的各個一級部門，都是為選舉而設，而中國事務部卻在選舉中使不上力，並未能像其他的一級職能部門，在選舉中起到組織動員各所屬對象人群的作用。因而在要實施精簡機構時，中國事務部就第一個成了被「開刀」的對象。

這不能怪民進黨，因為兩岸的政治體制不同。在台灣地區，政黨只不過是一個人民團體而已，即使是執政黨也是人民團體，而且在《政黨法》尚未完成立法之前，政黨是由《人民團體法》所規範。而且黨庫也不能通「國庫」，黨工也沒有公務員的身份。

昨日趙天麟與大陸學者交流時說，民進黨內部對中國、中國大陸、大陸等用詞，通通沒有規範，想怎麼稱呼就怎麼稱呼。他還笑說：「如果可以的話，我也想把中國事務部改成兩岸事務部，這樣更沒有包袱。」

趙天麟講得輕鬆，但實情並非如此，而且可能還犯了民進黨的大忌。實際上，在民進黨決定恢復中國事務部時，黨內就有不少人呼籲，為了推動民共交流釋出善意，將之改名為「中國大陸事務部」或「兩岸事務部」，但均遭到蘇貞昌主席的拒絕。而已決定「冷凍」「凍獨提案」的蔡英文主席，更不會接受此建議。

何況，在民進黨內，對一些概念，尤其是涉及兩岸關係的概念，是有一套嚴格規範的，儘管是「不成文」，而不是趙天麟一人說改就改。實際上，二零零零年陳水扁上台後，為了因應該黨已經成為執政黨的情勢，曾要求全黨沿襲國民黨執政時對對岸的提法，如「中共」等，而不敢使用「中國」，以避免陷入「兩國論」（當時陳水扁尚未提出「一邊一國」論）。而在二零零一年十月的上海「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唐家璇說了一句「中共已經成為歷史名詞」，這讓民進黨抓住了「雞腳」，翌日即由吳乃仁秘書長發文全黨，以後在黨的正式文件中提及對岸時，一律棄用「中共」，改稱「中國」。因此可以說，這是時隔半年之後，陳水扁推出「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濫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