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世安前日在結束其北京的行程，啟程返回澳門向媒體報告其對習近平主席提出「澳門內外環境發生很大變化，對行政長官和新一屆特區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指示的心得時，承認澳門確實是存在著許多深層次問題有待解決。而這些深層次問題的產生，既有歷史原因，也有在發展過程中產生，包括制約本澳發展的土地和人才資源問題；博彩業長期在經濟中的比重較大；以及房屋、交通、長效機制等問題。因此，特區政府必須透過區域合作，更大力推動經濟的適度多元發展。
與新華社、中新社播發新聞稿的內容相比，是沒有上述內容的。因此估計，這番話是崔世安在閉門會晤時主動提出的，並表達了解決問題的決心和信心，並尋求中央的支持和協助。
其實，澳門深層次問題還真不少，可以粗略歸納為以下幾點：中央要求澳門實現「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與博彩業一支獨秀的矛盾，「澳人治澳」與法制建設的矛盾，公務員本地化中只強調「才」（其實連「才」的標準要求也貶了值）與忽略「德」的矛盾，整體經濟發展與相當部份居民分享不到其成果的矛盾，人均GDP數據亮麗與貧富懸殊的矛盾，美資賭商促進澳門博彩業質量俱佳發展與澳門經濟安全及國家安全的矛盾，博彩業展急速與內地反貪禁侈、打擊出境賭博活動的矛盾，負有保護「澳門歷史城區」責任與城市發展建設的矛盾，中小企業嚴重缺乏人力資源與勞工團體反對濫輸入外地勞工的矛盾，房地產業發展與舖租樓價急升損害中小企和居民利益的矛盾，愛國愛澳事業薪火相傳後繼有人與社團老領導不願交班讓賢的矛盾，傳統愛國社團與新興愛國社團的矛盾，老居民與新移民的矛盾，官僚主義文化依然頑固存在與民眾要求能享受到政府更優質服務之間的矛盾，社會人文建設滯後與優質社會所要求的優質文化環境之間的矛盾……等。另外，政府的管治水平和決策水平仍有待提高，為民惠民的觀念仍有待加強，行政和法務等領域的改革還須加大力度；還須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加堅培養澳門發展所需的各類人才，重視和加強參政議政人才的培養；也須擴大團結面，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齊心協力、同舟共濟，攜手創造澳門更加美好的未來。這些，都是澳門特區前進路上的「地雷」，必須及早將之消除。
特區建設與缺乏人才的矛盾，目前是在房屋、交通等問題之外，更形急迫的問題。澳門就是六十萬人口，由於生育成本高而自然增長率不高（即使較高，培養成材也是十年、二十年後的事），機械增長率如是內地合法移民，也是杯水車薪。按照「施政報告」，人才培育分為三個層次。目前，就連是通用型人才甚是人力資源也極度缺乏。以路氹城幾家大型賭場酒店將於二零一六年落成為例，起碼就需要幾萬人，但澳門的失業率已經低到不可再低，幾乎是全民就業，從哪裡找出這幾萬人來？還不只要靠輸入外僱？
本來，讓內地在澳學生畢業後留澳服務，這是一個最佳的出路。實際上，國際上不少國家和地區，都有這樣的政策。但在澳門，這是一個禁忌話題，前一段時間就引發反對浪潮。有人說，是由於本地大學生擔心自己競爭不過內地大學生。倘真的有此擔心，其實也並非沒有辦法，就像目前個別工種如莊荷、職業司機等，禁止聘用外僱那樣，予以設限，將適合本地大學生謀職能力的工種，列入只准本澳居民就職的名錄，予以保護設限，就可消除本地大學生的威脅感。
這還是通用型人才，還有專業人才而且關鍵的政治人才。現在反對派人士就有意地考取政治相關的專業，「新澳門學社」新當選的理事長蘇嘉豪，就是台灣大學政治系的學生，並已考取了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而據說「新澳門學社」還有另外一些成員，也考取了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而台灣大學政治系的師生，已有不少成為藍綠兩陣營的政治精英，如連戰、江宜樺等就曾是台灣大學政治系的教授；而目前藍綠兩陣營的一些「立委」等民意代表，也是台大政治系所的畢業生，對選舉及社運的理論和實踐都頗有心得。
其實，政治人才更應注意培養。這分兩個層次，一是公務員中的政治人才，二是社會政治活動中的政治人才。香港是在「反英抗暴」後，前港英當局吸取教訓，實行「以華制華」，向華人精英開放公務員職位，並予以刻意培養，一大批在香港和外國畢業的大學生進入政府各部門，成為殖民管治的「精英」。因而在回歸路上，不存在「公務員木地化」的問題，但卻把殖民管治意識帶進特區。今日的「民主阿婆」陳方安生，據說當時的思路，為了避免管治層「真空」，曾被列為回歸後首任行政長官的「備胎」人選。
澳門則不一樣。在中葡談判之前，澳葡政府並未向不懂葡文的廣大華人居民開放公務員職位，但土生葡人只須具有葡文小學四年級水平就可入職。因而在香港前途問題被提出，澳門前途問題也已擺在人們的眼前後，不少社會人士尤其是在曾內地修讀社會科學學科者如黃漢強、楊允中等，指出澳門「缺乏治澳人才」，擔心在澳門政權交接時會出現「真空」。但此番良言卻遭到激烈批判，當時的澳門南光公司副總經理李耀祺，竟說什麼「船到橋頭自然直」，亦即是放任自流，沒有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說不好航船會「自然」地被捲進漩渦或撞礁。另有人則為文斥責為「妄自菲薄」，並聲稱某大型群眾活動「組織得整整有條」，其組織者就是未來「澳人治澳」政府的「治澳人才」，把群眾活動組織人才與公共行政人才混為一談。
後來，在中葡談判並進入過渡期後，中央（中方）提出「中文官語化」、「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才結束了這場罵戰。中葡雙方合作，透過赴葡進修、澳門大學開辦公共行政課程等方式，招聘了大批華人居民進入政府公職，這些人在回歸後成了「澳人治澳」政府的重要骨幹。他們與香港的「殖民管治精英」不同，沒有「殖民管治」的包袱，在愛國愛澳的層面上沒有問題；但「針冇兩頭利」，其在公共行政服務方面的技能，卻遠不如其香港的同行，甚至被形容為「細老哥做大人嘢」。
近年社運活動的發展，對公務員隊伍及社會政治活動中的政治人才的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政治敏感度方面，應當加大力度解決此深層次的重大問題。
總之，是前途光明，成績大好，問題不少。必須承認和分析、解決問題矛盾，強化成績，繼續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