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般規律，一個只能出任兩任而又能夠成功爭取連任的行政首長，其第一任往往是熟悉情況及進行團隊磨合，而第二任就是大幹快上並進行改革，在為一方民眾謀求福祉的同時，也力爭為自己建立歷史定位。

澳門的政情與通常的西方民主國家或地區的政情不同，就是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在未有進一步啟動政制發展「五部曲」修改基本法附件一之前，仍然實行由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方式，不是由直接選舉產生，因而候選人的選票壓力遠不如直選制度的候選人。但仍需向廣大市民交代並爭取他們的支持，尤其是在澳門居民的公民意識已經提高，外地的某些社運模式也已被引進澳門特區的情況之下。對此，崔世安在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的全過程中，是有著充分的認識的，因而即使是只有一位候選人，「躺著選也可當選」，他也把競選活動做到足，除了是向行政長官選委會的委員宣傳其參選政綱及理念外，更是深入民間進行競選宣傳活動，與其他地區的直選候選人的競選宣傳活動並沒有什麼不同。

澳門特區的區情還有另一個不同，就是沒有「三權分立」，而是實行「行政主導」；不實行政黨制度，因而也就沒有「政黨輪替」。因此，就不會發生新一任行政長官一上台，就推翻其前任的施政理念及政策的情況。而且具體而言，崔世安與何厚鏵都是「何馬崔三大家族」的後人，還是「從小玩到大」的兒伴，並在澳門回歸後的頭十年，在特區政府內是上下級關係。因此，崔世安就更不會徹底推翻何厚鏵的施政理念，反而具有一定的繼承性。這對澳門特區的政局能夠保持穩定，具有關鍵作用。因此，也可為「崔世安後」的行政長官繼任人提供借鑒模式，就是最好是在「崔內閣」成員中產生。

但似乎是「水能載舟，也能覆舟」，過於強調延續性及穩定性，對於開拓求進不一定是正面因素。實際上，崔世安在剛上任時，既是信任何厚鏵團隊的班底，當然也是鑑於他在參選第三任行政長官時，遭到了頗為異常的「抹黑」攻擊，在當選時已是遍體鱗傷，為了能盡快穩定大局，進入正常管治狀態，駕馭極為複雜的形勢，而基本保留其實是「接收」了何厚鏵的團隊班底。經實踐證明，當時所採取的這一權宜措施，是正確的，也為崔世安能夠很快地擺脫那些「烏賊戰術」的糾纏，全盤掌握管治大局，爭取到寶貴的時間及組織條件。

不過，「一把刀冇兩面利」，沒有對管治團隊進行必要的調整，尤其是未有積極回應在競選過程中，多數選委會委員及廣大市民更換個別主要官員的要求，就使得崔世安本人在其第三任行政長官任期的後半段，吃盡了苦頭，甚至還差點釀成政治風暴。盡管後來終審法院和初級法院先後作出的判決，蕩滌了污泥濁水，讓澳門特區政局回复藍天白雲，但也是虛耗／虛驚了一場。這個教訓，確實是既深刻又痛苦的。

因此，崔世安在獲中央政府正式任命為第四任行政長官後，首要工作及任務，就是建立好團結合作、配合默契的「內閣」團隊，要讓團隊成員都能獨當一面又能互相配合，「事半功倍」，而不是互不服氣甚至是暗中「扯貓尾」，製造障礙，「事倍功半」。尤其是注意不要讓某些類似薄熙來之流的個人野心家混入「崔內閣」中翻雲覆雨，為了實現個人目的而顛覆整個團隊。

因此，崔世安在組建第四屆特區政府團隊時，既要講「才」，更應講「德」。另外，還有一個標準，就是又「專」又「紅」。其中的「專」，當然是具有較佳的領導專業才能，熟悉業務，既不要外行領導內行，也不要「小牛拉大車」。　「紅」則只是一個借代概念，並非是內地所指的政治立場，而主要是指愛國愛澳，並是指在執行公務過程中必須要有的政治敏感度。在過去，澳門特區的官員，無論是政務官還是事務官，都較為缺乏政治敏感度，公務員多是「從家門到學校門，從學校門到政府機關門」的「三門官員」，缺乏一些政治鍛煉。因而多是「只顧埋頭拉車，不顧抬頭看路」，奉行單純業務觀念或技術觀念，尤其是在遇到政治危機時，沒有以政治觀點進行分析研究，因而往往陷於被動，難以應對。

崔世安昨日在啟程訪澳前，就特別複述習近平主席關於澳門內外環境發生很大變化，對行政長官和新一屆特區政府提出了更高要求的指示。這個「澳門內外環境發生很大變化」，既有在經濟領域及民生領域的，也有在政治領域的。因此，昨日就有感而發，在強調近年本澳社會已積聚了很多正能量，相信有助解決問題的同時，也承認澳門社會的公民意識正在提升，過去五年澳門特區出現了不同的表達意見方式，對政府提出意見、建議及批評，並預見到未來還將繼續會有不同的表達意見方式，而且不論年青人或社會各階層人士，表達意見的方式已經與過去已有所不同。當然，崔世安承認這些建議及批評，其中絕大部分方式是合法和理性的，但作為政府更需要正確面對和作出適應，並加強雙向溝通，與居民多對話。

這就對特區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政治意識及藝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應當讓他們在社會運動及公民運動的大風大浪中受到鍛煉。持平地說，李登輝搞「台獨」，阻礙兩岸交流，應當批判；但在推動官員接受政治鍛煉方面，還是可以借鑑的。他提出一個所有政務官都必須經過民意洗禮，因而講有培養前途的政務官，都投入民意代表選舉。其中，不能兼任官吏的民意代表如「立委」，就辭職參選，如時任陸委會主委的蕭萬長，就辭職返回嘉義縣家鄉參選「立委」；可以兼任官吏的民意代表「國代」，就帶職參選，如時任「新聞局長」的胡志強回台中參選，時任「僑委會」委員長的章孝嚴（現正名為蔣孝嚴）則回新竹縣參選。

李登輝還有一招，就是從民意代表中選拔政務官。因為他認為經過選舉的民意代表，熟悉民意要求。但也有問題，就是由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如出缺，必須進行補選以填補其空缺，勞民傷財；如是無須選舉的民意代表，如「不分區立委」、「不分區國代」等，其出缺後無須進行補選，只需由其所屬政黨的提名名單中的「落選頭」自然遞補。但因為未經過選舉，而無法達到「了解民意」的作用。

因此，還是根據澳門特區的實際情況，摸索並走出一條澳門自己的鍛煉公務員政治敏感度及政治能力之路，在崔世安的第四任行政長官任期內，培養出大批既有才又有德，既專又「紅」的人才，為澳門特區的長治久安而打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