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的“地下生活”

“四人幫”在1976年10月6日那個難忘的夜晚,被押進神秘的地下工程之後,就被關押在那裏,過著“地下生活”。

陪同江青進入地下工程的護士馬曉先,很注意觀察。她記得,紅旗牌轎車在地面上行駛一段路,便進入地下。先是駛過一條地下通道,然後才進入地下室。也就是說,地下室離地下入口相當遠,與外界完全隔開。

馬曉先還注意到,地下工程裏的走廊以及房子裏牆的下半截,是用水曲柳護板裝飾。她覺得眼熟,不由得記起,在毛澤東去世之後,在1976年9月18日結束群眾瞻仰之後,9月20日淩晨3時50分,毛澤東遺體由華國鋒、汪東興等護送離開人民大會堂,被送到地下室裏去保存,直到水晶棺做好、毛主席紀念堂在天安門廣場建成,才移往那裏。由於毛澤東在1976年9月去世,這個地下室的代號為“769”。

當毛澤東的遺體保存在“769”地下室的時候,馬曉先曾跟隨有關的人員到過那裏看過毛澤東遺體。當時“769”地下室警衛與醫務兩套班子實行了24小時值班制。從大門口到“769”地下室設了四道崗哨,中央警衛局副局長毛維忠、張耀祠等領導輪流帶班。為了確保“769”地下室環境不受污染,中央規定汽車不准進入。中央領導人來此,即使是華國鋒,也必須在外面下車,步行進去,沿地下通道走100多米,才來到“769”地下室。“四人幫”中除姚文元之外,都來過“769”地下室。

她記得,“769”地下室的走廊以及房子裏牆的下半截,也是用水曲柳護板裝飾。她判定,如今關押“四人幫”的地下室,可能也就是“769”地下室。

不過,據1976年9月20日淩晨護送毛澤東遺體到“769”地下室的相關工作人員回憶,載著毛澤東遺體的車隊當時從人民大會堂穿過長安街,朝西四方向的毛家灣駛去,進入一家醫院。“769”地下室在北京某醫院的地下,原本那裏是一個地下手術室,是醫院為備戰而設立的。難道“四人幫”是關在那裏?

很可能“769”地下室的裝飾,與關押“四人幫”的地下室一樣,所以“四人幫”未必是關押在“769”地下室,而是中南海的地下室。這個地下工程,原本是戰備工程,按照毛澤東“深挖洞”的指示挖的戰備指揮部。由於是供領導人在發生戰爭時進行指揮的地方,所以地下工程裏的房間都比較寬大。

在關押“四人幫”之後,地下工程外邊有警衛,門口有警衛,屋裏有警衛。

“四人幫”在地下工程裏,名副其實地受到隔離審查。說隔離,他們每一個人,都是單獨監禁,由拘捕他們時的行動小組負責看管。“四人幫”被隔離在地下工程的不同區段。他們彼此都不知道有誰也關押在那裏。地下世界一片寂靜。他們不准看報紙,也不准看電視,完全切斷了外界信息。

說審查,在那裏“四人幫”確實受到審查。但是“四人幫”在剛剛被打倒的日子裏,並不承認自己的失敗,所以持頑抗的態度。

“四人幫”雖說處於“地下世界”,但是住宿條件都還是不錯的。他們每個人都擁有一個獨立的套間,除了臥室之外,還有客廳以及衛生間。每個人都有桌椅,有紙、筆,另外也都有一套四卷本的《毛澤東選集》。每天都通風除濕,並且用紫外線照射消毒。“四人幫”在隔離室內不戴手銬,可以自由行動。當然,為了防止他們尋短見,他們一舉一動24小時處於看管人員的監視之下。

不過,看管人員只對“四人幫”實行監視,對他們不虐待,不侮辱。為了防止他們自傷自殘,對每個人都進行了搜身,收繳了尖利器具。上級明確指示,“四人幫”在地下關押期間,不能逃跑,不能死亡。

在地下室裏,“四人幫”的伙食也還不錯。他們的伙食跟看管人員一樣。當然,飯菜不能在地下室裏燒,而是由地面上的機關食堂做好,以專人、專車送到地下室。早餐有稀飯、饅頭、牛奶、小菜。中餐、晚餐兩菜一湯,一葷一素,肉、蛋、魚不斷,主食大米、饅頭,經常變換花樣。麵食也有水餃、麵條、大餅、油餅等花樣。

江青吃了一段時間後,要求給她增加吃點粗糧以及帶粗纖維的蔬菜,工作人員報告上級之後,滿足了她的要求。

張春橋吃了幾天突然不吃飯了,受到看管人員的批評。張春橋解釋說:“我不是絕食。你們年輕,不知道,我吃多了身體不舒服,難受。”

姚文元在被隔離的第一周,態度比較差,摔東西,而且還罵人。他還總是打聽,自己究竟被關押在什麼地方。姚文元在受到批評教育之後,態度才逐漸好轉。

江青在地下室很仔細閱讀《毛澤東選集》。坐著累了,就躺著在床上看,看著看著就睡著了。

張春橋和姚文元也很認真閱讀《毛澤東選集》,一邊閱讀,一邊還用筆在書上畫道道,有時還寫下眉批。張春橋還要求給他《列寧選集》,看管人員滿足了他的要求。姚文元看書看累了,會站起來甩甩手,彎彎腰。只有王洪文顯得差一些,不大看《毛澤東選集》。

張春橋一邊看書,一邊不停地抽煙。地下室裏的通風條件畢竟比地面差,所以張春橋的煙癮把地下室弄得烏煙瘴氣。經過看管人員提醒之後,張春橋這才儘量少抽幾根香煙。

江青在地下室裏,曾經寫了幾封信給中共中央領導人。這些信件都由負責地下工程的工程防化科科長黃昌泰取走上交。看管人員記得,江青曾經在紙上寫過兩句話,一是“木秀于林,風必摧之”,一句是“槍打出頭鳥”。

處於信息封閉狀態的江青,不知道外面的情況。馬曉先記得,江青曾經問她:“是不是鄧小平上臺了?”“你們這樣,是不是鄧小平叫你們幹的?”可以看得出,江青心中是很不服氣的。

在關押期間,“四人幫”都是自己洗衣服,自己打掃房間,自己擦桌椅。

江青不知道怎麼樣用洗衣粉,把洗衣粉撒在衣服上。經過馬曉先指點,江青才知道應當先把洗衣粉溶解在水裏,再把衣服泡在水裏,過些時候用手搓洗,就把衣服洗乾淨了。從那時候起,江青學會了用洗衣粉洗衣服,每一次都洗得很認真。

“四人幫”生活在“地下世界”,看管人員也陪同他們生活在“地下世界”,終日不見陽光。他們回憶說:

長期不見陽光,空氣濕度大。晚上蓋上被子一會兒一身汗,被子稍露縫隙就冷氣刺骨。不少同志都爛襠了,有的患了高血壓、關節炎。長期在地下,連夜宵一天四餐,又沒有地方活動,有的發胖,覺得乏力。也不能洗澡,一個月後才用車拉到地上洗一次澡。但大家沒一個叫苦的,頑強地堅守在各自的崗位上。再比如,長期少眠的考驗。工作人員24小時在燈光下值班,“四人幫”的一舉一動都要在值班人員的視線內,精力高度集中,精神高度緊張。開始時每組僅四個人,兩人一班,每天兩班倒,時間長了就嚴重少眠,困得不行。有的工作人員值班時困了,就用手擰大腿,有的咬舌頭。一個多月後,上級又從警衛局和警衛團抽調了一些幹部來幫助看押。這樣人多了,兩人一班,每天三班倒,就解決了睡覺的問題。

在“地下世界”生活了半年,1977年4月9日,武健華通知各組,晚上執行重要任務。原來,那是中央決定把“四人幫”押送秦城監獄,交由公安司法機關拘捕關押。押送路程約一百多華裏,必須保證一路安全。

“四人幫”是分開押送的。在4月10日淩晨,先是押送王洪文,然後押送張春橋。接著押送江青,最後押送姚文元。

押送“四人幫”時,都是用防彈紅旗牌轎車,前有開道車,後有後衛車。上級指示,如果在途中遭遇武裝攔截、劫車等意外情況,由前後衛車負責反擊,載有“四人幫”的防彈紅旗牌轎車不開槍反擊,而是繼續按照既定路線快速前進。

從1976年10月6日晚上“四人幫”進入“地下世界”,到1977年4月10日淩晨押送秦城監獄,“四人幫”在“地下世界”前後關押了六個月零四天。

負責拘捕“四人幫”的行動小組全體成員以及其他看管人員,“陪”著“四人幫”在地下生活了半年。為了保密,這半年之中,他們沒有跟家人聯繫。隨著“四人幫”被轉移到秦城監獄,他們也“解放”了。

197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這次參與解決“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全體人員,合影留念,並宴請他們。祝酒時,華國鋒說:“大家辛苦了,謝謝同志們!”葉劍英則說:“你們為黨做了一件大好事,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你們的。”

綜上所述,可以排出一張粉碎“四人幫”日程表如下: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

1976年9月10日:華國鋒通過李先念找葉劍英,徵求葉劍英的意見,採取什麼方式、什麼時間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同日,華國鋒還找汪東興密商,汪東興堅決支持對“四人幫”採取斷然措施。

1976年9月13日:李先念到北京西山看望葉劍英,轉達華國鋒的意見。

1976年9月21日:葉劍英前去看望華國鋒,商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華國鋒與葉劍英初步確定對“四人幫”採取隔離審查的方案,並決定把這個方案在可靠的高層同盟者中秘密徵詢意見。

1976年9月26日晚:華國鋒與李先念、吳德一起商議解決“四人幫”的實施方案。華國鋒明確指出:“早比晚好,越早越好。”他們商定,在國慶節之後,花十天時間做充分準備,然後伺機動手,把“四人幫”抓起來隔離審查。

1976年10月2日:下午3時左右,葉劍英來到汪東興在中南海的家中,商議掃除“四人幫”的行動計劃。緊接著,葉劍英又看望了華國鋒,希望華國鋒能夠儘快聯合汪東興,解決“四人幫”。

當天晚上,汪東興來到華國鋒在東交民巷的住地。華國鋒要求汪東興儘快制定解決“四人幫”的行動計劃。

華國鋒還來到吳德住處。吳德提出在解決“四人幫”時,應同時解決“四人幫”在北京市的爪牙如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華國鋒表示同意,並委託吳德、吳忠對“四人幫”在北京市的爪牙採取行動。

1976年10月4日:當天下午,華國鋒約了吳德商議行動計劃。下午5時,吳德剛從華國鋒那裏回家,又接到華國鋒的電話,要他馬上再來一趟。吳德隨即趕去,原來是汪東興來到華國鋒家。汪東興轉達了他與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