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社會主義歷史新時期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成為中國人民的迫切要求。從維護祖國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鄧小平與葉劍英等中共領導人審時度勢，提出“一國兩制”戰略構想，積極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在這一政策的架構下，20世紀80年代，國共兩黨代表進行了台前幕後的秘密談判。

積極推動國共第三次合作

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開始糾正“左”的錯誤，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科學的眼光來面對歷史，客觀評價與國民黨有關的歷史人物和事件，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決定與以蔣經國為首的國民黨進行談判，爭取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並於1978年7月恢復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領導。

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建立外交關系，美國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在對台政策上也開始從解放台灣的方針向和平統一的方針進行了重大轉變。當天，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宣告:“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我們寄希望於一千七百萬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統一祖國人人有責。希望台灣當局以民族利益為重，為實現祖國統一的事業作出寶貴的貢獻。”《告台灣同胞書》還提出海峽兩岸盡快實現通郵、通航、通商和進行經濟、科學、文化、體育交流的“三通”“四流”建議。

中美建交，以蔣經國為首的台灣當局堅守“一個中國”原則，黯然退出了聯合國，並與友邦一一“斷交”。台灣當局盡管繼續表示出“三不”(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強硬姿態，但是他們的心理上受到了強烈的震動。特別是台灣人民和海外僑胞要求互相來往、實現統一的潮流，是台灣當局無法阻擋的。許多台灣同胞認為中共的政策是寬厚的、具體的，照顧到台灣各方面的利益，體現了中國共產党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台灣媒體和民眾表示，國民黨對談判不必“深閉固拒”，國共和談不失為國家統一的手段，“不妨一試”。台灣海峽逐步出現了和緩氣氛。

葉劍英接見蔣經國密使沈誠

中共中央及時地看到了這種和緩跡象。黨中央、人大常委會的有關領導人分析形勢，研究促進海峽兩岸緩和破局的措施。1980年10月7日，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決定，1981年10月，舉行“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大會”。

會議召開之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發函邀請蔣經國、宋美齡、蔣緯國、何應欽、陳立夫、張學良以及其他台灣各界人士參加紀念大會，請他們回大陸和家鄉看一看，並明確表示:蔣經國等先生來大陸和故鄉遊覽時，“願意談談心當然好，暫時不想談也一樣歡迎”。葉劍英也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身份向海外老革命軍人廣發邀請函。

1981年8月的一天，時任《新香港時報》社長兼總編輯的沈誠，突然收到香港一家國貨公司的負責人送來了一份“邀請書”，邀請他參加“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大會”，地點在北京，時間為10月10日，署名是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葉劍英。

沈誠1921年出生於浙江，與蔣介石父子是老鄉，畢業於國民黨中央陸軍官校(黃埔軍校)17期。他受家庭的影響，自中央軍校畢業後，就成為蔣經國嫡系青年軍中的一名師長。後來曾出任國民黨陸軍少將，擔任蔣經國的機要秘書，並與蔣經國結下深厚的友誼，是蔣經國的密友，這也為他後來充當兩岸信使埋下了伏筆。1949年，他隨國民黨一起離開大陸去了台灣，1980年前後，沈誠從軍隊退役，來到香港，出任《新香港時報》社長兼總編輯。

在當時兩岸還是“隔海對峙”的形勢下，收到這樣一封邀請書，沈誠心中有些不安。經過一番周折，他瞭解到，這次慶祝“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大會”的嘉賓是全球統請的。在香港除了他本人，還有其他四位年逾80歲的老革命家也在被邀之列。

沈誠在受寵若驚之餘又面臨一個新問題－－由於當時他還是預備役的陸軍高級軍官，不能任意行動。如果要到北京參加活動，他必須對台灣官方有個交代。於是在接到請柬的三天后，沈誠專程去了一趟臺北，向蔣經國當面請示。十多年後，他為這段密使經歷著書立傳，回憶了這次與蔣經國的會面，“經國先生對我此行，既不鼓勵，亦不禁止。他說:按政策，你去大陸是違法的。但依你目前的身份，能去看看，也是未始不可。他又囑咐我，以黨員身份到中央黨部‘陸工會’向白萬祥主任報備一下。臨別時，經國卻例外地交代了我一個私人任務。便是希望我抽空能去一趟溪口，望望那邊情形，最好能拍攝一些現場片等”。

1981年9月25日，沈誠懷著激動的心情踏上了闊別30年的故土。沈誠到了北京後，受到中共領導人的熱情接待。10月3日，葉劍英在人民大會堂台灣廳接見沈誠。葉劍英向沈誠解釋了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詢問蔣經國對台海問題的看法，同他探討了國共和談的可能性，並委託沈誠向蔣經國轉達中央希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誠意。隨後，鄧穎超也接見了沈誠，探討國共和談問題。沈誠熟知蔣經國的態度，在回話中“暗示今天臺北的氣候，還不是談判時機”。當葉劍英瞭解到蔣經國的心意後，特地安排專人陪同沈誠去溪口訪問。沈誠拍到了蔣介石故居和祖宗墳墓保護完好的大量照片。

“一國兩制”基本國策的確立

1981年9月30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2周年、辛亥革命70周年前夕，葉劍英利用這個時機，向新華社記者發表了重要講話，進一步闡明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他真摯地表示:“我們希望國民黨當局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以民族大義為重，捐棄前嫌，同我們攜起手來，共同完成統一祖國大業，實現振興中華的宏圖，為列祖列宗爭光，為子孫後代造福，在中華民族歷史上譜寫新的光輝篇章!”葉劍英的這篇講話，在國內外引起了比《告台灣同胞書》更加強烈的反響。

10月9日，葉劍英在人民大會堂主持“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大會”。鄧小平、胡耀邦等出席，胡耀邦、屈武、胡厥文、李默庵、繆雲台先後在會上講話。會前，葉劍英、鄧小平等人在接見大廳會見參加活動的國內外來賓。

作為蔣經國的密使，沈城自然也在會見之列。

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滋時，就葉劍英的九條意見明確提出:“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國家實現統一的大前提下，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在這裏，鄧小平第一次明確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新概念，“一國兩制。的構想基本形成。

為呼籲國共兩党進行和平談判，1982年7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以兄長名義在《人民日報》對蔣經國發表一封公開信，指出:“如能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則兩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共圖振興中華之大業。”“吾弟嘗以‘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信中最後表示:“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余當束裝就道，前往臺北探望。。信中還引用魯迅一句詩:“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這成為上一代兩岸人語中的珍言。

廖承志的這封信雖為私人通信，但情真意切，表達了祖國大陸10億人民盼望和平統一的願望。這封信在海內外華人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但令人遺憾的是當時台灣當局實行“三不政策”，蔣經國不便作任何積極的反應，後來才有宋美齡在《中央日報》對廖承志作的訓誨武的復函並另致公開信給全國政協主席鄧穎超，否定國共三度合作的可能性。

沈誠曾為香港回歸作出貢獻。1982年9月，時任英國首相的撒切爾夫人訪問中國，中英關於香港前途的談判拉開序幕。在中英談判時，出現一個問題:清政府把香港割讓給英國的條約被蔣介石帶到台灣，而大陸要和英國談判，手頭必須要有這個條約。沈誠幫忙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到臺北的“中央圖書館”把該條約的影本拿到大陸，鄧小平才看到影本。沈誠這一愛國行動，更贏得了大陸方面的賞識。

隨後幾年，沈誠多次在大陸、港、台之間穿梭，曾以香港商人的身份“七上京華”，使他有機會會晤鄧小平、葉劍英、鄧穎超、廖承志、楊尚昆等中共領導人。

據沈誠回憶，“1982年10月6日，我第二次來到北京，專程約訪了鄧穎超大姐。抗戰時期，在重慶，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是我們家的座上常客。那天，我們談了一些別離後彼此的家事。她又問到了台灣的一些舊友，也談到了兩岸的一些問題。雖然沒有得到任何結論，但卻伏下了三年後我將為兩岸奔走的引線”。

1982年12月，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三十一條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建立特別行政區，指的就是在港、澳、臺地區實行“一國兩制”。從此，“一國兩制”載入了中國的根本大法，實行“一國兩制”有了憲法的保証。

此後，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又多次對這一構想作過充分論述。1984年10月，《瞭望》第42期發表了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的談話。至此，“一國兩制”作為中國的基本國策最終確立。

震驚兩岸的“華航事件”

1986年5月3日下午3時許，台灣“中華航空公司”(簡稱“華航”)的一架貨機，從曼穀飛返台灣途經香港時，由56歲的機長王錫爵駕駛轉航大陸，在廣州白雲機場降落。機上還有副駕駛董光興、機械師邱明志二人及貨物100噸。王錫爵見到了剛剛趕到的當地有關負責人，便迫不及待地說:“我要和家人團聚，我要求到祖國大陸定居。”

大陸方面對這一事件相當重視，反應迅速，當天就由中國民用航空局發出電報給中華航空公司，“邀請你們盡早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