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港澳研究會在深圳舉行年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榮順在年會上作專題講話中指出，「反對派」和西方勢力雖然不能奪得香港特區的管治權，但他們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另類詮釋頗為奏效。香港一些人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基本內容的認識，與內地截然不同。解決問題根本的出路在於，進行「一國兩制」再啟蒙，把「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基本法的規定講清楚、弄明白。

張榮順的這番話，引起了香港「反對派」的「反擊」。其實，就是在一般人中，可能也會一時感到納悶：平時不是說，「一國兩制」已在港澳兩特區得到成功實踐，並已深入人心了嗎？怎麼現在又說是必須進行「一國兩制」的再啟蒙呢？這豈不等於在過去，人們根本就不知道「一國兩制」是怎麼一回事嗎？

確實，從字面上看，「啟蒙」的意涵就是傳授基礎知識或入門知識，如「啟蒙工作」；或教小孩(如幼稚園和初級小學)，如「啟蒙教育」；再或開導蒙昧,使之明白事理。倘是對全體港澳居民而言，說得可能是重了一些。因為自鄧小平於八十年代初提出「一國兩制」的概念及方針，及經過中英談判、中葡談判，先後起草《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後，基本上已是家喻戶曉，而且在香港、澳門先後回歸後，也已得到成功實踐。但從張榮順的專題講話的內容看，他所指的是「反對派」，尤其是「佔中」的組織者及積極參與者，他們只是佔香港特區人口很少的一部分，並不能與全體港澳居民尤其是建制派力量相提並論。因此，要對他們進行「一國兩制」的再啟蒙，與「一國兩制」得到成功實踐並已深入人心，並不矛盾。這是普遍性與個別性的關係的問題，我們在高度肯定「一國兩制」已深入人心的同時，更應看到在推介基本法工作中，仍然存在著一些「死角盲點」，這樣才符合實際事實，也才符合唯物辯證法的原理。因此，必須對「反對派」進行「一國兩制」的再啟蒙工作，向他們把「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基本法的規定講清楚、弄明白。

在香港回歸已經十七年之後，仍然會有少部分人未能領悟甚至是故意歪曲「一國兩制」的真諦，原因很複雜。這既有張榮順在年會上所說的這些人到現在還找不到國家的感覺，不知身在何方的問題，也有外部勢力運用金錢等手段，誘惑個別涉世不深的青少年等原因。在所謂「普世價值」的蠱惑之下，個別人就將「一國」與「兩制」割裂開來，或是講「兩制」的多，講「一國」的少。其實，即使是那些對法律條文十分精通的洋法官們，也或是以普通法的思維來理解基本法，或乾脆就是故意混淆成文法與不成文法的關係，而致居然曾荒唐到要以香港的法律來「解釋」基本法。當時那些「居留權」等事件的成因，就在於此。

但毋庸諱言，「一國兩制」未能在特區建立起絕對的權威，似乎中央某些部門也要負起一部份責任。曾記否？在回歸前，港澳不少社團絡繹不斷地應邀前往北京訪問，當時港澳雖然尚未回歸，但人們的心卻是「歸心似箭」，與自己祖國的中央政府的關係，很是熱乎。但在回歸後，中央某些部門卻錯誤理解「高度自治」，從而放任自流，而致曾經絡繹不絕的訪京團嘎然而止，甚至還傳出內地各省級政協停止邀請港澳居民出任其委員。以至就連全國人大的港區代表馬力（已故），也在報章上刊文慨嘆，他是在香港回歸後四年多後，才獲香港中聯辦以邀請港澳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觀看電影的方式，得以「第一次」進入中聯辦大樓。

對此，筆者曾在本欄為文指出，港澳回歸後，中央主管港澳事務的部門錯誤理解「不幹預港澳特區高度自治事務」，不但是沒有像回歸前那樣組織港澳團體與內地互訪，更是不準港澳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議論港澳事務，還美其名曰「當好守門員」，將會令港澳居民與中央及內地疏遠。該文刊出後翌年，不幸發生了「七一」大遊行。其中最積極者，是法律界和教育界。而這兩個界別，卻是在中英談判中，最為堅決支持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究其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中英談判之前，中央有關部門頻密邀請法律界和教育界赴京訪問，交換意見；而回歸後，中央有關部門卻對香港所有團體「嚴守龍門」，拒絕他們訪京，感情自然疏遠，甚至是反感，以致走向反面。對此，本欄以《中央港澳工作機構應強化聯繫群眾作風》及《密切聯繫港澳居民並不抵觸高度自治方針》等為題，指出港澳兩個基本法賦予港澳兩特區的「高度自治」，主要是體現在特區政府操作方面。而中央港澳工作機構代表中央政府已成為中國公民的港澳居民加強聯繫，並沒有觸及到這個範疇領域，亦即不會侵蝕特區的高度自治權，更不是幹預特區的高度自治事務。中國人有句老話叫「過猶不及」。在執行中央有關「不幹預港澳高度自治事務」等相關指示時，如果是從偏緊偏嚴的角度理解，可能就會引起某些反效果，從而辜負了中央的一番好意，並使中央與特區的關係處於某種「失衡」狀態。

為此，筆者曾對剛到澳門不久的白志健主任提出，回歸前中央各部門每年輪流邀請澳門新聞界組團訪問北京，但回歸後卻全停止了。這對溝通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很不利。白主任從善而流，很快就與中央相關部門協調，組織了澳門新聞界高層訪京團，並由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予以會見。後來還形成了慣例，每逢中央換屆之後，都組織新聞界高層訪京團，由兼任中央宣傳部長的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見。但畢竟仍然不如回歸前，幾乎是每年都組織訪京團，接待層級甚至還高到由李鵬總理會見。

回頭說到對「一國兩制」進行再啟蒙的問題，其實就在對「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中央與特區的關係處理得較好的澳門特區，近年也已出現了某些另類詮釋基本法，或是將「一國」與「兩制」割裂開來的不良苗頭。那些所謂「爭取雙普選」的訴求，就是無視《澳門基本法》中，「多數議員由選舉產生」的規定。而此前曾經流行一時的「自己的××自己×」的口號，也是將「一國」與「兩制」割裂開來的明顯例子。當然，如果是在這個「填空題」上填上民生之類的詞句，還是屬於高度自治的範疇；但倘涉及到政制等方面的內容，那就是無視中央對特區政制發展的主導權了。還有「還政於民」之類的口號，這已與「住民自決」相差無幾，等於是「變相澳獨」。

「一國兩制」在澳門特區已經踐行了十五年，等於是「五十年不變」的三分之一弱，但仍有少數人對「一國兩制」的真諦並不清楚，這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應當盡快補回這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