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保育在教育、機制、社會參與仍有短板

陳觀生

近日,有香港傳媒報導,澳門推動建築活化及保育「好有效率」,只要證明執行過程時保證安全,便可直接和負責保育政策的文化局官員洽商方案,毋須如香港般分散到建築、屋宇、消防等不同部門叩門及過關。澳門政府不單願意出資協助修繕物業,甚至容許願意將物業保育的業主給予地方加建作為鼓勵和補償,及將修葺後的物業繼續保留作私人用途。因此,吸引了香港的上市公司有意來澳門探路,活化文化遺產發展成新的主題文化活動場。消息令人對澳門保育工作感覺欣慰,但參考其他地方經驗,本澳保育仍有一些短板需要補強。

澳門保育成效得到肯定

香港傳媒的報導稱,香港政府近年施政困難,只要商界提議新建設項目,便往往冠上「官商勾結」影響,或因行政措施僵化致不能成事。反而香港周邊地區如橫琴、中山、澳門等地則推出一個一個新的旅遊項目「搶客」。有香港建築師感嘆謂,若將港府用於活化項目的10億元款項,撥交澳門處理效率可能更高,隨時很快保育超過100個項目。他形容,澳門推動建築活化及保育「好有效率」,只要證明執行過程時保證安全,便可直接和負責保育政策的文化局官員洽商方案,毋須如香港般分散到建築、屋宇、消防等不同部門叩門及過關。澳門政府不單願意出資協助修繕物業,甚至容許願意將物業保育的業主給予地方加建作為鼓勵和補償,及將修葺後的物業繼續保留作私人用途。在復修如《醒世危言》作者兼清末官督商辦招商局總辦的鄭觀應殘破大宅,澳門政府更主動追溯原來建築面貌,按原有方式燒製構件復修物業。他感嘆道,香港表面在保育歷史文物出錢,但是比澳門猶有不如。

上述報導雖然隱含著香港部分人士對香港政府施政的不滿,以及固有的“大香港小澳門”心態,不過也從側面對本澳的保育工作予以肯定。

自一九七零年代,澳門政府一直關注古蹟保護事宜。由文化局(前稱澳門文化司署)負責注意及實施保育政策。澳門的政策是不但保護個別歷史建築物,還會連接富歷史意義地點,鋪設行人路,或設中央廣場,以求保護整個區域。澳門政府不以單一建築物為保護目標,而將保護範圍擴展至街景,以至其自然環境。歷史建築附近的發展項目亦受嚴格管制。

澳門政府一直採取與擁有富歷史價值的建築物或庭園業主協商或收購的政策。此外,政府也採取土地交換措施,鼓勵進行私人歷史建築物的業主自願保護物業。具一百二十年歷史的鄭家大屋便是以換地方式保存下來的成功例子。此外,政府也提供稅務寬免,獎勵保存建築文物。

其實,澳門保育成績除了政府努力之外,更有賴於民間保育運動的興起。澳門民間保育運動有如下特點:一是傳播理念為主,集體行動為次,相關的集體行動,如請願、集會等大多數是和平進行的,鮮有發生肢體衝突。二是運動組織鬆散,集體行動較少,近年組織、宣傳、討論皆可利用社交網站作為平臺去完成,讓民間組織保育運動所需的時間大大減少。三是建制外首先行動,當運動獲得社會支持時,會反過來吸引建制內的力量呼應。

早前發佈的澳門藍皮書《澳門經濟社會發展報告(2013~2014)》指出,近年澳門社會對於保育城市空間、文物、自然環境的議題非常關注,民間發起的保育運動此起彼伏,尤其2005年澳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以後,民間保育運動進入了“多發期”。2013年比較受矚目的保育運動,分別由西灣湖事件及路環田畔街事件所引發。兩事件,均由保育人士以多種方式表達述求,包括騎單車於西灣湖繞行作無聲抗議、舉辦參與式工作坊;百多名市民步行至田畔街項目附近,宣讀行動聲明並進行一系列活動等,最終促成項目的終止或暫停。

回歸以來本澳二十多起保育運動和保育爭議事件,絕大多數與城市規劃及文物保護有關,其中不少保育運動的訴求亦涉及相關制度的建立。2013年是對澳門保育運動的一個重要的觀察點,《城市規劃法》與《文化遺產保護法》在這一年通過,獲得立法會通過,兩法於2014年3月1日同時生效。《城市規劃法》和《文化遺產保護法》都分別有其法定的公眾參與程序的條文,並設有包括民間人士參與的諮詢委員會。兩法使城市規劃和文物保存方面的程式與資訊透明化、為公眾提供了參與的管道,長遠來說必將使澳門保育爭議減少,因為部分問題可以通過法定的公眾參與程序來緩解。

兩法將對往後的保育運動產生深遠影響,民間保育運動將進入另一個階段。筆者認為,推動完成立法後,社會應該繼續推動特區政府在教育、機制建設、社會參與等方面補強保育工作的短板。

加強學校教育普及保育知識

中西交匯,融合共存,這就是澳門文化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吸引觀光客駐足的地方。當中澳門歷史城區包括25個古老建築和8個廣場,經過街道的串聯,構成“點、線、面”綜合體,主要集中在澳門半島中南部,也就是500年前葡萄牙人登陸以及後來主要生活的區域,是澳門城市文化的核心。這一歷史城區是中國境內現存最古老、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西特色建築共存的歷史城區。申遺成功讓原本有一定文化自卑感的澳門人,透過來自外界的肯定提升了文化自我認同,大大增強了澳門人的文化歸屬感。

但是要明白,我們並不擁有這些文化遺產,只為下一代保管它們。雖然近年澳門人的文化保育意識日漸提高,但如果普遍市民仍則重經濟發展而忽略其他可持續發展元素,保育工作仍處於嚴峻考驗。要扭轉普羅市民心態並不容易,文化保育教育正是最基本的方法,灌輸我們的下一代有關意識。

教育是達致文化保育的核心方向,而學校則是推行相關教育最理想的環境。今日的學生,是明天的決策者,培育學生的文化保育價值觀,大大有助改造社會,改變未來。

筆者建議,教青局應制定有關文化保育的教材文本,針對中小學生開展靈活有趣的保育知識普及。相關教材文本透過介紹有關文物保育的概念,包括澳門一些歷史文物保育例子、外地處理文物保育的方法及困難之處、負責文物保育的政府部門等資料,以方便老師對同學作出引導,探討保育的困難之處及不同的保育方法,討論不同的文物保育觀點,亦提供了一些思考問題及建議活動以供參考。

除了把文物保育的內容加入中小學課程之中,還可以利用「其他學習經歷」的課時,安排學生參觀歷史建築。政府亦可善用各新媒體如社交媒體、流動平臺進行公眾教育及宣傳工作,加深一般市民對保育歷史建築問題的認識,推動社會各界一起參與保育活動。

設立長遠保育發展基金

文化保育工作要實現可持續發展,資金來源十分重要。長遠來說,特區政府對文化保育的撥款並不足夠,單單依賴政府是太理想化的想法。文化保育的責任不只屬於政府。相反,在海外國家,政府普遍會跟非政府組織及私人機構合作,共同保護歷史文化及建築。從私人團體籌募所得的捐款、奉獻或慈善基金,成為資金來源。過去本澳的東方基金會是一個好例子,但現時的澳門基金會在此方面發揮的作用似有不如。

總結外國經驗,政府撥款是文化保育的主要資金來源,但亦注重民間團體捐款。澳門特區政府應設立專門資助文物復修工作的信託基金,可由政府倡導成立,並依靠私人捐獻支援。特區政府應增加與非政府組織及相關人士的對話,交流意見,並作出可持續發展的計劃,發展及活用古蹟。

首先,本澳可參考新加坡與英國的經驗,設立文化遺產彩票基金,基金主要來源是在博企的續約條款中,規定要有一定比例賭收撥入,同時鼓勵其他民間團體捐助;或者透過特殊政策允許現有博企之外的企業發行專門的彩票類博彩,建立長遠的文化保育發展基金。

如新加坡個人彩票有限公司捐款計劃以「朝向社區利益」企業理念。該公司大額利潤每年透過各項目捐款回饋社區。過去三十年,所作捐款已逾五億。英國國家遺產紀念基金會是根據國家文物法令1980設立。一九九三年,基金會的信託人也負責為文化遺產設立國家彩票基金,一個獨立的文化遺產彩票基金因此成立,並於一九九五年一月接受首次彩金。文化遺產彩票基金為以英國為基地的組織提供資助,讓它們能收購具出色價值及對國家遺產含重要性的文物。收購的文物必須受破壞威脅或具有紀念價值。基金如同「最後特備基金」,為保護對國家遺產具有特出的重要性的文物提供資助。而國家彩票於一九九三年由英國議會設立,為對英國社區的公益事業籌款。每花一英磅購買彩券,即有二十八便士捐贈予各項文化、慈善及文物事業,其中四點六六便士則捐獻至文物保存計劃。負責將國家彩票資助分配至不同項目的各個組織,稱為「分配組織」。文化遺產彩票基金專責資助英國國內的古蹟計劃。

其次,對主動參與保育以及捐助保育的企業,也制定一系列的稅務優惠政策。如新加坡設立中央古蹟基金計劃,現金捐款予基金會員中的保護古蹟團體,可獲雙重稅務減免。英國除了國家撥款,獨立/志願團體如英國文物委員會,會透過提供專業服務,增加自己的收入。慈善團體如建築遺產基金,為各非牟利組織提供資助及貸款。公帑撥出的資助包括由國家遺產紀念基金會管理的文化遺產彩票基金。

再次,制定措施鼓勵私人機構投資參與文化保育。在英國,有興趣申請人士應就他們的保存計劃及早諮詢有關地方機構或合適的保護組織。然後,他們應制定計劃書,提交基金會當局審議。英國政府亦提供稅務寬減措施,以加強文物保護工作。列管建築物及已登錄古蹟的承繼人可獲豁免繳交遺產稅。此外,英國政府又為進行列管建築物及已登錄古蹟工作,與相關的物料提供者設有增值稅寬減措施。

美國議會每年撥出約三千七百萬予歷史保護基金。歷史保護基金提供津貼以鼓勵私人及非聯邦機構在全國歷史保護的投資、協助州、地方政府及印地安族擴大,同時加快他們的全國歷史保護活動。歷史保護基金津貼成為保存和保護美國這代和下一代不可取代的文物的催化劑和「資金種子」。

雖然經濟不景,日本仍維持大筆基金,以贊助建築文物保存及運用。日本政府與私人機關緊密合作,資助古蹟保存,不但可減輕政府負擔,還吸引更多發展文物保護工作的資金。

推行活化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