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紅》: 一首西北民歌的變遷

學者丁東先生最近發表文章,講述了山西民歌《交城山》的變遷過程:這首歌原本是流傳在山西交城、文水一帶的情歌,是描述當地青年女子不幸婚姻的,但在1976年後,卻成了歌唱英明領袖華主席的頌歌,原因很簡單——華國鋒是交城人。對於這首歌的改編,當時的高層曾有不同意見,主管宣傳的紀登奎就是其中之一。直到晚年退下來了,他還對兒子說:“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個華政委,這首歌不能唱啊。你那個華政委,是個什麼政委啊?是個縣大隊的政委嘛,一共只有十八個兵。問題是,你華政委領導十八個兵的時候,共產黨的軍隊裏,不說那些元帥、大將了,就是肖華、楊成武、陳錫聯這些人,也都是指揮千軍萬馬的將領了,這樣的人已經有一大群了呀,這些人可都還活著哪。”

其實,這種改編民歌為頌曲的做法由來已久,最有名不是《交城山》,而是《東方紅》。

《東方紅》是由陝北民歌《騎白馬》(也有人叫《白馬調》)改編而成的。所謂“改編”,實際上就是重寫新詞,調子一點也沒變。《騎白馬》也有不同的版本,我打小聽過的最經典的詞是這樣的:

騎白馬,跑沙灘,你沒有婆姨呀我沒有漢。咱倆捆成一嘟嚕蒜(呼嗨吆),土裏生來土裏爛。

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嗨吆),打日本也顧不上。

……

根據歌詞很容易判斷,這首歌是流傳在抗戰時期的。詞寫得最好的當然是第一段,表達了一種生死相依的愛情。至於這歌是老百姓自發創作的,還是魯藝學員根據抗戰需要編創的,就不得而知了。我們只知道在《騎白馬》之前,這首歌還有一個版本叫《麻油燈》(一說是《煤油燈》),原詞是這樣的:

麻油燈,亮又明,芝麻油燴些價白菜心。紅豆角角雙抽筋(呼嗨吆),誰也不能賣良心。

藍格瑩瑩的天上飄來一疙瘩瘩雲,三哥哥今天要出遠門。颳風下雨響雷聲(呼嗨吆),倒叫妹妹我不放心。

你要走,我不叫你走,一把拉定了哥哥的手。走三步來呀退兩步(呼嗨吆),咱二人沒盛夠。

和《騎白馬》比較,這才是地地道道的陝北民歌,它既有青年女子對心上人的牽掛和依戀,又雜有害怕情人變心,臨時拿豆角設譬賭神發咒的複雜心理。如果不聽曲子,單看歌詞,人們很難把它和《東方紅》聯繫起來。

現在如果我說,《東方紅》是由《騎白馬》改編而來的,《騎白馬》又是由《麻油燈》改編而來的,人們一定會問:這樣一支哀婉動人的民間小調,怎麼會變成莊嚴肅穆的頌曲呢?抒情對象如何由“三哥哥”變成偉大領袖的呢?這得歸功於一個人。這個人叫李有源,是佳縣城北張家莊的一位普通農民,平時愛紅火,善表演,能即興編寫秧歌詞和快板,村裏人誇他有“即才”(陝北方言,指“即興發揮的才能”)。在創作《東方紅》之前,他已編創過好多歌頌領袖的快板和順口溜,但都沒有傳開。1942年春節,鄰村屈家莊有支秧歌隊進城,傘頭屈士才唱了一支秧歌,引起了他的注意。其中兩句是:“毛主席好比一盞燈,照得全家明又明。”他覺得好是好,但還是少了點什麼。晚上回到窯裏,他點著煤油燈,有意把爛氊帽從頭上摘下來,罩在燈上,窯裏立馬就黑下來了。他說,一頂爛帽子就把毛主席遮得黑格洞洞的,還能說毛主席偉大?即使把毛主席遮不住,也不對呀!一盞燈只能照個一家一戶,毛主席可是要照全中國人哪!他下決心要編個更好的。

這年冬天的一個早晨,他早早起來,擔著一副糞擔進城——陝北農民冬閒時有沿路拾糞的習慣。快到縣城時,看見一輪紅日冉冉升起,照得漫山遍野紅彤彤的。想起前幾天到縣裏辦事,縣委秘書蘭川升的本子上寫著“東方紅”三個字,今天不就是“東方紅”嗎?毛主席不就是那輪紅太陽嗎?這下再也不用害怕帽子遮了,四句秧歌詞脫口而出: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夜裏回家,李有源想起白天編的秧歌詞,心情激動,就用筆寫在麻紙上。唱了幾遍覺得很滿意。可一想,還不對!秧歌詞再好,一年才能唱一次,因為只有過年才鬧秧歌啊。如果配上民歌調子,就隨時隨地能唱了。於是,就把這四句詞套在當時已流行開的《白馬調》上——《東方紅》就這樣誕生了。寫成後,他把歌詞交給侄子李增正,李增正有一副好嗓子,第二年春節鬧秧歌時,這首歌就在佳縣縣城唱紅了。

1943年冬天,邊區政府在佳縣縣城附近組織起一支移民隊,到延安一帶墾荒,陝北人把這叫“走南路”。移民隊的副隊長就是李增正,他根據政府宣傳的移民好處編寫了一支《移民歌》,首段就用了他三大(陝北方言,指“三叔父”)寫的《東方紅》。其他段落是歌頌移民的好處的。翌年春節過後,這支移民隊在縣城集中,李增正給移民們教唱《移民歌》時,歌聲吸引了來此采風的延安魯藝文藝工作者馬可和劉熾等人,他們正累得疲憊不堪,倒在地上睡覺,忽然聽見一陣嘹亮的歌聲,一聽是歌唱領袖的,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如獲至寶地開始抄錄。因為當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不久,中央迫切需要“來自人民的呼聲”樹立威信,而在此以前,幾乎沒有一支像樣的歌歌頌領袖,只在《劉志丹》這首歌裏把領袖捎帶著唱了一段,還不知道是不是讚美,歌詞是這樣的:

正月裏來是新年,陝北出了個劉志丹,劉志丹(來)是清官,他帶上隊伍上(呀)橫山,一心要共產。

二月裏來刮春風,江西上來個毛澤東,毛澤東(來)勢力眾,他坐上飛機在(呀)空中,後帶百萬兵。

……

因為“百萬”太誇張了,按古書的說法只能叫“號稱”,實際只有七八千人,勢力並不眾。據當地老漢兒們回憶,紅軍從川道裏下來的時候,腿都很細,不穿鞋,頭都“掛”在胸前。至於“坐飛機”更是多年以後的事了。如果說“後帶百萬兵”還是“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因為畢竟還有兵,那麼“坐上飛機在(呀)空中”就完全是“革命浪漫主義”了。

馬可等音樂家回到延安後,就把《東方紅》介紹給了其他人,並請詩人公木和張松林填了第二段和第三段的詞,完整的《東方紅》就出籠了。李有源的原詞,也就是《東方紅》的第一段,他們只改了一個詞:“生存”改成了“幸福”。因為在他們看來,領袖遠遠不止是要為人民“謀生存”,甚至可以說,生存——這一人類永恆的主題,在他們看來,遠遠不是主要的。主席領導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生存只是為確保這一理想實現必備的手段而已。第二段則完全拋棄了陝北民歌自《詩經》以來的比興傳統,直接站出來說領袖就是我們的帶路人。第三段寫得不能算高明,因為第一段已經有一個太陽了,政黨的領袖是太陽,政黨本身也是太陽,兩輪太陽怎能同時升空?

當然,這也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出:《東方紅》由《麻油燈》到《白馬調》,再到李有源的《東方紅》和後來三段論的《東方紅》,就是一個不斷拔高、改造,不斷政治化的過程。抒情主人公逐漸由一個具體的活潑可愛的小妹妹,變成了抽象的“人民”。最主要的是,抒情對象由“三哥哥”變成了政治人物。總之,一首哀婉動人的民間小調消失了,一支偉岸莊嚴的頌曲誕生了。

給國家領導人寫讚歌,拍電影,搞交響樂,是在20世紀的蘇聯興起的。而在蘇聯,頌歌唱得最響亮,交響樂搞得最火爆,讚美詩寫得最熱烈的時候,人們的尊嚴最欠缺;而不寫讚美詩,不唱頌曲的時代,至少能讓人活得舒心一些。

現在是21世紀了,科學昌明,信息發達,民主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假如現在有人再編一首歌,說“xxx革命,就是好來就是好,就是好”,只能徒增笑柄。時代畢竟不同了。君不見重慶市,斥資巨億“唱紅歌”,可市政領導倒臺沒幾天,大量的黑幕就被揭開:在歌聲中,好多人被冠以“黑”的罪名收監,財產被籍沒,權利被褫奪,甚至有多人僅僅因為網上發個帖子就被送去勞教的。這大概可以看作是“紅歌”在21世紀的迴光返照吧。

(狄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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