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丁東先生最近發表文章，講述了山西民歌《交城山》的變遷過程：這首歌原本是流傳在山西交城、文水一帶的情歌，是描述當地青年女子不幸婚姻的，但在1976年後，卻成了歌唱英明領袖華主席的頌歌，原因很簡單——華國鋒是交城人。對於這首歌的改編，當時的高層曾有不同意見，主管宣傳的紀登奎就是其中之一。直到晚年退下來了，他還對兒子說：“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個華政委，這首歌不能唱啊。你那個華政委，是個什麼政委啊？是個縣大隊的政委嘛，一共只有十八個兵。問題是，你華政委領導十八個兵的時候，共產黨的軍隊裏，不說那些元帥、大將了，就是肖華、楊成武、陳錫聯這些人，也都是指揮千軍萬馬的將領了，這樣的人已經有一大群了呀，這些人可都還活著哪。”
其實，這種改編民歌為頌曲的做法由來已久，最有名不是《交城山》，而是《東方紅》。
《東方紅》是由陝北民歌《騎白馬》（也有人叫《白馬調》）改編而成的。所謂“改編”，實際上就是重寫新詞，調子一點也沒變。《騎白馬》也有不同的版本，我打小聽過的最經典的詞是這樣的：
騎白馬，跑沙灘，你沒有婆姨呀我沒有漢。咱倆捆成一嘟嚕蒜（呼嗨吆），土裏生來土裏爛。
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嗨吆），打日本也顧不上。
……
根據歌詞很容易判斷，這首歌是流傳在抗戰時期的。詞寫得最好的當然是第一段，表達了一種生死相依的愛情。至於這歌是老百姓自發創作的，還是魯藝學員根據抗戰需要編創的，就不得而知了。我們只知道在《騎白馬》之前，這首歌還有一個版本叫《麻油燈》（一說是《煤油燈》），原詞是這樣的：
麻油燈，亮又明，芝麻油燴些價白菜心。紅豆角角雙抽筋（呼嗨吆），誰也不能賣良心。
藍格瑩瑩的天上飄來一疙瘩瘩雲，三哥哥今天要出遠門。颳風下雨響雷聲（呼嗨吆），倒叫妹妹我不放心。
你要走，我不叫你走，一把拉定了哥哥的手。走三步來呀退兩步（呼嗨吆），咱二人沒盛夠。
和《騎白馬》比較，這才是地地道道的陝北民歌，它既有青年女子對心上人的牽掛和依戀，又雜有害怕情人變心，臨時拿豆角設譬賭神發咒的複雜心理。如果不聽曲子，單看歌詞，人們很難把它和《東方紅》聯繫起來。
現在如果我說，《東方紅》是由《騎白馬》改編而來的，《騎白馬》又是由《麻油燈》改編而來的，人們一定會問：這樣一支哀婉動人的民間小調，怎麼會變成莊嚴肅穆的頌曲呢？抒情對象如何由“三哥哥”變成偉大領袖的呢？這得歸功於一個人。這個人叫李有源，是佳縣城北張家莊的一位普通農民，平時愛紅火，善表演，能即興編寫秧歌詞和快板，村裏人誇他有“即才”（陝北方言，指“即興發揮的才能”）。在創作《東方紅》之前，他已編創過好多歌頌領袖的快板和順口溜，但都沒有傳開。1942年春節，鄰村屈家莊有支秧歌隊進城，傘頭屈士才唱了一支秧歌，引起了他的注意。其中兩句是：“毛主席好比一盞燈，照得全家明又明。”他覺得好是好，但還是少了點什麼。晚上回到窯裏，他點著煤油燈，有意把爛氊帽從頭上摘下來，罩在燈上，窯裏立馬就黑下來了。他說，一頂爛帽子就把毛主席遮得黑格洞洞的，還能說毛主席偉大？即使把毛主席遮不住，也不對呀！一盞燈只能照個一家一戶，毛主席可是要照全中國人哪！他下決心要編個更好的。
這年冬天的一個早晨，他早早起來，擔著一副糞擔進城——陝北農民冬閒時有沿路拾糞的習慣。快到縣城時，看見一輪紅日冉冉升起，照得漫山遍野紅彤彤的。想起前幾天到縣裏辦事，縣委秘書蘭川升的本子上寫著“東方紅”三個字，今天不就是“東方紅”嗎？毛主席不就是那輪紅太陽嗎？這下再也不用害怕帽子遮了，四句秧歌詞脫口而出：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夜裏回家，李有源想起白天編的秧歌詞，心情激動，就用筆寫在麻紙上。唱了幾遍覺得很滿意。可一想，還不對！秧歌詞再好，一年才能唱一次，因為只有過年才鬧秧歌啊。如果配上民歌調子，就隨時隨地能唱了。於是，就把這四句詞套在當時已流行開的《白馬調》上——《東方紅》就這樣誕生了。寫成後，他把歌詞交給侄子李增正，李增正有一副好嗓子，第二年春節鬧秧歌時，這首歌就在佳縣縣城唱紅了。
1943年冬天，邊區政府在佳縣縣城附近組織起一支移民隊，到延安一帶墾荒，陝北人把這叫“走南路”。移民隊的副隊長就是李增正，他根據政府宣傳的移民好處編寫了一支《移民歌》，首段就用了他三大（陝北方言，指“三叔父”）寫的《東方紅》。其他段落是歌頌移民的好處的。翌年春節過後，這支移民隊在縣城集中，李增正給移民們教唱《移民歌》時，歌聲吸引了來此采風的延安魯藝文藝工作者馬可和劉熾等人，他們正累得疲憊不堪，倒在地上睡覺，忽然聽見一陣嘹亮的歌聲，一聽是歌唱領袖的，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如獲至寶地開始抄錄。因為當時《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不久，中央迫切需要“來自人民的呼聲”樹立威信，而在此以前，幾乎沒有一支像樣的歌歌頌領袖，只在《劉志丹》這首歌裏把領袖捎帶著唱了一段，還不知道是不是讚美，歌詞是這樣的：
正月裏來是新年，陝北出了個劉志丹，劉志丹（來）是清官，他帶上隊伍上（呀）橫山，一心要共產。
二月裏來刮春風，江西上來個毛澤東，毛澤東（來）勢力眾，他坐上飛機在（呀）空中，後帶百萬兵。
……
因為“百萬”太誇張了，按古書的說法只能叫“號稱”，實際只有七八千人，勢力並不眾。據當地老漢兒們回憶，紅軍從川道裏下來的時候，腿都很細，不穿鞋，頭都“掛”在胸前。至於“坐飛機”更是多年以後的事了。如果說“後帶百萬兵”還是“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因為畢竟還有兵，那麼“坐上飛機在（呀）空中”就完全是“革命浪漫主義”了。
馬可等音樂家回到延安後，就把《東方紅》介紹給了其他人，並請詩人公木和張松林填了第二段和第三段的詞，完整的《東方紅》就出籠了。李有源的原詞，也就是《東方紅》的第一段，他們只改了一個詞：“生存”改成了“幸福”。因為在他們看來，領袖遠遠不止是要為人民“謀生存”，甚至可以說，生存——這一人類永恆的主題，在他們看來，遠遠不是主要的。主席領導革命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生存只是為確保這一理想實現必備的手段而已。第二段則完全拋棄了陝北民歌自《詩經》以來的比興傳統，直接站出來說領袖就是我們的帶路人。第三段寫得不能算高明，因為第一段已經有一個太陽了，政黨的領袖是太陽，政黨本身也是太陽，兩輪太陽怎能同時升空？
當然，這也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出：《東方紅》由《麻油燈》到《白馬調》，再到李有源的《東方紅》和後來三段論的《東方紅》，就是一個不斷拔高、改造，不斷政治化的過程。抒情主人公逐漸由一個具體的活潑可愛的小妹妹，變成了抽象的“人民”。最主要的是，抒情對象由“三哥哥”變成了政治人物。總之，一首哀婉動人的民間小調消失了，一支偉岸莊嚴的頌曲誕生了。
給國家領導人寫讚歌，拍電影，搞交響樂，是在20世紀的蘇聯興起的。而在蘇聯，頌歌唱得最響亮，交響樂搞得最火爆，讚美詩寫得最熱烈的時候，人們的尊嚴最欠缺；而不寫讚美詩，不唱頌曲的時代，至少能讓人活得舒心一些。
現在是21世紀了，科學昌明，信息發達，民主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假如現在有人再編一首歌，說“xxx革命，就是好來就是好，就是好”，只能徒增笑柄。時代畢竟不同了。君不見重慶市，斥資巨億“唱紅歌”，可市政領導倒臺沒幾天，大量的黑幕就被揭開：在歌聲中，好多人被冠以“黑”的罪名收監，財產被籍沒，權利被褫奪，甚至有多人僅僅因為網上發個帖子就被送去勞教的。這大概可以看作是“紅歌”在21世紀的迴光返照吧。
（狄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