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長期在中央社會部工作。康生領導過上海特科，在延安是中央社會部部長，他和這個部門的歷史淵源是很深的。我頭一次見康生是１９４０年在抗大聽他的報告，講託派問題，大意是講託派如何從一個政治派別變成帝國主義的間諜。

當時，他從蘇聯回來不久，身穿黑色皮衣，頭戴黑色皮制列寧帽，足蹬長筒馬靴，夾著皮包，帶著秘書，十分神氣，和在邊區看到的其他領導同志完全不同。講起話來，慢條斯理，操著濃重的膠東口音，好像總是咬牙切齒，給人以毛骨悚然的感覺。他為什麼如此強調託派問題呢，後來才知道他慣於把“反托洛斯基派”當作政治鬥爭的武器來整人。他剛回到中國，便製造了誣陷陳獨秀是“託派、漢奸”的事件。後來又把王實味打成“託派”，還用逼供的辦法搞了不少冤案。

製造假案

１９３７年冬，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１９３０年改設“中共中央社會部”，內部又稱“中共中央情報部”，對外稱“中共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這是繼“中共中央特科”之後，中央一級管理和領導情報保衛工作的專門機構。部長是康生，副部長先後有潘漢年、孔原、李克農等。

１９３８年機關從藍家坪遷到棗園。棗園在延安北郊的小砭溝大平川，背山面水，是一片蔥蘢茂密的綠色園林。南面有延河的潺潺碧波，北面有山岡上高高低低的窯洞，西面有奔騰的裴莊灌渠。園裏果樹成行，春天桃李芳菲，花香鳥語，雖然不是世外桃源，也是延安少有的非常清幽、寧靜的所在。中共隱蔽戰線的總指揮部在這裏度過了重要的戰鬥年代，棗園便成了中央社會部的代稱，較早在中央社會部工作的同志常被稱為“老棗園”。１９４１年毛主席和他隨身的中央機要處、政治研究室等幾個單位遷到棗園，更加密切了部裏和黨中央的關係。

我於１９３７年在冀中參加八路軍，１９３９年底到延安抗大學習。後在抗大政治部負責保衛委員會的工作，１９４１年１２月，調到棗園中央社會部西北公學保衛班學習，從而有機會瞭解和接觸保衛工作方面一些案件。據知，延安時期，在保衛部門被關押的所謂“特務”、“叛徒”、“漢奸”、“託派”的犯人，其中有的經過審查已經證明完全是冤案，部門領導也作出“無罪釋放”的結論，但送到康生那裏便一直被壓著，不予批准。

一位名叫蔣齊生的進步青年，１９３９年從上海經千辛萬苦投奔延安，參加革命，到延安不久即被懷疑為“託派”，投入保安處監獄接受審查，１９４０年處長周興即作出“無罪釋放”的結論，送請康生審批，被康生壓著，直到１９４６年才隨“搶救運動”中拘捕的大批被冤屈人員一同釋放。這期間還有兩個較大的案件值得一提：一、王遵及案，二、錢唯人案。這兩個案件發生在中央社會部的初期，是康生直接辦理或直接參與領導的案件，經常成為他講課時所舉的成功案例，後來證明兩個都是冤假錯案。

王遵及案，即所謂“中國的川島芳子日本女間諜案”。王肄業於北平春明女中，是抗戰初期經過地下學聯的關係從敵區北平到冀中投奔革命的進步女學生，因為她是大漢奸王克敏的侄女，聰明漂亮，應對有度，舉止不凡，記憶超常，而懷疑她受過特務訓練。前方戰爭環境無法審查，冀中軍區把她送到延安，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責成邊區保安處審查。當時規定不許刑訊，審訊人員反覆訊問，問不出結果，便惡作劇，把一條蛇放在王住的窯洞裏，嚇得她魂飛魄散，大哭大叫。沒有辦法，王被迫順著審訊人員的意圖，假供自己是日本間諜，按看過的間諜小說編了一套如何盜竊情報，如何進行特務活動的虛假故事。

康生對突破王遵及案，頗為得意，在中央大禮堂開報告會介紹“案情”，在《共產黨人》雜誌登文章，號召全黨提高“警惕”。許多人信以為真，傳揚出去，說捉了一個“中國的川島芳子”。後來我去邊區保安處幫助工作，住在審訊科旁邊，犯人放風時，科長曹光清把她指給我看，女孩身材修長，面目嬌好，雖然愁雲慘淡，掩蓋不住嫺靜、清純的氣質，誰看了也不會相信是個女特務。後來康生還說她和復興社有關係，要保安處嚴加審訊，又逼她承認是復興社成員。

錢唯人是共產黨員，原任邊區政府交通局長，因為聯繫修築公路的事，和國民黨有關方面時常來往而引起懷疑。保安部門使用特殊偵察手段獲得一些似是而非的材料，將錢唯人逮捕。在康生召開大會、親自追逼下，錢被迫承認是國民黨特務。

王、錢兩人曾被長期關押，直到１９４６年經過認真甄別才得以平反。

康生從蘇聯回來不久，延安許多同志不知他是何許人，這兩個案子傳出去後，產生了一定的轟動效應，使他聲威大振，都知道康生是從第三國際回來的領導人，是個神秘人物，抓特務有辦法，是個很厲害的、了不起的特別工作部門首腦。在保衛部門曾有年輕同志，幼稚無知，缺少經驗，出於主觀主義和對敵人的仇恨，使用了逼供的辦法，誤將好人打成特務的事例。但是康生不是沒有政治經驗的人，他不屬於上述情況。有的老同志曾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他剛剛回國，是政治局委員，還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和中央社會部、中央情報部兩個顯赫、重要部門的首腦，特務不是什麼時候想抓就有的，他新官上任，是否急於展示自己的手段和本領，故意製造假案，一鳴驚人，虛構政績，以抬高他的身價和威信呢？根據他一貫的思想作風看，這種懷疑是有道理的，不能完全排除康生“有意而為”的可能。

兩個秘書的遭遇

匡亞明１９４１年曾任中央社會部情報通報組組長，後擔任康生的秘書。他１９２６年在上海大學和康生同學並同時入黨。

１９３２年匡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時擔任共青團南匯區區委書記，因為上海黨組織大破壞，許多同志被國民黨逮捕或槍殺，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當時地下黨組織得到情報說是匡亞明叛變告密造成的。為了確保黨組織的安全、消除隱患，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經組織研究決定對匡採取果斷措施，由做保衛工作的同志暗地向他開了槍。後來證明這個情報是不正確的。

匡亞明身負重傷，敵人在外灘將他逮捕，認為是共產黨內訌事件，便以“共產黨殘酷無情、六親不認”為由，進行挑撥離間，竭力勸他“悔過自新，回頭向善”。匡亞明對敵人的陰謀嗤之以鼻，高聲痛斥敵人的無恥伎倆，他說：“這完全是我們黨內的事，你們無權過問。發生這種誤會，完全是國民黨背叛大革命、瘋狂反共的政策造成的。今天既然被捕，是殺是剮，悉聽尊便，不必廢話。”

雖經多次嚴刑拷打，匡一直大義凜然，堅強不屈，還在法庭上不斷揭發蔣介石投降賣國的罪行。抗戰爆發後，他才從反省院被營救出來。匡亞明曾這樣對我們說：“一個共產黨員在革命生涯中並不都是陽光燦爛、一帆風順的，不但事業有成敗，在黨內有時也會受到很大冤枉。能否以坦蕩胸懷正確對待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有的同志在對敵鬥爭中不愧是英雄好漢，但在黨內鬥爭中受到委屈時就傷感備至，甚至消極悲觀，政治動搖，也是有過的。”匡亞明是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好榜樣。

匡亞明任康生的秘書，感到他有時批評人太苛刻。康生有一次徵求意見時，匡便掬誠相告，沒想到康生因此對他懷恨在心。康生在西北公學講課時曾對匡評價很高，在棗園，還特別為他寫了一首詩：“故人不能忘，相見仍如故；威武不能屈，揮之不能去。”以表示對他的讚揚和他倆的友情非同一般。匡給他提了意見之後，就反目成仇了。

全國解放後，匡任南京大學校長，“文革”剛開始，康生便把匡亞明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說明康生胸懷狹窄到如此程度。他感情用事，一點也聽不進不同意見，最後淪為反革命集團成員決不是偶然的。

康生的另一個秘書沙韜的遭遇更慘，而且由沙韜案引起了軒然大波，牽連了不少人。沙韜原來是中央社會部幹部科科員，１９４８年中央社會部隨中央機關從晉綏遷到河北平山縣。康生在山東任華東中央局副書記，致電李克農要中央社會部為他選個秘書。當時我任幹部科科長，經和副部長陳剛商議，提名派幹部科的沙韜去。李克農對康生很尊敬，他說康生要人一定要選好幹部去。李問我沙韜怎麼樣，我說沙政治可靠，處事細緻、穩重，文筆通順，字也寫得好，完全能勝任。這樣便同意派沙韜去了。

全國解放後，機關進了北京。１９５０年康生忽然把沙韜送回中央辦公廳，說他是特務。這時中央社會部已經改為軍委聯絡部，部長是鄒大鵬，仍歸軍委總情報部部長李克農管。楊尚昆要我部把沙收回。回來後，沙分配到某局做幹部工作。

１９５４年，康生聽說沙韜仍在我部做幹部工作，非常不滿。李克農不得已，命幹部局對沙進行審查，幹部局指定科長呂造林辦。呂深感為難。我當時任幹部局副局長，管審幹。呂問我怎麼辦，我說我們只能實事求是，以對黨負責、對幹部負責的態度，按原則辦事。審查結果，沙歷史、政治都沒有問題。

因為涉及康生，事關重大，李克農找了幾個權威單位的領導：中央辦公廳楊尚昆、中央公安部羅瑞卿、中央組織部安子文及本部鄒大鵬和幾位副部長共同研究，一致同意，並將結論報劉少奇審批，李克農為表示對此事負責，還把商量的經過鄭重地寫在日記裏。劉少奇在結論上寫了很長的批語，大意是說：康生當時在病中，他說沙韜有政治問題是不可信的，要告訴沙安心工作。

結論退李克農閱後轉到幹部局，原件有中央同志親筆批語，要求儘快退中央辦公廳保存。因為關係到我部一個幹部的政治生命，需要留個憑證，我親筆將結論連批語照抄了一份，送各位部領導傳看、圈閱後放入我的保密包，保密包還加蓋了密封印泥，鎖在幹部局的保險櫃裏。李克農為保護幹部，要沙韜改名為張韜，與中組部商議把他調到邊遠地區，任甘肅省委組織部副部長。該結論抄件因為內容牽涉較多，仍保存在我處。

“文革”開始，康生擔任了“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位高權重，很快找到沙韜，把他投入監牢，成立專案組，康生的老婆曹軼歐任組長，對沙進行迫害性的審查。專案組特別向我調查沙韜的情況，實際是試探我對沙韜的看法。我據實以告，說沙韜是好同志，經我們認真審查過，沒有政治問題。這一下惹惱了康生、曹軼歐。我部造反派奪權，打開幹部局的保險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