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悠

由澳門青年聯合會和澳門負責任博彩協會合辦、澳門江門青年會協辦、中聯辦經濟部支持的“負責任博彩論壇系列活動（之二）——藉賭牌檢討促進青年人培養及向上流動”日前舉行。主辦單位冀透過論壇討論澳門面對賭收“八連跌”調整期，青年如何做好準備應對。在經濟高速發展後，青年應如何抉擇及做好生涯規劃。本澳青年如何應對區域合作。透過賭牌續期，在博企發展更多非博彩元素的同時，如何讓青年有更多發展空間及機會，博企應如何給予年輕員工向上流動的機會等。

的確，近幾個月來，本澳社會最為關注的當屬龍頭產業接連下滑帶來的影響。伴隨博彩業進入深度調整時期，也為社會各個方面的變革產生或多或少的催化作用。早前筆者亦曾認為，博彩業的調整期或許是多元人才的培養機遇期，建議社會從資源投入到政策跟進等方面做好銜接，完善專業認證，創設多元人才的培養和成長條件。其實，無論是何種解讀，最終要實現的都是化危為機，整合提高本澳現有的人力資源質素，在實現本地人向上流動的同時，促進澳門產業多元發展，社會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在此次論壇中，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陳志峰表示，賭牌檢討是良好契機，因近月賭收下跌，過去十年經濟飛速發展，不少中學、大學生都加入博彩業前線工作，博彩業大量吸納本澳人力資源。現時賭業步入調整期，政府可在政策上，讓博彩從業員接受專業培訓，助他們得到更好發展。相同的觀點，工聯總會會長何雪卿亦曾指出，博彩業進入調整期，為配合本澳多元產業發展，政府、僱主、工會多方都應在人才培養方面多作思考，加快建立專業認證制度、持證上崗，提高僱員危機意識，鼓勵僱員自我增值。何雪卿直言，花無百日紅，要促進本澳多元產業發展，人才培養十分重要。回歸十五年來，本澳人才培養制度建設緩慢、滯後，未能回應社會需求。例如遲遲未建立專業認證制度，她以建築業為例，香港建築業具有分級專業認證，專業認證有助僱員向上流動，薪酬待遇提升，令到青年人更易入行。反觀澳門未設專業認證，加上大量外僱，建築業又沒有一套規範的晉升制度，難以吸引本地工友入行。政府除了加快建立專業認證制度外，更應思考如何加強人才培養，如在莊荷行業推行“持證上崗”，先建立登記制度，保證行業質素，保障本地僱員的就業，並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

而參與論壇的銀河娛樂集團總辦事處公共關係副總裁林志成表示，2008年至今，升職及內部調職員工有11,600多人，當中有76%為澳門居民。單是升職員工佔近8,000人，澳門居民佔73-75%。從資料來看，可以肯定銀河娛樂已經很好的履行了社會責任，為本地人的晉升提供了不少的機會。倘本澳所有博彩企業都有此表現，則可以推斷，近年來本澳勞動者所面臨的的晉升機會不少，惟需注意的是，這些多數的晉升機會都集中在博彩業內。雖說對本地居民向上流動有一定作用，但並不足以涵蓋各行各業的勞動者。所以，要實現居民的向上流動，需要的不僅僅是某個行業，或者某些企業的配合。而是要從根本上創設條件，完善機制，形成促進居民向上流動的大氛圍。

適度階層流動有助社會和諧發展

“社會流動”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社會學家索羅金於1927年在他的《社會流動》一書中提出的。他認為，社會流動是兩個集團之間的人口交換，即一個集團的成員轉入另一個集團。從這一說法中我們可看出，最初的社會流動這一概念其實更側重的是人口的流動。現時學術上對於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定義，係指一個社會成員或社會群體從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轉到另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從一種社會地位向另一種社會地位，從一種職業向另一種職業的轉變的過程，當中又涉及不同的流動類型，而垂直性的社會階層流動正可作為社會公民素質的一個指標，它影響社會的階級、階層和產業結構。如果一個時期內向上流動的頻率超過向下流動，說明社會在進步，反之，說明社會在倒退。正所謂“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每個人都希望向上流動而不希望向下流動。

胡錦濤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講話時，向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提出了四點希望，希望之首就是要“努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胡主席表示，“和諧穩定是發展之基，改善民生是和諧穩定之本。”要求要“更加注重機會公平，更加關注弱勢群體，更加關心年輕一代，使全體市民共用發展成果、提高生活水準。”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就談不上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更是鏡花水月。只有創造公平、公正的社會氛圍，特別是讓弱勢群體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得到提升，能不斷向上流動，使社會形成一個良好的競爭氛圍，伸張正氣，令階層矛盾得以緩解，有利和諧社會的構建。

社會成員在社會階層之間的合理的、公正的、公平的、流暢的社會流動，能夠化解階層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相反，社會階層固化，則會容易造成不同階層之間的緊張關係，從而産生階層的摩擦與衝突，嚴重的會帶來社會震蕩。“人望高處，水往低流”，倘若社會到處充滿公平的晉升機會，人們只要通過自我的努力，都有機會得到提升，從而生活得以改善，這樣社會通暢的流動在全社會裏形成一種不斷求進的正面鼓勵作用，這亦有利於階層矛盾的化解，有利於社會和諧。如果下層的人們看不到改變現狀的希望，不滿情緒就會增加，社會矛盾就不斷發生並逐漸激化，產生一種社會張力，張力積累到臨介面，就會激化成各種的社會行動。可以說，社會流動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關鍵一環。

教育是實現向上流動關鍵之所在

雖然，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對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至關重要。但並不是每個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分佈是均勻的，只有那些具備一定條件的人才有可能上升。影響社會流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經濟的因素，也有社會和個人的因素。在傳統社會，人們要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獲取一定的社會地位，籍貫、家庭出身、年齡等先賦條件往往起著決定作用。現代社會，由於社會制度、政策和文化價值觀念的轉變以及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社會流動的規模和速度已大大超過傳統的社會。相應地，社會各個部門，各種職業對勞動者科學文化知識、專業知識和技能等要求越來越高，這在客觀上要求社會成員要通過自己的行為努力獲取知識、技術和個人成就等自致條件，才能取得較好的社會地位，實現向上流動。而要很好獲得自致條件，學校教育是其主要途徑。因此,受教育的程度和教育的質素也就成了決定社會成員能夠實現向上流動的關鍵所在。

分析認為：除了簡單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外，獲得教育的程度，層次越高，其職業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就越高，這兩者之間呈現一種明顯的正相關。鄧肯和布勞在1967年對美國職業結構的研究中,發現對個人職業地位影響最大的是本人的教育程度(係數0.39)，對於初職而言,教育的影響作用更大(係數可達0.44)。我國，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在1996年的一次大規模的全國性抽樣調查結果也顯示，文憑資格的高低同個人進入社會中高級白領階層的機會呈現出明顯的正比例關係。

各種事實表明，各種職業對學歷的要求都在發生變化,特別是較高地位的職業對學歷的要求越來越高，因而，具有較高學歷的人在競爭較高地位、職業中處於優勢。另外，事實還表明，具有高等教育學歷不僅影響人們最初的職業選擇，而且對以後的職業變換，與較低學歷相比也更為有利。

教育在影響個體取得某種相應職業的同時，並以職業為仲介，進而影響其經濟收入、聲望和社會地位等。職業與人們的經濟收入密切相關，既是人們的一種工作方式，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是現代社會人們生存方式與狀態的集中體現。而任職條件即是對一個人特定能力的要求，這種特定能力的形成，最主要依靠的是學校教育。教育通過影響某種職業的獲取，進而對個體經濟收入產生影響，可用“教育的經濟回報率”來表示。

好職業的獲取，伴隨經濟收入的提高，成為保證高品質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進入富裕階層，取得一定社會地位的經濟資本，這種經濟資本的獲得則需教育提供的文化資本作為保障。同樣，知識份子要得到別人的重視和尊敬，就必須堅持自己的文化正當性，而當其越受大學教育體制的承認和重視，也就越具這種正當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個人要想實現向上社會流動，需接受一定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訓練，取得一定的學歷或文憑，謀求相應的職業，從而實現一定的經濟收入、聲望和社會地位的提高，進而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

提高教育素質 促進社會階層向上流動

教育作為影響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最主要因素。必然也存在影響個體向上社會流動過程中受到制約的因素。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教育機會的均等問題。主要包括：第一，教育起點的機會不均等。社會成員是否能夠進入教育體系或是進入何等品質的教育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在家庭的經濟實力所決定的。位於社會下層的家庭，由於經濟實力的相對劣勢，往往在相對較大的機會成本面前，放棄了讓子女進入更高層次或較好品質的教育體系的機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實現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第二，教育過程的機會不均等。在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影響下，受各種經濟利益的驅動，各種教育資源會自發地向優質的地區或學校轉移，事實上造成了在教育資源的配置和利用存在著學校之間的區域差異、城鄉差異和重點與非重點的差異，使得社會成員在進入同一教育體系後無法享受同等品質或數量的教育服務。同時，家庭經濟實力較差的個體也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獲得額外個性化教育的機會。第三，學業成功的機會不均等。學校開設的課程主要是適應於升學的課程，這在為中上階層打開深造機會之門的同時，也把低收入階層拒之於大門外，甚至阻礙了低收入階層子女在放棄升學時獲得職業的機會。

在教育公平方面，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自特區成立以來，就教育事業一直給予高度的重視和大力的支持，自2009年起實施的15年免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