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賭城”的稱號，早已由拉斯維加斯轉至澳門名下。

“世界第一賭城”的稱號，早已由拉斯維加斯轉至澳門名下。如果說拉斯維加斯反映的是美國那個胡作非為的時代精神，那麼澳門就是當今中國繁榮的縮影。然而對於美資賭場老闆來說，在澳門做生意越來越不透明，也越發複雜，令他們難以掌控。

2007年夏末，“元朗賭神”蕭潤平定期從香港出發到澳門去賭博。

澳門是中國唯一可以合法賭博的地方。截至2006年，澳門的博彩業收入已經超過當時“世界博彩業之都”拉斯維加斯，而如今經澳門出入的資金數量早已超過了拉斯維加斯的五倍以上。

蕭潤平此前從未發跡，他在香港鄉下貧民窟的鐵皮棚屋裏長大。幼年時，洪災、颱風、旱災接踵而至，生活非常艱難。他有五個兄弟姐妹，小學畢業後就沒再上學。除了當過理髮師，他還做過裁縫、建築工人。

按說賭博在香港是違法行為，但和中國其他地方一樣，賭博是生活中不能張揚卻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9歲時，蕭潤平就擠進人群觀看人家打牌，13歲時就替地下賭場看場子，負責觀察賭徒的手上動作。“我善於觀察人們的動作，只要看到有人出老千，我就立馬向老闆彙報。”蕭潤平說。

成年後，他繼續打牌，但贏少輸多。此人其貌不揚，身材乾瘦，胖臉盤，頭髮稀疏，眼神充滿警惕。在他居住的福興村，人們稱他“爛賭平”。

當理髮師時，蕭潤平結識了當地一個瘦巴巴的少年王鑒明。他們少年時身世頗為相似，雖然彼此見面不多，但蕭潤平說他們“親如兄弟”。王鑒明後來當上了澳門的“博彩中介”，專門負責物色賭徒，他物色到的其中一人便是蕭潤平。

蕭潤平每週乘渡船去澳門一兩次。每天去澳門試試手氣的人多達7萬人，其中超過半數來自內地。2007年8月，蕭潤平剛剛定期往返澳門幾個星期後，便手氣爆棚。在王鑒明的推薦下，他進入了僅向頂級富豪開放的貴賓室，定期往返澳門的方式也改為乘坐直升機。他贏得越多，王鑒明的抽頭和小費也就越多。

不過，是年冬天，蕭潤平的成功隨即引發了一系列事件，震驚了澳門賭業。事實上，蕭潤平和“世界第一賭城”澳門一樣，如迷霧一般，讓外人很難看得清楚。

金融犯罪的化糞池

即使按照中國的標準，澳門的發展速度也是驚人的：10年來經濟增長速度為年均19%，幾乎是中國內地經濟發展速度的兩倍。2010年，澳門的賭資總額達到了6000億美元，幾乎是美國每年所有自動取款機提取的現金總額。

眼下，美國博彩企業正快馬加鞭進入澳門。2006年，斯蒂夫‧韋恩這位曾於上世紀90年代造就了拉斯維加斯復興的富豪在澳門開設了一家賭場，這家賭場為他帶來了不菲的營收。目前他在學習漢語，並計劃將公司總部遷往澳門。他曾說：“我們實際上是一家中國公司了，不是美國公司。”

不過，美國政府逐漸認識到，澳門賭桌上來往的賭資只是冰山一角。2011年的一份政府報告顯示：“來自中國內地的巨額賭資以及美資賭場的增長帶動了澳門博彩業的快速發展，但這一發展過程中處處可見腐敗、有組織犯罪以及洗錢行為。”

美國外交官在一份內部電文中說，澳門已經變成了“澳門洗錢服務中心”了。小布什政府東亞和太平洋事務資深咨詢專家大衛‧埃舍爾把澳門稱作金融犯罪的化糞池：“這裏過去上演著007電影的一幕幕，而如今升級到了《諜影重重》的地步。”

形形色色的陰謀伴隨著澳門這座城市的歷史。1564年，葡萄牙人幫助中國當地漁民打擊海盜，借機騙取了中國政府的信任，取得了澳門的租借權，澳門成為印度和日本之間的重要中轉站。但後來人們發現香港這座港口更加優良，於是澳門便面臨著其他選擇：鴉片、娼妓以及賭博。20世紀30年代，荷蘭作家 Hendrik de Leeuw稱：“澳門聚集了世界上所有的社會渣滓、醉醺醺的船老大，是四海漂泊的流浪漢、失意者的居所，這裏美麗而野性的浪女數量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港口都要多。這裏就是地獄。”

但澳門還有另外一番景象，這裏洋溢著中西合璧的風情，有著巴洛克式風情的天主教堂，咖啡館裏悠閒的外國老人品著咖啡。政府財稅收入往往超過其預算的兩倍以上，政府經常向居民發放現金支票。《澳門商業》雜誌主編Paulo Azevedo說：“拉斯維加斯用了75年時間做到的事，我們用15年的時間就做到了。”

突飛猛進的經濟發展，造成這座城市在許多方面都面臨不足。有一個月，全澳門的硬幣幾乎都不夠用了。賭場改變了生活和工作的節奏，而並非人人都對此表示歡迎。一位擔任澳門立委的中學教師坦言：“學生們都說：我立馬就能在賭場找到一份工作，掙錢比我的老師還要多。”

微縮版戰場

斯蒂夫‧韋恩在澳門建造的永利賭場附設有兩家酒店，這裏的路易威登專賣店單位面積的銷售額居全球之冠；這裏的裝潢富麗堂皇，賭場經理說，中國客人要求這裏要超級奢華，因為來的人不是總裁就是老闆；這裏的米其林星級飯店有一位駐場詩人專門為每一位貴賓客戶作一首詩，連座位旁放置手提包的小凳子也是真皮縫製的。

永利賭場將中國的福氣和財運等概念發揚光大。酒店方發現SPA包房的數量是四個，由於四的漢語諧音不夠吉利，因此他們在大廳裏又裝了一排假門，以示共有八個包房，討“發”的彩頭。遊客們聚集在大堂裏圍觀金龍表演，每隔一小時，一條條栩栩如生的巨龍便從洞中爬出，扶搖直上，火紅的眼睛熠熠發光，鼻孔中噴出濃煙。

中國的賭博歷史可以追溯到夏朝。澳門大學藍志雄教授說：“政府頒佈政令禁止賭博，但政府官員自己卻賭得最凶。雖然被褫奪官職、杖責、囚禁乃至流放，但歷朝歷代賭博之風依然不減。我想知道，為什麼中國人都喜歡賭博？”

經過6年的研究，藍教授將每張賭桌看作一場“微縮版的戰場”，這裏進行著科學和信仰的博弈。他講了幾條常見的迷信：要想運氣好，就要穿紅內褲；出門前把家裏所有燈都打開；要避免晦氣，去賭場的路上就要避開和尚和尼姑。

中國賭徒在賭錢時很少喝酒，但總會有人不時拍起桌子，要麼是慶倖自己又贏了一把，要麼是氣自己手氣太背，要麼是拼命要扭轉牌運。一天夜裏，我在百家樂賭桌前看到一個人正在揭牌，此人身材瘦削，濃眉大眼，漲紅的臉上汗珠閃閃發亮。他慢慢地掀開紙牌邊緣，旁邊一個傢夥嘴裏喊著：“小！小！”最終，那人瞥到牌面數字後，臉都氣歪了，把牌朝對面扔了過去。

藍教授說：“美國人喜歡認為自己能夠掌握命運，而中國人認為命運是外在的。”調查表明，賭場裏的賭徒喜歡把賭博看作投資，把投資看作賭博。在中國人看來，股市和房地產市場跟賭場沒什麼差別。研究者對比了中美對金融風險的不同態度，在一系列實驗中，他們發現絕大多數中國投資者認為自己比美國人更謹慎。但實際遠非如此，中國人比同等財富的西方人所冒的風險要大得多。

在中國長期生活，我逐漸認識到，中國朋友們所做的財務決策在我看來風險極大：用自家積蓄來辦企業，沒有找到工作就移民到外國。對此，一個研究假設是“軟墊理論”，即在傳統的中國大家庭當中，一旦生意失敗，還可以向其他家庭成員尋求幫助。

而另一理論則更加貼合當下的經濟騰飛年代。澳門大學經濟學家Richardo Siu認為：“人們認為冒險不僅是可以的，而且有實用價值。對於剛剛從貧窮階段過渡到中層階級的人們，他們會想：如果我失去了一半資產，還能熬過去，我不會再受窮的。過了幾年，又會掙回來。但如果我贏了呢？那可就是百萬富翁了。”

外來大亨

在澳門博彩業，風頭無人蓋過何鴻燊。這位身材修長、風度翩翩的90歲大亨年輕時專門勾搭二流明星和舞女，探戈舞跳得極棒，經常坐在自己那輛牌照為HK-1的勞斯萊斯汽車裏，在香港漫遊。

何鴻燊的生意始於二戰期間，他從10元起家，二戰結束時，已經掙了100多萬元，從此經營範圍拓展到航空業、房地產和運輸業。1962年他和合夥人買下澳門的賭場並獲得了40年的獨家經營權，他的賭場生意甚至做到了伊朗、菲律賓和朝鮮。

多年來，外國政府懷疑何鴻燊與中國的有組織犯罪有著密切聯繫。何鴻燊家族希望在美國和澳大利亞經營賭場，但申請均被駁回。2009年，新澤西州政府部門認為米高梅集團與何鴻燊女兒何超瓊成立的合資公司不符合政府規定，即賭場應避免與“聲名狼藉或道德敗壞者”做生意。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更令人吃驚：新澤西州政府給米高梅集團下了最後通牒，要求他們要麼與何鴻燊家族一刀兩斷，要麼就退出他們在大西洋城營收最高的賭場股份。米高梅選擇了澳門，如今正在將其在大西洋城的股份轉讓掉。

何鴻燊的獨家經營權於2002年失效，獲得了經營執照的外資賭場大批湧入。第一家開業的外資賭場是澳門金沙賭場，後臺老闆謝爾登‧阿德爾森來自拉斯維加斯，被《福布斯》雜誌評為全美富豪榜第7名。阿德爾森說自己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投資者”。10來年前，他就看中了澳門是中國13億人口的門戶，並成功地獲得了中國政府的批准。他曾親口說，將來某一天澳門也許會助他在財富方面超過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

2004年5月金沙賭場開業時，數千人擠在門口，賭場高大的金屬門在人群擠壓下開始漸漸不支。“每當大門的鉸鏈斷裂一下，民眾便歡呼一聲。他們將正大門的每一道門都擠壞了。這就是賭場開業時的情形，他們如潮水般擁入了賭場。”阿德爾森回憶說。

僅僅一年時間，金沙澳門賭場就收回了建築成本2.65億美元，於是阿德爾森決定實現他夢中靈光一現的想法，將拉斯維加斯的賭場在澳門複製出來。他的公司用300萬立方米的砂土填海造地，將路環島和氹仔島連接為一體，投資24億美元的澳門威尼斯人正式開業。這一巨無霸是拉斯維加斯威尼斯人的翻版，其賭場面積居全球之冠。

三合會與博彩中介

拉斯維加斯大部分利潤來自老虎機裏的硬幣，而澳門賭場裏四分之三的營收卻來自貴賓室裏的巨額賭資。

一般情況下，賭場要靠博彩公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