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寶島反擊戰助國內消除“武鬥”

1969年3月,中蘇邊界珍寶島地區連續發生嚴重武裝沖突;不到一個月後的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中蘇關系史專家李丹慧在《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緣起和結果》中提醒人們:“珍寶島事件發生在中共‘九大,召開之前,即已說明這不是-次單純的邊界沖突事件,而是有著重要歷史背景的。”

“武鬥”升級影響“九大”召開 在“文革”初期的正式檔中,毛澤東一再要求、強調“要文鬥、不要武鬥”,但實際上卻“武鬥”頻發,迅速升級。“文革”初期改組後擔任北京“新市委”書記的吳德回憶說,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後,“破四舊”迎風而起。“但‘破四舊’立刻超越了常規。在它的名義下,抄家、傷人、打死人的情況出現了”。“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開始‘武鬥’的,那時‘武鬥’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據火葬場的統計是70多人”。公安部部長謝富冶認為必須制止這種情況,並由公安系統、市委分別發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然而,打死人的消息仍不斷傳來。全國其他地方兩派武鬥愈演愈烈,由棍棒、大刀長矛發展到槍炮,-些地方甚至將兵工廠的坦克車開上街頭,“武鬥”迅速升級。

隨著劉少奇和各地“走資派”被打倒,毛澤東的戰略部署開始發生轉變,漸漸強調“無產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實現革命大聯合”。1967年11月5日,毛澤東找“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了一次,表明此時他把召開“九大”、重建共產黨組織權威提上了日程。但毛澤東估計顯然過於樂觀,各地“武鬥”不斷,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內召開“九大”。

面對這種局面,毛澤東決定採取嚴厲措施制止。1968年7月3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佈告》,以嚴厲措詞規定:“立即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撤離據點”、“五條件地交回搶去的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7月27日,毛澤東決定向“武鬥”迅速升級的清華大學派出“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收繳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鬥”,但卻遇到強硬抵制,5名工人被打死,多人受傷。毛澤東在28日淩晨在人民大會堂緊急召見5名最有影響的北京高校“革命群眾組織”的領頭人,並提出了極其嚴厲的警告。9月20日,毛澤東明確提出召開“九大”問題。

“九大”的具體准備工作,是從1969年2月開始的。如何消除派性,成為擺在毛澤東面前的頭等大事。

蘇聯在珍寶島突然動武

就在此時,蘇聯在中國邊境挑起嚴重的武裝沖突。珍寶島在1964年中蘇第一次邊界談判最初達成的協議中已明確被劃歸中國,但由於沒有正式簽約,此島與談判中涉及的其他島嶼、地區一樣,雙方並未“交接”。所以直到1969年,珍寶島仍在蘇聯的控制之下。但歷史上,中國邊民又一直在珍寶島和七裏沁島作業。

1966年至1968年初,中蘇雙方在這一地區的沖突由口頭爭辯發展到相互推搡和鬥毆,直至蘇軍以棍棒毆打中國邊防人員。1968年1月,蘇軍又進一步動用裝甲車在七裏沁島上沖撞中國邊民,撞死、壓死中國邊民4人,製造了第一起嚴重的流血事件,以後摩擦、沖突不斷。並直接引發了珍寶島沖突。

對珍寶島中蘇武裝沖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毛澤東傳》十分嚴謹地寫道:“這年3月,中國和蘇聯邊防部隊在中國黑龍江省珍寶島等地區接連發生武裝沖突,中蘇雙方有多人傷亡。”

國防大學徐焰教授在《1969年的中蘇邊界珍寶島武裝沖突》一文說,3月2日,我方派出30餘人登上珍寶島巡邏,並在岸上派出兩個步兵連秘密掩護。此時,蘇軍接到驅趕中方人員必要吋可以開槍的通知,派出70餘人上島。戰鬥於9時、7分打響。經過戰鬥,蘇軍死傷大半,所餘人員撤回對岸,中國巡邏隊也返回。 “3月2日戰鬥結束後,蘇軍又多次越過封凍的烏蘇裏江登上珍寶島。3月15日,經請示中央軍委,我方派出百餘人的步兵分隊在炮兵掩護下登島。當天蘇軍共出動坦克、裝甲車50輛以上,向中國領土發炮1萬多發,中方以步炮兵協同打退了蘇軍3次攻擊,當天傍晚前,雙方軍人均撤出珍寶島。3月17日,中蘇軍隊在珍寶島又發生火力接觸,隨後蘇軍因江面解凍和島上大量佈雷而不再上島。”

中方強硬反擊取得兩大成果

戰鬥的勝利,得益于中方早巳對珍寶島地區做了周密的安排。徐焰說,在1969年2月中旬,經中央軍委決定,沈陽軍區成立了“虎饒前指”,對珍寶島鬥爭做了細致安排。

徐焰還透露:“據當年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生前的回憶,3月15日戰鬥是從北京直接指揮的。當時正准備開“九大”,大軍區首長均已來到北京,因此,中央軍委專門在京西賓館開設了一個房間,架設了專線,由陳錫聯負責直接與前線聯系。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負責掌握國際方面的情報,隨時向周恩來匯報,並由周恩來下最後決心。為了最初的戰鬥,“虎饒前指”准備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從3個軍抽調了3個偵察連,一個連二三百人,由有作戰經驗的參謀人員帶隊,進行了專門的訓練和酉己備,打得乾脆俐落。

1969年中蘇的這場武裝沖突,引發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影響面之大實為建國以來所罕見。但這也間接帶來了好處,一是全國大面積“武鬥”、“天下大亂”的局面得至蔔定程度的遏制。4月間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提出了“團結起來,准備打仗”的口號,以消除國內嚴重的派陸對立。

8月13日蘇聯軍隊攻擊中國軍隊的新疆鐵列克提事件發生後,內亂問題成為戰備的嚴重障礙。因此,中共中央8月28日命令以更嚴厲的措辭和更堅決的態度,嚴令解散一切跨行業的

群眾組織,解散一切專業“武鬥隊”,撤除一切“武鬥”據點,堅決鎮壓反革命分子,絕對不允許任何人沖擊解放軍。這一命令迅速發生效力,各地出現了傳達貫徹命令的高潮。當時諸如“武鬥”、派性、分裂、無政府主義等,都受到了相當的打擊,社會秩序有所恢復,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毛澤東希望全國因此動員起來的設想。

另外就是一向敵對的中美兩國因此有了接觸的可能,中美迅速開始接近和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