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宗震不知道他為薄一波設計的住宅已被拆掉了。他記憶中的地方，現在是北京市金融街的一部分，一群寫字樓全然覆蓋了舊日痕跡。

他甚至忘了那所房子曾經所在胡同的名字。“好不容易各方面都交代好了，都滿意了，我把施工圖紙交給同事馮民基，就再沒去過。”回想起半個世紀前的往事，陶宗震解釋道。

這是2014年12月中旬的一天，陶宗震剛剛從海軍總醫院回到家裏。他看起來比一個多月前更為消瘦，精神和體力也明顯不支，說話久了音調明顯減弱，身子也傾斜到一邊，需外人幫忙才能重新在沙發上坐正。但86歲的他仍保持著清晰的思維和強烈的表達欲望。

作為1949年後中國最早一批建築師中的一員，陶宗震深度涉入了一個國家的戰後規劃與重建。他參與設計的作品，既有崇文門菜市場這樣的民生建築，也有人民大會堂、北京飯店一類的大型國家形象工程。他以自己的專業技能，為新生政權打造了一系列時代地標。

但在那個講政治和集體主義至上的年代，建造者常常和磚石一起被深埋在建築物內部。人們更願意談論一個地標的硬度、高度及其濃郁的象徵意義，很少關注其建成過程和參與者的命運跌宕。多年後，一些老建築或改頭換面，或風頭不再，締造它們的建築師也逐漸凋零。深感黃昏將至的陶宗震，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刻都要健談。

在疾病纏身的晚年，他常常會回想起幾十年前的那些日日夜夜。他為百廢待興的國家設計出一座座堅固的房屋，自家卻被時代風暴刮得支離破碎。他一直未曾消退的無力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世家子弟

和強調技術、結構以及個人風格的新生代建築師不同，陶宗震身上時代色彩濃烈。他成長、受教於新舊政權交替之際，智識、學術、信仰等難免存在衝突或斷裂。他沒想到這些最終會被以政治的形式衡量、結算，更未想到自己的出身會成為人生的負資產。

陶宗震祖籍江蘇武進，1928年出生于天津，家族中多出仕人和讀書人。父親陶祖椿民國時曾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的外事秘書，並在天津海關監督公署、天津交涉公署等機構兼職；祖父陶湘做過前清候補道員，後從官場轉入實業，與前清大臣盛宣懷、董康是沾親帶故的世交，還是和羅振玉、徐乃昌等齊名的藏書家。天津、武進兩地，至今仍以文物的形式保留著陶湘故居。

在陶宗震的童年記憶中，他們家生活優渥，居住在天津最繁華的租界，5歲時，父親邀請荷蘭籍建築師樂倫森為他們設計了一棟總高3層、局部4層的鋼混結構西式洋樓，屋內各種現代化設施一應俱全。不過，這樣的好日子沒有持續太久。

1935年，意味著放棄華北主權的“何梅協定”簽署後，主張抗日的於學忠被調任甘肅省政府主席，隨後陶祖椿也應邀赴甘肅任政府參議及甘肅製造局局長。甘肅製造局是左宗棠為收復新疆創辦的兵工廠，陶祖椿被委以重任後，製造局開始成批生產衝鋒槍等戰時裝備，還檢修了發電廠，為蘭州市道路交通及重要單位配送電力。

然而，就在製造局的業務漸入佳境時，一場兵變斷送了陶祖椿向上的仕途。蘭州事變是和西安事變同一天發生的、同為張學良等領導的旨在強迫國民黨抗日的軍事政變，發動者是兼任東北軍五十一軍軍長的于學忠。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政變的一些參與者遭遇報復，於學忠被調離甘肅。陶祖椿因參加了扣押國民黨中央軍官的“鴻門宴”，被要求交代問題。

這是年幼的陶宗震第一次見識政治的波詭雲譎。它把父親推上高位，又把他掀翻在地。父親被隔離審查後，陶宗震和母親回到天津。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陶祖椿才得以脫身回到妻子身邊，自此遠離官場。

1939年夏，海河氾濫，天津發生百年不遇的洪災。災後，陶祖椿攜家人遷居被稱為華北淪陷區最後孤島的北平燕園（燕京大學所在地）。目睹家國衰敗、國民黨空軍落後的陶宗震，當時最大理想是“造飛機”，常常跟燕大附小、附中的同學一起畫設計圖、做模型。

1946年，清華、北大、南開三校聯合招生，陶宗震投考清華航空工程系未遂，便入教會學校輔仁大學念了一年物理。他後來走上建築之路，緣于知名建築師張鎛的一次造訪。1947年夏，張鎛應陶祖椿之邀幫忙修繕他家漏煙的煙囪。其間，張鎛看到陶宗震房間裏掛滿了飛機模型及設計圖，誇其才華之餘，建議他改學建築。隨後，張鎛帶他拜見了剛剛參加完聯合國大廈設計、自美國歸來的梁思成。

從梁思成口中，陶宗震第一次得知祖父陶湘曾校勘出版中國建築古籍《營造法式》，學界稱之為“陶本”。梁思成當年正是收到梁啟超寄給他的“陶本”《營造法式》才開始研究中國傳統建築。

與張鎛、梁思成的一席談話，讓陶宗震堅定了改學建築的念頭。陶宗震以插班生的身份考入清華大學建築系、拜師梁思成是在1949年北平解放後。此前，他在張鎛的建築事務所、天津工商學院建築系、北大工學院建築系先後做過實習生和旁聽生。這段四處遊學的經歷，讓他得以受教于張鎛、沈理源、閆子亨、侯仁之等建築名師。他至今記得北大建築系教授沈理源初次見面時說的話：眼睛裏要有把尺子和掌握徒手畫。後來，他設計人民大會堂、外貿部出口大樓、北京飯店東樓等建築時，方案都是未借助任何工具徒手畫出的。

與祖輩多走仕途不同，陶宗震選擇了一條看似遠離官場、遠離政治的匠人之路。他未曾預料，即使在這條路上，依然會遭遇政治的埋伏。

為高官造屋

陶宗震在清華大學念了3年書，拿到建築和規劃雙學位。1952年初，陶宗震大學畢業前夕，逢清華、北大、燕大三校調整——燕大被撤銷，校園劃歸北大——這是全國院系大調整的前奏。清華、北大建築系的師生們在梁思成等人的帶領下，成為三校調整規劃和建設的主力。陶宗震被委任為第五工區主任工程師，負責北大新校園兩萬余平方米教學樓的規劃和第一期工程的設計施工。

這是陶宗震第一次參與大型工程。通過技術改良，他成功地將建築造價從每平方米100元降到80元（1952年國內職工平均月工資為37元左右）。“為整個項目節省了24.3萬元，當時捐獻一架米格-15戰鬥機為15萬元。”回想起此事，陶宗震頗為得意。他認為，從規劃、設計到施工都是他一統到底，所以才能“預算低於概算，概算低於決算”。

今北大校園內，仍能看到當年修築的灰色清水磚牆混合結構的大樓。位於北大東門附近的老地學樓便是陶宗震的作品。他表示，建成後時任北大地質地理系主任的侯仁之很滿意。“若干年後他還記得我把屋脊的吻獸做成展翅的和平鴿，外輪廓很像宋代的‘鴟尾’（後來維修時改成清代的吻獸）。”陶宗震在一篇回憶侯仁之的文章中寫道。

當陶宗震剛剛攤開他的人生，沉浸在党國領導人提出的“破壞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社會”構想時，他的父親陶祖椿卻無法共襄盛舉。因有很多海外關係需要向政府澄清，1950年9月陶祖椿被帶走審查，直到1953年才回家。

陶宗震記得他家一塊玻璃下曾壓著很多照片，不少是父親做官時與外國友人的合影，1949年後卻都成了說不清楚的物證，父親不得不拿著照片一張一張說明情況。陶宗震本人小時候也曾被曹汝霖、司徒雷登抱著拍過照片，有同學到家裏玩，看到後向學校揭發，於是他在1949年思想總結時被同學們當成了重點“幫助”對象。

好在這些並未影響他在工作上“追求進步”。他自稱當時雖沒入團也沒入黨，但政治覺悟很高。在全國抗美援朝的大形勢下，他一度報名參加過志願軍，不過未能成行。

1957年，在中央建設工程部（建設部前身）工作的陶宗震因在民用建築設計院主辦的房屋設計競賽中連續得了兩個一等獎，被指定為剛升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薄一波設計住宅。當時薄一波一家住在北京西城區按院胡同一座帶花廳的四合院裏。薄一波和夫人胡明在家裏接見了他。“我印象很深的，薄一波提出當時要宴請蘇聯專家，因此希望有一個舉行家宴的地方。另外，還有個9級秘書跟著他，也需要住處。”陶宗震回憶。胡明則希望有一個較寬的廊子，以供他們的眾多子女在裏面打乒乓球。

按照薄一波夫婦的設想，舊房子和花廳都得拆掉，然後在院子中間新蓋一棟呈直角狀的小樓，並在內轉角處設入口。不過因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死死地卡面積、卡造價，最終陶宗震保留了院子原有佈局，僅在邊上起了一棟建築面積約200平方米的二層小樓，“留老房子是因為不算指標，留花廳為的是可以舉行家宴”。

“那方案現在我閉著眼就能說出來，最簡單的一個長條，一點多餘都沒有。”陶宗震說這是薄家與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多次交涉後的結果，薄家人口多，房子確實緊張，但“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的一些小青年，很嫩的，誰也不買賬”。

圖紙畫好，陶宗震將其交給同事進行施工後，便趕著做北京大學第二輪總體規劃，之後再沒回去看過。“文革”期間，這所宅子被姚文元佔有。2009年，這棟小樓隨著按院胡同被拆除而成為歷史。

他再一次為領導人設計住宅是在“文革”結束後。1985年，許世友（時為中顧委副主任）夫人田甫通過熟人私下找到他，要他幫忙設計房屋。

時代變了，政策寬鬆了很多，這讓陶宗震有了更多自由和發揮空間。在參考了中顧委常委陳錫聯等相應級別的房子後，陶宗震按照中國傳統民居風格，很快做出一個方案：“有起居室、餐廳、臥室，還有廚房、廁所一類的附屬建築，隨高就低，不是程式化的，所以立面就有了變化。不像當年薄一波住宅，只能搞一個長條。”

陶宗震表示，許世友沒有出面，一直是田甫跟他聯繫，田甫看完設計圖後很滿意，一是建築本身變化比較豐富，另外他在院子裏為許的兩個孩子各自設計了獨立開間，然後通過一個走廊與主樓連接。方案交給田甫後，陶宗震就趕赴大西南考察。他沒想到走到西昌時，從報上看到了許世友去世的消息。

“後來這個房子也沒建起來。”陶宗震說。他至今仍保存著一份當初的設計稿。

“人民殿堂”的無名設計師

相對而言，為薄一波、許世友設計住宅只是陶宗震建築生涯中的一個花絮，只因對方是國家領導人而成為談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