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中國性教育注入正能量

“性學家彭曉輝廣州性博會演講遭‘反色情大媽’潑糞”,北京林業大學性與性別研究所所長方剛在網上看到這則新聞時,第一感覺是:“彭曉輝代整個中國性學家集體受委屈了。”他本來也被邀請參加廣州性博會,只因有事未去,逃過一劫。

“反色情大媽們”是“受害者”

因為“反色情大媽們”的四處舉報,這大半年來,方剛被掃黃打非大隊、教育部各種機構輪著找,“一度曾經半個月來一次”。雖然被大媽舉報弄得不勝其煩,方剛還是有點同情這些大媽,“她們其實是性教育缺位的受害者”。如果時間倒流到1993年,25歲的方剛腦子裏對性的看法和今天的“反色情大媽”並無多大差別。

那年,還在做記者的他偶然看到一條講同性戀的新聞,在好奇心驅使下他去采訪這群人。改變由此開始。第一次訪問是在路邊的小飯館,這群人大聲地在餐桌上談性。那是他第一次見識這樣的場面,彼時已婚的他,面紅耳赤的同時心臟狂跳:“那是1993年!是談性色變的年代!我前面25年聽到的性活題加在一起,再翻十倍都沒有那天晚上談的赤裸、直白!”在方剛眼裏,這些同性戀者禮貌又熱情,“除了他們喜歡男人,我覺得他們和我沒什麼不-樣,為什麼我們要歧視他們?”他很快認同並接受了他們。

方剛出身“黑五類”家庭,三歲時,父親自殺身亡,他的童年乃至青少年時期一直被欺辱,在想反抗又不敢反抗中度過。他大瞭解身為少數者,異類,被欺負被侮辱的感受。“我從三歲起,就一直是弱者、被歧視的人,所以我會本能地和性少數者這些社會性道德上最弱勢、最邊緣的人站在一起。”

方剛認同他的研究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潘綏銘曾說過的話:“我們在討論各種性的道德觀念時需要認真地想一下:我所主張的性道德,究竟是我自己的生活經驗的總結,還是被別人潛移默化地灌輸進來的?性道德究竟首先是用來協調我自己的,還是用來指責別人的?”1995年方剛的《同性戀在中國》一書出版時,他在1993年采訪過的幾位同性戀者因為不堪歧視,已經自殺離世。

方剛在性心理學課堂上常對學生說:“你現在還很僥倖身為一個主流社會的異性戀者,但是你並不能保証你的兒子、孫子、重孫子他們都這樣,你希望他們受歧視嗎?如果你不希望他們受歧視,就從現在開始改變。我們每個人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少數,我們一定有某一方面是弱勢的,比如禿頂、乙肝,如果我們內心相互歧視,那誰都免不了歧視。如果一個社會中最被汙名化的性少數者,都能得到尊重和平等對待,那其他人也能免於被歧視的恐懼。我們所有人都能獲得更自由更有尊嚴的生活。”

“只做專業研究連教職都保不住”

方剛今年數次被查的經歷裏,有一次是掃黃打非總隊接到舉報來學校查他是否“涉黃”,他們找到了方剛所著的曠亂倫”研究》和《換偶者:親密關系研究》等書。最後,掃黃打非大隊並沒有處理方剛,但給出的原田是:“這些書不是大陸出版的,我們不管。”--方剛所寫的性少數群體研究著作大多只在台灣出版。

在國內做性少數者研究,不僅很難出書,也很難在學術期刊發表論文。但按學校規定,副教授每四年要在核心學術期刊上發表至少4篇論文,方剛是靠發性教育和性別氣質研究的論文來達到這一要求的。“如果我只做性少數者研究,那我教職都保不住。而且性少數者群體研究也是不可能申請到國家課題,拿到科研經費的。”

在方剛看來,性學家的學術研究成果即使順利面世,讀者永遠是小眾的,真正能夠直接影響社會的是性學家對社會事件的發聲。比如,2008年某高校傳出師生戀事件,很多人呼籲老師自律,要求校方出臺規定禁止師生戀。但方剛的評論則是:“沒有任何社會關系是不存在權力關系的,師生戀並不必然有權力介入其中,而且大學生有自主選擇和決定戀愛對象的權利,師生戀不應受幹涉。”

2012年,網絡艷照反腐的新聞頻出,全民為之喝彩。方剛則認為,這種反腐方式是“偷窺、曝光、濫用個人隱私,是公然侵犯公民私權利的性暴力行為”。這在當時引起巨大爭議。到2013年,網上又曝出“艷照反腐”事件時,輿論有了分化,部分線民也開始質疑:“這不是又回到那種利用私生活打擊人的時代嗎?”

在“反色情大媽”看來,這些性學家的“高調談性”是鼓吹淫亂。“其實我們是希望通過發聲給大家提供另一種看問題的思路和角度,在人云亦云的時代,倡導獨立思考,宣揚多元、包容”方剛說。

中國性教育無異子“禁欲”

1995年,《同性戀在中國》出版後,他收了兩麻袋全國各地同性戀寫來的感謝信。其中有不少人說:我本來想自殺,看了你的書,我活下來了。2000年,方剛被告了,因為有同性戀認為書中有對同性戀歧視性的語言。如今回頭看,方剛也覺得這本書有歷史和個人的局限,“我寫的時候,一邊說同性戀者是我們的兄弟姐妹,但也有‘還是做異性戀好’這樣的話。”“從1995年到2000年,同一本書,同性戀讀者的感受會從‘你為我們正名’,到‘你對我們汙名’,可見中國社會對同性戀的認知發展多快。”

方剛的老師潘綏銘曾總結,“文革”之後,19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一場性革命,但這又不等於西方走向自由的性解放運動。在如今的中國,不同人群之間的性觀念差異巨大,最保守的和最現代的觀念並存。

而和中國社會迅速變化的“性”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青少年所接受的性教育依然停留在初級階段。曾有學者在一所中學調查,問學生:“提到‘性’,你想到什麼?”所有學生寫下的都是“強奸、性騷擾、疼痛、懷孕.性病、流產”等負面詞匯,沒有一個入寫下“愉悅、快樂、愛、親密關系”這類正面詞匯。“如今孩子們接受的性教育還是反性侵教育,只談性的害處,不談性的正面價值。這和我們當年所受的禁欲教育又有多大不同呢?”方剛覺得,假如不改變中國性教育目前的狀態,性學家被潑糞的事恐怕還會一代代重演。

(胡雅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