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

龐中英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羌建新  國際關係學院國際經濟系副主任、副教授

徐秀軍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主持人／王亞娟《世界知識》雜誌編審

亞投行，究竟屬於哪種類型的銀行

亞投行“令人驚訝”之處

羌建新：

亞投行是“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的簡稱。現實生活中誰也離不開銀行，都得和銀行打交道，但要是問銀行分幾種類型，有人可能就不太清楚了。大體上說，銀行分為中央銀行（簡稱央行，如中國人民銀行、日本銀行、美聯儲等）、商業銀行（如中國工商銀行、中國交通銀行等）、投資銀行（如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美國高盛集團、摩根士丹利等）、政策性銀行（如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幾種類型。不同種類的銀行定位、功能完全不同，因此亞投行究竟屬於哪種銀行，這個問題必須搞清楚。

亞投行是一個區域性的多邊開發金融機構，正如一國國內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如中國的國家開發銀行）的開發金融屬性一樣，亞投行在其名稱中雖然有“投資銀行”的字眼，但其屬性絕非投資銀行。世界上這樣的多邊性開發金融機構很多——如全球性的世界銀行，區域性的亞洲開發銀行、美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歐洲投資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以及次區域性的歐亞開發銀行、加勒比開發銀行、拉丁美洲開發銀行（安第斯開發公司）、西非開發銀行、東南非貿易與開發銀行，等等，但它們大多主要選擇減貧作為切入點，而亞投行則是主要選擇了“基礎設施”這個亞洲最需要開發的領域作為切入點，這是亞投行與世界上其他開發性金融機構的不同之處。我們知道，金融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領域，涉及大量的資金融通，但這個領域卻存在著大量的市場失靈，因此就需要一個政策性機構來提供長期的發展資金的支持。很多發達國家也有類似的開發機構。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有時其所需的長期發展投資往往超越了單個國家的發展融資能力，因此，就需要通過多邊開發金融機構開展的國際合作來為長期發展籌措資金。

多邊開發金融機構實質上是一種國際開發援助機構，但援助不等於無償（會是低息，當然對最貧窮國家也會提供一些無息貸款，但也要償還本金），因此必須遵循的一個標準就是要同時兼顧到股東、債權人、債務人的權利和義務，畢竟這種多邊金融援助不是免費的午餐。而實際上如果是免費午餐的話，一定會帶來很大的道德風險，因此多邊開發金融機構確實有一個資金合理使用的問題。

龐中英：

亞投行是中國發起的一個多邊的國際金融組織，是中國第一次組織的一個全球性的國際組織。在性質上，它是與世界銀行（WB）和亞洲開發銀行（ADB）等一樣的國際發展機構。銀行如果經營不善，項目都做砸了，虧了本，那就得關門。所以，開發銀行也要維持正常運營。國際開發銀行與商業銀行、投資銀行有本質的不同。亞投行不是一家新的商業銀行。

在亞投行出現之前，亞洲開發銀行大多被簡稱為“亞行”，而不是“亞開行”。亞投行出來後，“亞行”的名字似乎消失了。但在“亞投行”這個簡稱中，“基礎設施”的含義沒有被體現出來，所以這個簡稱是有缺陷的。投行是投資銀行的簡稱，從事的是證券發行承銷、企業並購等方面的業務。不少人對亞投行有一個極大的誤解，認為它是投資銀行。我個人更願意叫它“新亞行”。

亞投行成員主要有兩類國家，即發展援助的接受國與發展援助的提供國。在亞投行中，中國的身份已開始發生變化：由前者變為後者。對這樣一種身份轉換，需要一個更客觀合理的認知。而對其他一些國家而言，加入亞投行與它們加入世行和亞開行在本質上是一樣的。

徐秀軍：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亞投行，可能與其他國家不同。中國是將亞投行放在“一帶一路”的框架之下，將其視為我們與世界對接的一種具體措施。在2015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文件中，與其他國家共同推進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一帶一路”建設的資金融通舉措。但從整個世界的角度來看，由於有些國家不是“一帶一路”的參與國，所以它們主要是從全球治理的框架出發來看亞投行，看亞投行在現有的全球治理框架下到底有什麼樣的作用。

這是兩種不同的視角，但都統一在了亞投行這個平臺上，且沒有出現根本性的矛盾，只是因為視角不同而對亞投行有不同的看法。這就是亞投行一個令人驚訝的地方——它實際上是將中國的優勢和世界的需求相結合的一個產物。我們認識和理解亞投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以從這兩個方面入手。

亞投行是“被逼出來的”嗎

羌建新：

世界上存在著兩類國家。一類相對發達，一類相對不發達。後者可能面臨著更多的長期發展任務，同時也面臨著發展資金缺乏的問題，需要通過多邊機制融入資金。

亞投行實際上是現在的多邊開發體系中新加入的一員。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員呢？更多的還是要從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說起。金融危機提出來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國際金融體系的治理改革問題。這項改革實際上在兩個維度上展開，一個維度是國際金融穩定機制的改革，包括國際金融監管、金融危機國際救助機制等領域的改革，這涉及全球層面的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相關的改革，也涉及區域性的歐洲穩定機制（ESM）、清邁協議多邊化以及跨區域的金磚國家應急儲備安排的建立，等等。另一個維度就是開發金融領域的改革，這涉及全球層面的世界銀行的改革問題，也涉及區域性多邊開發機構（如亞投行）以及跨區域的金磚開發銀行的建立，等等。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這兩個維度同時展開。直接將亞投行與IMF的改革相類比，可能稍微有點簡單化。亞投行的出現屬於開發金融領域的改革，它與世界銀行的改革更有可比性，也會有利於推動亞開行的改革。應該說，對於亞投行，中國政府的理解、政策定位是很清晰準確的。

中國現在搞亞投行，是針對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現實的需要提出的一個具體改革路徑，是對現有的國際開發機構的優化。現有的各個層面的多邊開發金融體系面臨著很多問題，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既有的、尤其是發達國家主導的多邊開發機構在治理結構上面臨約束。這種約束使得它們在如何更好地滿足發展中國家資金需求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匹配性，這是世界面臨的現實。於是我們提出亞投行這樣一個新的機構，它對於整個多邊開發機制的優化和改革一定會起到推動和促進的作用。

既然我們認為建立新的多邊開發機構是必要的，那麼，接下來該如何做呢？這最終一定會體現在目前正在進行的亞投行章程談判中，而章程談判一定會涉及亞投行的治理結構，並進而影響到亞投行的實際運營效果。

徐秀軍：

為什麼中國要倡導建立亞投行？為什麼籌建亞投行倡議能得到這麼多國家的積極響應？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還是要從全球治理的供給方面來看。全球治理，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呈現出新的格局。既有一些原來的機制——比如IMF、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WTO）等貨幣金融和經濟協調機制，也建立了一些新的機制——包括金磚國家、二十國集團（G20）合作機制等。這些新機制的出現，從側面反映出原來某些機制的效力、作用甚至合法性存在一些問題，不能夠滿足一些應對國際危機、解決全球問題等方面的新要求以及一些國家在具體領域的新需求。

從現實來看，如果我們現在將努力集中在推翻現有的全球治理架構上，那顯然是行不通的。既然不現實，那麼我們現在所做的一切努力應該都歸結到一點——怎樣去優化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而優化有兩條途徑，第一條是對原有的機制進行改革，第二條是新建一些組織、機制，亞投行就屬於第二條途徑。亞投行並不是“另起爐灶”，而是通過新建機制的方法來優化現有的機制。

其次，從亞投行具體的業務範圍來看，我們之所以建立亞投行，是因為在亞洲地區，甚至亞洲以外的地區的確存在實實在在的需求。據估計，未來十年，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需要8萬億至10萬億美元的投資規模。而現實情況則是龐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與實際的現有資金和資源的配置、運用能力之間很不匹配。成立亞投行就是要解決這樣一個問題。

再次，中國具有主導建立這一多邊開發性金融機構的能力。這主要是說，一方面中國有資金優勢，另一方面中國在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產業方面有優勢。有人說亞投行是“被逼出來的”，或者是“憑空想出來的”。我不太同意這些說法，應該說，亞投行符合時代的要求和形勢的需要，體現了中國對世界的責任。

把這幾點結合起來看，可以說，亞投行是恰逢其時、應運而生。

龐中英：

現有的國際金融機構，尤其是IMF和WB等，已經不適應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為了讓國際金融機構適應世界的變化，G20峰會機制確定了改革國際金融機構的目標和任務。但是，國際金融機構改革進展緩慢，已經陷入僵局。2014年在澳大利亞布裏斯班舉行的G20峰會，要求美國國會批准IMF的改革方案。然而，實際情況是，即使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實現了，也不能滿足需要，所以才有了亞投行這一類新建的國際金融機構。

關於亞投行的爭論主要是國際政治方面的。也就是說，亞投行是否挑戰甚至顛覆了現有的世界金融秩序，是否是“另起爐灶”新建世界金融秩序？實際上，對亞投行這樣的質疑主要來自美國。中國對此的明確回答是，亞投行不是挑戰更不是顛覆現有的世界金融秩序，中國也是現有的世界金融秩序中的一部分。但亞投行也不是繼續所謂的“華盛頓共識”，而是為了彌補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不足，促進世界金融秩序的改革與完善。

非西方國家，如中國，也開始在新建的多邊機構中發揮“國際領導”作用，這是歷史性的。但這種國際領導不同於霸權。美國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領導與霸權是一致的。中國的國際領導，顯然是非霸權的，中國不會複製美國的“霸權治理”即“全球統治”。關於亞投行，有許多討論說中國此舉意在取代美國霸權，但事實上中國搞亞投行，不管別人是否喜歡以及是否有意，更多是在促進沒有霸權的國際合作。

任何新建的國際組織都面對著“國際正當性（合法性）”問題，亞投行也不例外。中國是大國，卻推動“沒有霸權的多邊合作”，這本身就是最為高明的，從一開始就解決了任何霸權必然遇到的“國際正當性（合法性）”問題。截至目前，亞投行擁有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其中包括十幾個歐洲國家，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西方國家，一些非洲和拉美國家等。這一可喜情況說明，亞投行在籌辦之初，其“國際正當性”問題正在獲得穩步解決。今後，亞投行也要處理好與地區組織（在亞洲主要是東盟和上海合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等社會力量的關係，如果這些問題解決好了，亞投行的國際正當性問題就進一步解決了。中國在參加G20等國際組織時，感受到了“國際正當性”問題的挑戰，也體會到如何解決一個新建國際組織的國際正當性問題。G20盡可能地讓國際組織和地區組織，以及有關國家、非政府組織等介入其進程。當然，這也使得G20變得越來越複雜。

另外，“意向創始成員”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術語，這是籌建國際組織時的專業術語。在國際組織或機構剛開始籌建的時候都是“意向”創始成員，在最後談判結束、簽訂組織章程後才能成為正式的創始成員。創始成員享有一些特權。此後再加入的就是普通成員。

亞投行“新”在何處

羌建新：

與其他的區域開發銀行重點關注長期發展和減貧目標相比，亞投行“新”在它確實選擇了一個點，即基礎設施的投融資。現有的大量經濟學研究證明，基礎設施的完善程度直接關係到一個經濟體的發展績效，甚至影響到最終減貧的效果。

欠發達國家一方面面臨著基礎設施不完善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同時面臨發展資金缺乏的問題。實際上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普通投資之間是有互補性的，也就是說，沒有完善的基礎設施，私人投資很難進入。因此，通過促進基礎設施的投融資，可以為發展中國家引入更多私人資金、實現長期發展創造良好條件，進而更好地發揮減貧的效果。

反過來看，這裏也面臨著一個問題。基礎設施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投資規模大、週期長，另一個特點就是投資風險高。基礎設施建設前期的資金投入特別大，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前期投資的沉沒成本特別高，這也就是為什麼私人投融資不願介入的原因，因而需要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引導發展融資來進行長期的資產和負債之間的匹配。

至於亞投行會不會帶來新的融資模式，我個人認為不太可能。金融市場基本上就是這麼運作的，亞投行在業務運營中有一些改進或創新是可能的，但是新的融資模式實在想像不出來。

龐中英：

我想補充一點。人們可能誤以為基礎設施投資只是政府行為，只有各國政府與政府間國際組織才投資基礎設施。其實私人部門也投資資礎設施，公私結合投資基礎設施是趨勢。政府以及政府建立的國際組織只是在引導基礎設施投資，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巨大，政府和國際組織不可能都大包大攬下來。

亞投行本身是一個政府間的機構，它投資基礎設施實際上也不是大包大攬，亞洲地區據說大約有8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亞投行無論如何也解決不了這麼大的需求，而只能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的引導。要解決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最終還要靠市場力量。

亞投行與“一帶一路”的關係

龐中英：

我們要把亞投行“與“一帶一路”之間的關係說清楚。亞投行的概念要早於“一帶一路”提出來。“一帶一路”是國家領導人提出來的，而亞投行則最早是由有關專家、智庫提的。“一帶一路”決策已定，且國家有關部門已經公佈了如何建設“一帶一路”。在建設“一帶一路”時，亞投行顯然提供了其中一種多邊合作的方法。也就是說，在如何通過多邊合作、建立新的多邊架構、建設“一帶一路”方面，亞投行具有投石問路的作用。今後可以考慮更多的多邊合作以實現“一帶一路”。

羌建新：

亞投行和“一帶一路”雖然有關聯，但也是有區別的。所有的區域或者次區域的開發機構都是服務于成員，而不是非成員。而亞投行的成員，有很多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但並非全部是；反過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並未全都申請加入亞投行。而且，“一帶一路”建設所涉及的問題也不僅僅是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涉及的問題也不僅僅局限在建設資金的籌集方面。

徐秀軍：

把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區分開我覺得是對的。一定意義上講，“一帶一路”是雙邊基礎上的互聯互通，而亞投行則是整個國際多邊開發性金融秩序的一部分。兩者的目標、原則、成員和運行模式各不相同。相比之下，“一帶一路”願景更為宏大。在地域範圍上，當前“一帶一路”涉及的國家更多，貫穿亞歐非大陸，一頭是活躍的東亞經濟圈，一頭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是經濟發展潛力巨大的廣大腹地國家。在合作重點上，“一帶一路”包括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個支柱，涵蓋的領域十分廣泛。而亞投行主要致力於資金融通，並且以資金融通帶來設施聯通。

當然，兩者更是相互聯繫的體系，難以分割。沒有亞投行等各種具體項目的支撐，“一帶一路”只能是一個空架子，難以取得實效。而如果沒有“一帶一路”的整體規劃，亞投行的意義也要大打折扣。

亞投行裏會起“衝突”

中國與外部世界相互影響、相互改變

龐中英：

實際上，亞投行給我們提出的問題遠遠地超過了亞投行本身已經回答的問題。大家不要以為有那麼多西方國家加入亞投行就萬事大吉了。其實當歐洲以及澳、新等國紛紛進入亞投行後，亞投行的問題才變得更加尖銳、更具挑戰性。透明、善治、人權、環境可持續性等“高標準”會隨之而來。

而西方一些國家之所以選擇進入亞投行，主要還是因為中國搞多邊主義。這些國家最怕的就是大國搞單邊主義，因為美國搞單邊主義已經讓他們吃了大苦頭，他們擔心中國也搞單邊主義。

現在關鍵的問題是，這些國家進來以後，會與中國相互影響，可能會使亞投行內部的團結、和諧出現問題。G20強調相互治理過程、相互評估過程，這在亞投行裏會不會發生？目前在規則制訂、組織協調等方面，西方國家還佔有優勢。西方國家得接受一點中國的東西，而我們也要往西方國家那邊靠一靠，雙方應該相向而行。

實際上，西方歡迎中國的“貢獻”，希望中國是“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但擔心中國的“提供”，比如說提供新的秩序、新的理念、新的解決方案等。

中國現在面臨的困難主要是，作為亞投行的發起國家，得提供能夠為進入亞投行各國接受的亞投行章程草案。中國現在已經提交了這樣的草案，但草案在談判過程中會有一些修改，甚至在一些條款上會出現爭論，也有可能一時難以達成一致。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了，且比較嚴重，亞投行的籌備過程就得延期。

亞投行的提出和籌辦，也有助於中國大學中關於國際組織和全球治理的專業教學，因為這是關於國際組織和全球治理的最新實踐，而亞投行將來面向亞洲和全球招聘，也應受到中國學生的注意。我鼓勵中國學生——不一定是國際關係專業的，多到這類新建的國際組織求職。

徐秀軍：

部分西方國家申請加入亞投行並成為意向創始成員國，應該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西方國家在國際事務當中，對於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以及整個的治理結構改革等方面存在利益分歧。歐美在有些方面是保持一致的，但是在另一些領域它們也不完全是鐵板一塊，當然這也並不僅僅反映在亞投行這一件事情上。現在一些歐洲國家和日本經濟面臨的問題非常大，經濟增長表現與美國出現了分化。而這種分化又帶來了它們在對內對外政策方面的分歧。在對內政策上，很明顯地表現在其貨幣政策上——美國有收緊的傾向，但歐洲和日本則是不斷地寬鬆。這其實反映了他們在面臨現實問題時所做的反應是不一樣的。在對外政策方面，他們也會反映出各自的訴求。例如，在制裁俄羅斯問題上，美國的立場相對強硬，而一些與俄羅斯有緊密貿易聯繫的歐洲國家則持謹慎態度。

歐洲國家加入進亞投行，對於中國來說的確帶來了很多挑戰。它們要求亞投行反映它們的訴求，反映它們在治理方面的理念、標準等。目前來說，在有些方面與中國還是不一致的。我的理解是，中國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立足於世界民族之林，最終並非僅僅是作為一個區域性的國家，而是要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大國，要與世界其他國家有共通之處。這就要求中國不斷加深融入這個世界，而不是說永遠保持自己的某些“個性”不變。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融入世界有兩個含義，一個是指我們要根據現行世界的標準適當地調整自己，另外一個含義是指通過相互接觸，讓別人也接受我們的一些理念，也幫他們做適當的調整。兩者是一個相互融入的過程。所以說西方國家加入亞投行既是一個挑戰，也提供了一個機遇，即中國怎樣把自己的全球治理的理念和標準與西方相融起來。亞投行如果做成功了，在這方面就是一個比較好的範例。

怎樣理解“否決權”

龐中英：

我想澄清兩點。首先，一個成員在一個機構中的話語權和投票權是兩碼事。一般地，這兩者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情況，即實際話語權很大投票權卻很小。在國際關係越來越民主化的情況下，投票權很小的成員也有很大的話語權，甚至不在機構裏的國家——即沒有投票權的國家也有話語權。因為國際機構的決定和行動影響的並不僅僅是機構內部的成員，對機構外部的世界也有影響。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但不到矛盾不可調和的時刻，沒有人願意使用否決權，因為否決權的行使不但解決不了問題，而且使局勢更加複雜。中國在安理會中是使用否決權次數最少的常任理事國。但美國等使用得比較多。有一些學者專門研究常任理事國在安理會中如何行使否決權。有不少人對於否決權感興趣，覺得這是大國的特權，好玩，值得追求和擁有。其實，否決權也是把雙刃劍，否決權是很難使用的權力。行使否決權，意味著機構內部的關係很緊張，而否決權使用後，緊張的關係可能更緊張。亞投行的章程是否如世界銀行的章程那樣，對擁有投票權最多的成員規定否決權，我們不得而知。但由於中國追求“新型國際關係”，我個人認為應該不要否決權（當然也有很多不同意見），而追求對亞投行進程的實際影響。

徐秀軍：

按照建立亞投行的備忘錄,我們可以擁有一票否決權，當然西方對這件事情非常敏感。關於否決權，一般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法理上的否決權，比如說聯合國憲章明確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無論這個國家衰落了還是強大了都一直擁有；另一種是事實上的否決權，即根據實力來判定（如在亞投行中的股份占比），這對每個國家而言機會是公平的，而且這種事實上的否決權從理論上講是可以變化的。

我們只要把投票權的審議設定為不可否決就可以了。現在美國在世界銀行、IMF裏擁有一個事實上的否決權。根據這些機構的章程，份額和投票權變動需經過85%以上的投票權通過，而美國的投票權超過了15%。這也就是說，如果要改變這一事實上的否決權，還得美國自己答應才行。美國不答應，它就會一直享受這種特權，縱使其他成員都反對，也無可奈何。所以，我們對於亞投行否決權的設計可以加以改進，避免一國永遠壟斷這種權力。

需要強調的是，不管投票權如何設定，都應該貫徹平等原則。現在要制訂的是一個面對所有成員的規則，而不是面對某一特定成員的規則。不能給某一成員以特權，但也不能刻意削弱甚至剝奪任何成員根據共同達成的規則而享有的權利，相關成員也不應該主動放棄這些權利。對於否決權的設計應該如此。

亞投行章程能否如期達成

羌建新：

亞投行章程作為契約是談判的結果，而談判則是妥協的結果，無論是正面的解讀還是負面的解讀都不要過分，不是說不能完全實現自己的想法就很不舒服。只要是大家同意的結果，一定是對大家都有好處的。否則都想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來，那就是零和了。

徐秀軍：

一般談判都會定最後的期限，這種進度控制對成員國也是一種催促和警示，有利於其更加高效地完成談判。但往往這個期限到了以後，很多協議也未必能達成。例如，美國推進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就是再三延遲，至今仍未達成最後共識。從目前亞投行章程談判的進展來看，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之間既有共識也有分歧，在一些規則的設置上甚至存在意見相左的兩派。但也應該看到，57個國家既然自願加入亞投行的建設進程，都表現出樂見其成的誠意，那麼，即便不能如期達成章程，但也不會拖太久。

龐中英：

我個人認為今年6月底通過亞投行章程有點難，因為之前沒有想到有這麼多國家加入亞投行。多邊的成員越多，不同意見就多，協調起來就困難得多。不知道亞投行是否需要提供新的章程草案。

但即使6月底完不成章程談判，亞投行秘書處也會再定出下一個最後期限。“最後期限”是一個談判專業術語，最後期限一改再改，在國際談判中很正常，比如在美國主導的TPP談判中，奧巴馬政府多次調整最後期限，2015年是達成TPP的新的最後期限。

不得不看到，亞投行從概念產生到現在，已經被高度政治化了，受到國內和國際矚目。高度的政治化，就使得亞投行的籌辦進程高度複雜化。不排除有些進入亞投行章程談判的國家故意提出一些比較艱難的議題。亞投行章程的談判進程肯定是大家最為關心的問題。

（原載《世界知識》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