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劉大傑就不能不說他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在文學史研究領域，劉著《中國文學發展史》可謂影響遠被，當然，劉大傑

自己的榮辱也隨之浮沉。建國後修訂《中國文學發展史》，是為著響應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或許還有些進步的意思，到“文革”期間的奉命再修訂，雖有難以言說的無奈，但好名矜才畢竟使他晚節小損，很是可惜。

本文所引的材料，說明瞭當年那場政治（非學術）運動的複雜性和評價它的繁難，這裏當然不是要給出一個定讞，只是撮拾些材料，藉以窺出當年那幕鬧劇中學人的尷尬，識得歷史的沉重。

從“復旦”學者回憶說起

已故復旦大學教授許道明先生曾在《惜乎，劉大傑先生》一文(收入《挽歌的節拍》一書)中，對劉大傑有頗多鮮明和形象的描繪：

作為一個作家，劉大傑這位湖南嶽陽的才子，當年真是才情豔豔，“劉先生一本才情，根性傾向浪漫。初學鬱達夫，《黃鶴樓頭》、《渺茫的西南風》中的湘君一如鬱達夫小說中的於質夫”，所謂“‘秋風裏面的斷蓬’，‘無掛無礙的沙鷗’，差不多也像鬱達夫小說中的零餘人”。到了上世紀30年代前後，“他敏感于‘革命文學’的風尚，開始寫起‘問題小說’，批評老師鬱達夫的《迷羊》是‘舊情感的遺留’”。

作為一個學者呢？劉大傑則“才情鬱勃，《中國文學發展史》為他在海內外贏得了巨大聲譽。朗松的《法國文學史》做過劉先生的藍本，因此他像朗松一樣，以描述思潮和變遷為主務，從作家的身世、性格與社會背景的結合，發現並著重闡發作家作品的個性，較以前錄鬼簿式的著述高明多了”。然而，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吳中傑先生在《海上學人漫記》一書中則以《劉翁得馬，焉知非福――記劉大傑先生》為標題），這部書後來的幾次修訂又讓他“西子蒙不潔”，即他“建國後修訂《中國文學發展史》，是為著響應歷史唯物主義的指導，或許還有些進步的意思，到‘文革’期間的奉命再修訂，雖有難以言說的無奈，但好名矜才畢竟使他晚節小損，很是可惜的”。也有人回憶說：劉大傑用“儒法鬥爭”來解詮一部中國文學史，當時曾有人勸他：你這樣做，身後怎麼過得去？劉回答說：我不這麼做，現在就過不去，相逼甚急。後來人們遂將之與馮友蘭相比。

不同于“梁效”中的幾位北大學者，當年“紅遍”天下的南方學人，除了廣州的楊榮國，大概就是上海的劉大傑了。後來讀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上海人》，感覺他能如此妥貼和中肯地估摸和揣度“上海人”的精神向度，真是佩服。這中間，“上海人”“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如劉大傑“正因著好辨風向，正因著才情外露，不久一隻黑手伸向了劉先生，在寶愛現世生活的驅策下，他終於做出了為後世病詬的尊命修訂《中國文學發展史》”），或者“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劇性的體驗”等的“醜陋性”（如有人從當年劉大傑為阿英標點古書“背黑鍋”受了魯迅的譏刺看出劉大傑可悲的一面――“膽怯懦弱、委瑣窩囊”等；出身於復旦大學的陳四益也曾剖析劉大傑說：“大傑先生是有他的弱點的。一個是軟弱，經不起風波。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時，他便因一段歷史一時講不清楚而去跳黃浦江……軟弱，使他不能抗爭。”見陳四益：《臆說前輩》），可以讓人聯想許多，甚至會“漣漪”到了作者余先生自己；同時，又不能不想起更早些時候魯迅關於“海派”和“京派”的許多論述。於是，再聽許道明如下的陳述，就不能不莞爾：“內地人稱上海人多為‘聰明而不精明’，有沒有根據不得而知。不過，在上海的教授中倒很有些這樣的角色。他們特懂得現世享受，在學術上廣采博收而不泥古守舊，像模像樣的，用風頭主義和才子情結的視角，是很能夠看清一二的。當然風頭主義在其他地方的學者中也不乏同情者響應者，然而就大體而言，北方或內地多取隱性狀態，而在十裏洋場則多作顯性發揚。”這是從復旦大學許道明先生生前一篇說及業已故去的復旦大學學者劉大傑的文章說起。

海派代表

劉大傑早年是在上海“起家”的，即他當時是“海派”的作家。記得當年大革命失敗之後的上海文壇，在一本叫做《長夜》的刊物上，他曾與山西常燕生先生一起對“左翼文學”的旗手魯迅打過筆戰，意思是謂其“廉頗老矣”。後來魯迅曾在《罵殺與捧殺》一文中諷刺其不通古文，亂點古書，如其標點和林語堂校閱的《袁中郎全集》，其實呢，是別有原因。海上學人，無疑，如許道明所雲：“劉大傑先生算是海派代表。他當然是聰明的，兼備活躍的心智，但他好標榜，好吹。他和周穀城在復旦大學是人所皆知的湖南籍教授，他倆都得到同為湖南籍的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友誼。1962年修訂本《中國文學發展史》出版後，毛澤東在上海接見過劉先生，多有褒獎，還談了不少一個政治領袖的文學意見。此類殊榮，對劉先生來說，差不多是一生中最為光榮也最為惶恐的節目了。於是，‘劉大傑先生，大作為何不送我拜讀呢?’，主席的這句開門見山，本來很見風度，很能統一戰線，很是對學術繁榮的關心，而在劉大傑那裏卻變成了像祥林嫂的‘我真傻’‘我真傻’。當然，祥林嫂的迷茫是沒有的，代之以的是：大嘴巴張得雖不怎麼大，終究難以掩飾濃眉之下一對眼睛放射出來的得意。”

1965年毛澤東在上海與劉大傑等交談，其背景是此年毛澤東由武漢、湖南（井岡山）而上海，毛澤東已經在醞釀“文革”了。而當年毛澤東在上海與劉大傑晤談，後來成為劉的一個“資本”，大概後來還有幾次類似這樣的談話，如林東海回憶說：“1965年夏秋之交，聽李慶甲兄說，最近毛主席曾接見劉大傑先生，你們可以問問都談了哪些重要問題。9月12日下午，我們依約到劉先生寓所。他先告訴我們有關研究生畢業論文的一些事項。當我們提起毛主席接見的事，他很鎮定地說，這事不要張揚。主席原是約見周穀城和劉先生二位，周先生出門，沒找著，所以就見他一個人，談話的內容主要是古典文學。劉先生簡要地敍說那次主席談話的內容：主席說，年輕時喜歡韓愈的文章，很多能背下來。韓愈不怎麼壞，特別是諫迎佛骨表，可以肯定。韓詩也不錯。韓愈好奇，文章比詩通順些，詩尤好奇，思想差些，但也不算頂壞。柳宗元比韓愈要好一些。政治生活與韓愈不同。他的《天對》還不錯，屈原提出《天問》，一千多年後的柳宗元敢於作《天對》，總算有膽量，但局限性也很大。劉禹錫也不錯，寫過《天論》。主席說，李義山的詩，有的與當時政治有關係，所以對當時的政治背景要弄清楚。主席還談過王安石、歐陽修、李清照。談話的主要精神是要具體分析，不要形而上學，注意思想方法。主席說，佛學要研究，不懂佛學就搞不好文學史。說他自己也正在研究佛學。還說，耶穌教、回教也要研究，唯心主義要用唯物主義去研究。宋明理學、乾嘉學派，主席也談到了。還說作品愈是接近現實，愈是光輝。到現實生活中流浪一下，也有好處。古代作家的進步與否，看他是否同情農民。政治上的遭遇對一個作家的影響很大。”（《文林廿八宿――師友風誼》）

到了1968年，即“文革”發動後第二年，這年出臺了對知識分子“給出路”的政策，在上海，有所謂“四大典型”之說，即復旦大學的劉大傑、周穀城、蘇步青、談家楨四教授獲得了“解放”。毛澤東此前在上海與劉、周等談話，為之做了一個鋪墊。卻說當年毛澤東的一席談話，在後來的“批林批孔”中有些影子，如林東海先生以為：當年“劉先生介紹主席的這些談話內容，有些在後來的歲月裏得到印證，可能主席在別的場合也講過類似的話，或表達過近似的看法。諸如以《天問》、《天對》、《天論》定法家，以韓愈之‘文以載道’定儒家，以李商隱《無題》詩為政治詩，以《五燈會元》為重要讀本，等等，都與毛主席的說法不無關係，卻又不盡合乎主席的本意。”林東海先生還回憶說：“在那年代，主席一言有甚於九鼎大呂之重，劉先生叫我們千萬不要外傳，所以即便在‘文革’當中我們也不敢洩露。”再到了後來，北方的馮友蘭也好，南方的劉大傑也好，都是“清議”看扁了的。其實呢，學者怎麼了？學者不能有凡人的心思麼？浸潤于深厚的吾土吾民“大傳統”“小傳統”板結性社會土壤之上“史官文化”的“精神文明”，“海派”和“京派”其實並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這裏，“袞袞諸公”，“京兆”的學人只是更加有“首善之區”的“闊達”之狀，而“海上”的學人，則不免帶了些“輕佻”罷了，如劉大傑，“‘文革’中盛行工農兵注釋毛澤東詩詞，劉先生算是顧問了，他說了不少主席接見時的動人情景，問候健康請吸煙卷，主席的博學風趣，餘下多為主席對《中國文學發展史》的贊許。好像老和尚念經一般，不過，緊要處往往會加以重複，以示強調。我們向他請教主席的具體文學意見，他會儼乎其然地說上一句‘沒有傳達任務’，語氣在工人師傅聽來特別的守紀律，在我們聽來實在高深莫測”。而“好吹好標榜，在人世間，或許會成就一些好事，但更多的場合，給人以尷尬，以狼狽，甚至以意想不到的麻煩”。不過，雖說劉大傑“並不短少可議的地方，一如他的矜才炫學，尤其他的屈尊，確實使他以花草裝飾過權門，然而他從未有過絲毫充當權門鷹犬的野心。”(許道明：《挽歌的節拍》)

毀譽參半的一部書

說劉大傑就不能不說他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在文學史研究領域，劉著《中國文學發展史》可謂影響遠被，當然，劉大傑自己的榮辱也隨之浮沉（此書問世之後，大致經歷過三次風波：一、毀版於日偽統治時期；二、被批判於“反右”運動後期；三、修訂改寫于“文革”中期）。就是這部書，成為了當年“批林批孔”運動中的一部當代“經典”。據林東海著《文林廿八宿――師友風誼》（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批林批孔”運動中這部書的修訂和面世過程如下：彼時，劉大傑“試圖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修正書中的唯心主義，對全書作一番修改”。至1973年，該書第一卷修訂後重版。嗣後，全國掀起了“評法批儒”運動，當時，劉大傑正修改該書第二卷(隋唐五代部分)，自不能不受“儒法鬥爭”的影響。林東海先生回憶說：此書，“初時，只是在某些問題上著以‘儒法’色彩，並沒有以此為綱，已完成一個修改稿。先生曾將打印好的一份修改稿呈送毛澤東主席。毛澤東主席認真地閱讀修改稿，但以目力欠佳，打印稿字體不夠大，中央辦公廳通知國家出版局印成三十六磅的大字本。出版局為要保存毛主席閱批過的本子，打電話向我借用先生寄贈給我的打印本。我當即將打印本送到出版局，並翻閱了中央辦公廳送來的毛主席閱批過的本子。可以看出，毛主席讀得很仔細，有些地方還注了舊式拼音。後來印成大字本的，便是這個初步修改稿(與上海寫作組介入修改，以‘儒法鬥爭’為綱，於197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二卷，是不同的)。1974年年底，先生聽說‘發展史’大字本已經出版，來信要我代購一部。翌年年初，經請示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嚴文井、國家出版局副局長趙承豐，向新華書店總店負責人趙國良購書，趙說所有大字本都在中央內部分發，均未到書店。正要將這一情況復信告訴先生，先生到北京來了。1975年1月20日，我到北京圖書館聯繫借書，副館長鮑正鵠先生領我到劉季平館長辦公室，在那裏見到劉先生。他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抽空到北圖看望二位館長。先生見到我，還沒等我說話，便高興地說：‘我正要找你，書不用買了，江青已送給我一部。’據說先生回滬後，曾將江青贈書事告人。”此前，毛澤東賞識劉大傑，江青看在眼裏（其參與了上海談話），當時又正值“樣板戲”觀摩大會，江青主動請劉提意見，此時“評法批儒”，則要求劉以“儒法鬥爭”為綱修訂《中國文學發展史》。這就是劉大傑先生誤入“賊船”的經過。

如上所述，劉大傑“好標榜，好吹”，此時吹“江青贈書”，不啻授柄於人，即“‘四人幫’垮臺以後，以‘儒法’改書和受江青贈書，自然招來物議和批判。批判者看不到大字本，只能依據被人插手改動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本子，先生自然如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所謂其榮也至極，其辱也難堪。”這就是教訓了。林東海先生還回憶說：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劉大傑是治喪委員會的成員，並奉召進京守靈。當時劉大傑還寫詩哀悼，所謂“殘生堅走紅旗路，努力登攀答聖恩”；“餘年豈敢忘遺訓，沒世猶難報厚恩。”林先生以為：“‘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此為國粹，在知識分子當中抱這種心情者亦複不少，先生自不能例外。”信然。

當年毛澤東與劉大傑談話，江青也在場，後來她還向劉大傑“贈書”，可能也是這一原因，據律師張思之先生的回憶：後來“兩案”公審時，江青曾要求法庭請3個人為自己當辯護人，這一是史良女士（她是江青早年在上海時已相識的大律師，且又是女性）；二呢，就是劉大傑先生了。但當時法庭的審判員告訴江青：史良已年邁（其實是史良表示堅決不做江青的辯護人），劉大傑也已經病逝了，都不可能出庭為江青充當辯護人。據說江青聽了之後，沉呤良久後說：“那麼，第三個人的年齡也已太大了”（據說是魯迅的弟弟周建人）。於是，她轉而要求法庭能讓親屬為其辯護，但後來她又自己否認了。最後，江青接受了法庭給她指定的辯護人，即張思之、朱榮華、傅志人，但後來又拒絕了。（見王凡、東平：《我在不尋常年代的特別經歷》）

聆聽領袖評述古人

“評法批儒”，涉及眾多歷史人物。如前所述，當年毛澤東和劉大傑的一番閒談，實際上在某種程度左右了在“評法批儒”中對一些歷史人物的評價，當然，也有一些變化（如對韓愈）。據林東海的回憶：“劉先生對我們說：‘毛主席對李白、李賀、李商隱和韓愈，都很喜歡，但我們不能因此把他們捧得太高。’對韓愈一分為二，這是劉先生一貫的看法，在無從下筆之時，只好寫信救助于毛澤東主席。接到主席復信後，他把主席的意見轉告我。”這就是1975年2月12日毛澤東的一封信――

“送上海復旦大學劉大傑教授先生：

我同意你對韓愈的意見，以一分為二為宜。李義山無題詩，現在難下斷語，暫時存疑可也。奉複久羈，深以為歉。詩詞兩首，拜讀欣然，不勝感謝。

毛澤東

二月十二日”

這封信，是毛澤東寫在中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編印的一份《來信摘要》（第540號）上的。這期摘要上登載了劉大傑給毛澤東的信。信中說，他的文學史修改工作，一直受到主席的關懷，衷心銘感。現在報刊文章，對韓愈全部否定，說得一無是處。他認為韓愈以道統自居，鼓吹天命，固然要嚴加批判，但細讀他的文章，發現其思想確有矛盾之處。如讚揚管仲、商鞅之功業等，都與儒家思想不合，而傾向于法家；他的散文技巧，語法合於規範，文字通暢流利，為柳宗元、劉禹錫所推許。對這些如果全盤加以否定，似非所宜。劉大傑認為，在批判韓愈儒家主導思想的基礎上，應給他在文學史上一定的地位。對於李義山的無題詩，他認為有一部分是政治詩，也有少數是戀愛詩。劉大傑還將他作的一首七律和一首詞，隨信呈送毛澤東。

劉大傑認為不能全部否定韓愈，在修訂本《中國文學發展史》之中，則對韓、柳進行了重新的詮釋，換言之是以“儒法鬥爭”為標準的，所以後來遭到學界的批評，如唐振常先生就曾以《可憐無補費精神》（收入《川上集》）立題嚴厲地批評了劉大傑。林東海事後卻以為：“從主席的復信，可以看出，劉先生對一些古代作家的評價是有所保留的，並非簡單地以儒法劃線。”後來劉大傑來信告之：“過去所傳主席關於古典作家的指示，現在看來，可能有不少為江青假傳旨意。如庾信、蘇軾等人。洪皓如何，不能說。過去主席從未對我提及此人。提起者有陶淵明、司馬遷、李杜、白、王維、韓、柳、劉禹錫、李賀、李義山、李清照諸家。還有歐陽修、王安石。關於儒法鬥爭，主席未這樣提過，但在談話中，對孔孟很不滿意。72年在報刊提儒法鬥爭，想主席是贊成的。我的第二冊，主席全部看過，並印成大字本，表示肯定，可見主席的用意。但主席說過這樣的話：‘法家並非全人，缺點也很多。’(大意)所以我總是加以一定程度的批判，對柳宗元、劉禹錫也是如此。我並不把他們作為法家，只說他們具有法家思想傾向，即此故也。”劉還說：“看來儒法鬥爭，對於學術界是一重大問題，究如何處理，須待中央解釋。從1972年冬季，《紅旗》發表儒法鬥爭以來，已有五年，全國各報刊，連篇累牘，發表這方面的文章，多不可數。主席必然看到，然從未表示反對和糾正，可見是肯定的。但有些文章，把儒法鬥爭，擴大到近代，如嚴複、章太炎亦為法家，確甚不妥。即李贄、王夫之諸人，實亦不能歸於法家。而四人幫別有用心，故意插手，製造混亂，甚可恨也。”林東海以為：“這裏所謂‘插手’云云，自是暗指對他修改《中國文學發展史》的插手，弄得他苦不堪言，因有‘甚可恨也’之語。至於提到庾信、蘇軾、洪皓等人，以為是江青‘假傳旨意’，則是憑與主席那次談話的內容所作的推斷，實乃另有因由，主席對庾信《枯樹賦》有過批語，又在《詞綜》中圈點過蘇軾、洪皓等人的詞作，所以江青對這些作家也很感興趣，並非‘假傳’。劉先生說儒法鬥爭是學術界的重大問題，毋寧說是政治鬥爭對於學術界的重大影響。在舉國上下都搞儒法鬥爭的時候，劉先生修改他的‘發展史’，必然要受到影響，但我清楚地感覺到，他力求從政治漩渦游向學術的領地，多麼吃力，多麼艱難!從他的苦苦求索中，我們可以看出，他不以學術為資本，去牟取政治上的榮耀，仍不失其為學人的高尚品格，與那班以學術為晉身之階，登上官場，顯位者，自不可同日而語。”

以上材料，說明瞭當年那場荒誕的政治（非學術）運動的複雜性和評價它的繁難，這裏也當然不是要給出一個定讞，只是撮拾些材料，藉以窺出當年那幕鬧劇中學人的尷尬，識得歷史的沉重。如今，劉大傑的那部《中國文學發展史》，在眾多文學史著作中已經黯然失色，差幾無人光顧矣，而那一句“同情之瞭解”，也說得太濫了。

（散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