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觀生

早前，澳門中聯辦副主任陳斯喜到訪仁慈堂參觀。陳斯喜對仁慈堂一直為本澳作出的貢獻表示敬佩，希望仁慈堂一眾會員繼續紮根澳門，堅持扶貧濟困及加強與內地慈善組織交流。1569年澳門的首任主教賈尼路創建的仁慈堂，收留棄嬰，資助貧困，是澳門歷史上最悠久的慈善機構。此後，華人社會也陸續創立鏡湖醫院慈善會、同善堂等民間慈善機構。世移時異，雖然隨經濟和社會發展，本澳的慈善事業發展已經較為成熟，成為本澳福利機構的中堅，服務的形式和內容也越來越多元化。近年來，內地也大力發展慈善事業，但因各種因素影響，發展與國際水準有著一定的差異，本澳慈善團體或可起到一個平臺作用，一方面走進內地幫助內地慈善事業發展，另一方面也可幫助內地慈善團體走向國際。而從某種意義來說，通過交流，參與及幫助內地慈善事業是本澳應有之道義。

參與內地慈善是本澳應有道義

賭權開放在促進澳門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亦導致博彩業“一枝獨秀”，進而引發出種種社會問題。短時期內，澳門經濟走出經濟負增長，其博彩業毛收入在2006年一舉超過拉斯維加斯。但博彩業同時對澳門社會經濟穩定發展造成十分嚴重和持久的傷害，包括：博彩業對其他產業產生排斥效應，使社會財富的分配在博彩業和其它產業之間出現失衡狀態，房地產價格猛漲，企業及居民的生活成本增大，對教育的衝擊、貧富懸殊及社會分配不公加劇社會分化、病態賭徒禍害家庭社會以及博彩仲介與黑社會犯罪等。

據有關問題賭博、病態賭博的調查結果，人們以往“澳門本地人不賭”的印象已打破。因此，“負責任博彩”成為近年民間與政府推廣的概念，努力將博彩業的負面效應控制在最小範圍內。“負責任博彩”是指參與博彩者不會使本人、家人、親友等其他人受到威脅，或給周圍帶來不愉快的影響。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需要政府政策監管；需要參與博彩者及其親友有清醒的認識；需要博彩經營者建立行規將有些人拒之門外；需要專業機構對出現問題者提供輔導與治療；需要教育團體及社區普及負責任的博彩概念。

澳門通過設立公共基金會（澳門基金會）將博彩收益用於公益慈善事業的模式，通過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方式，體現並履行政府在准許澳門經營博彩業的背景下而衍生的社會責任。這一模式在運作方式和實際效益方面都存在獨特的優勢。一方面，作為公法人，該機構具有健全的組織結構和長期開展活動的經驗：另一方面，其目標具有綜合型，因此可以通過“一對多”，“點對面”的方式組織及協調跨領域的項目。因應社會的需求，不斷拓展多元化的社會福利服務，涵蓋範圍廣泛，有醫療、學校、長者、社區中心、職工服務中心、托兒所、職業轉介、青年和體育等等，服務人士包括不同年齡階屆。並且屬行政財政自治的公法人，較之於一般的行政部門，在行政程式和資源撥付方面都更為靈活。

在澳門，由於歷史的原因，形成“資金來自政府，服務來自社會”的社會福利模式，民間社團承擔了主要的社會服務並在公益慈善事業的具體工作。澳門基金會支持民間的慈善服務事業，充分發揮民間慈善服務的積極作用，加強與民問慈善機構的合作，推動相關機構優化管理，加強社會服務人員的專業培訓，鞏固和創新服務項目，推動本地的慈善事業持續進步。與此同時，澳門基金會在提供資源支援的同時還有意識的引導從事公益慈善的相關組織的現代化發展，進而推動慈善公益事業的現代化。

如何在博彩業的快速發展過程中，預防、控制是社會問題的產生是所有發展博彩業國家及地區保持博彩業持續發展的要素之一。其中，本地或外來入境的病態賭徒，都將產生巨大的社會問題。對於澳門而言，較為特殊的情況在於，其入境旅客中90%左右的客源來自大陸、香港、臺灣三個地區，其中，大陸遊客佔據60－70％的份額。因此，問題賭徒對於賭徒輸出國家或地區來說，不僅意味著失去大部分的物質財富，而且也可能帶來巨大的社會災難。

博彩收益再分配都是在澳門地區進行，雖然一定程度緩解了澳門社會內部因博彩發展而導致的外部性，但卻無法減輕澳門博彩業對賭客輸出地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澳門的公共基金會模式，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實現博彩收益的再分配，以抵減本地博彩業發展外部性的區域“溢出”效應。從這個角度來看，本澳參與內地慈善事業就是應有的道義行為，具有一定的補償傷害作用。澳門基金會多年來一直配合特區政府推動對外交流合作，其對外援建總金額約為6億5仟萬澳門元，大部份與文化領域建設及災後重建相關，其中約有5億元為支援四川災後援建項目，其它援建約有l億5仟萬元，包括支持內蒙古、新疆、雲南、貴州等西部地區的建設，從而體現了澳門對祖國內地慈善事業的支持及澳門居民對內地同胞的一片愛心。

同樣道理，“負責任博彩”不僅是澳門的事，也關係到周邊的臺灣、香港和內地。在內地推廣負責任博彩的活動，減低內地居民誤闖陷阱或誤區。特區政府應制定新的政策，敦促博彩企業加大對社會公益的投入。而博彩企業也應該進一步加大支持本澳慈善事業的發展，以及支持本澳慈善事業走進內地。

內地慈善亟待吸收國際經驗

慈善沒有國界，慈善工作就世界意義而言，中國是一個發展較緩的國家，美國、加拿大、英國等許多國家在慈善工作方面取得了值得借鑒的經驗。有內地慈善界人士提出，在中國的慈善工作發展的過程中應該不斷自覺增強國際合作意識，走出國門。加強慈善工作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使中國在國際慈善事業中發揮獨特、重要的作用。

從全球範圍來看，各國都在努力發展本國的慈善事業，逐步發揮“第三部門”的作用。現階段，全球各種各樣的慈善組織已經構成一個龐雜的大體系。在這個龐雜的體系內，各國的慈善組織在形式上是自主的，通過各具特色的公益活動達到慈善的目的；同時，各國慈善組織相互之間的聯繫也是自願和平等的，都是為了特定的社會公益性目標而聯繫在一起。

中國的慈善事業剛剛起步，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蔓延，中國同國外各種非政府組織的聯繫越來越頻繁，各個領域的合作也在逐漸增多。業界希望，通過加強聯繫和往來，溝通資訊，使中國的慈善事業發展與世界同步。

學者認為，中國在慈善工作國際交流合作中面臨著一些挑戰。首先，在慈善事業運作方面。一是政治氣候變化的影響。由於多種原因，政治大環境影響了慈善組織工作的正常工作，也制約了國際慈善組織間合作專案的開展。二是內地慈善組織有著資金來源及對政府的依賴。相對于國外的慈善組織，中國慈善組織對政府的資金依賴性更強。國內的許多慈善組織都依賴於政府的資助，如各種類型的自然科學及人文社科基金會等。有些脫胎於政府部門的非政府組織由於跟政府之間還存在著較為緊密的聯繫，可利用這種資源採取政府的行政命令方式來貫徹自己的意圖。反過來，一些因為得不到這種內部政府資源的純粹民間意義上的慈善組織在開展有關活動時顯得舉步維艱。中國現階段能夠真正開展國際慈善合作的機構較少，這是一個比較大障礙。三是專業人才不足。一方面，由於慈善組織工作人員在待遇和經濟收入方面偏低，難以吸收高水準的專業人才從事工作。另一方面，慈善機構內的工作人員結構不盡合理，有一部分從政府機關工作轉入慈善組織，他們對慈善不甚瞭解，有部分人理論只是豐富，但缺乏實際經驗，因此，客觀地制約專業人才的參與和發展。四是理論研究與宣傳滯後。慈善事業的發展離不開慈善理論的指導。現階段，中國參與慈善組織大多還僅限於共同合作慈善救援專案，開展交流工作，缺乏研究和分工明確的實施機構的系統，缺乏專門的研究機構來從事研究慈善事業的理論、經驗和教訓。慈善與其他社會公共事業一樣，需要宣傳。目前，慈善的宣傳力度遠遠不夠，致使許多人因為不瞭解慈善機構和慈善活動宗旨而不願意捐贈。五是慈善基金的運作成效要提升。對於慈善基金會的運作者而言，如何衡量捐出去的錢的投資回報率，這是一門比證券投資還要高深的學問，因為慈善捐贈所指向的，不是直接的經濟效益，而是隱性的社會效益。如何把款物捐贈給最需要幫助的人，如何完成對一些草根組織幾千元的捐助到公共慈善專案上億元的資助是一個比較大的難題。在國內外，基金會因為自身運作效率或誠信等問題而受到指責的例子不在少數。由此可見，要把錢高效地花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當這筆錢的數量到達一定的程度之後，捐贈就成了高難度的投資。

其次，由於各國文化的差異，慈善文化在各國有不同程度的體現。一是價值觀念的巨大差異。中國慈善界一般認為，無論物質資料是否豐富，生存永遠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當一個人的溫飽都解決不了的時候，他不會關心到如何保持環境或者可持續發展問題。而西方的價值觀念則大多體現在注重兒童保護、婦女權益，環境資源不受破壞等等。二是資金流向的差異。中國的政府採取層級管理模式，一般來講，政府所提供的扶貧基金是逐級下撥，撥到基層恐怕只能剩零頭了。而國外的一些慈善組織很關心將錢用到農戶身上，主張援助資金用於培養當地人的創造能力，經常會進行財務審計、終期評估或專案結束後的評估。

但無論各國的慈善文化有著什麼樣的異域色彩，中心都表現為“樂善好施”。以美國為例，根據美國《國內稅收條例》對慈善組織的定義，“慈善組織主要包括扶貧、教育、宗教和一般社區福利四方面的內容。此外，推進科學發展、減輕政府負擔，以及其他一些增進社會福利的內容，也屬於慈善的範疇”。在中國，民間慈善組織的出現已經有千百年的歷史，守望相助，為善不甘後人的文化傳承千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語幾乎盡人皆知。當看見有人在困境之中，而自己有能力幫助時，就會挺身而出，傾囊相助。

世界各國的歷史證明，當社會有需要時，如果單靠個人的捐贈，往往達不到慈善的公益目的，所以，慈善捐贈表現出來的不僅僅是個人的捐贈，更多的是動員社會的關係網絡，結集民間力量，組織慈善社團。這些公益性的慈善團體一般都能延續多年，成為社會中弘揚慈善的重大推動力。以本澳為例，仁慈堂、鏡湖醫院慈善會、同善堂、街總、工聯、明愛等例子比比皆是。這些社團，不僅為社會帶來了慈善捐款，也成為了政府與民間溝通的橋樑，為社會帶來了祥和穩定。

澳門經驗可作平台基礎

流著中華民族血緣的澳門人也傳承了中華民族的仁愛思想，熱心慈善、樂善好施成為了沉澱悠久的澳門精神之一，體現著澳門人的傳統美德。澳門人經常舉辦各類籌款募捐活動，無論在街頭、大型屋村或百貨商場，人們不時會遇到手持籌款箱的人員趨前詢問：“可不可為某慈善機構捐款？”在澳門，各種慈善機構多達數百個，遍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幾百年來澳門社會的進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澳門高密度的社團分佈一方面推進了慈善事業的發展，但另一方面導致部分公益團體及慈善組織問的協作與競爭。一是因每個社團均有其獨立性，但鑒於面對問題的復雜性，及資源、能力的限制，單個社團未必可以獨當一面，由此有必要推動社團間的合作，但涉及到如自主性、權力結構、成本、溝通、團體內和團體間衝突問題等。與此同時，當地民間團體或機構的福利與援助服務一般都是獨立運作，相互之問缺乏互動機制及協調機制，由此造成了機構性質、功能、服務對象等不同程度的雷同及公益慈善服務供應的重迭與低效。

近年來，作為直接承受博彩收益的綜合型公共基金會澳門基金會，採用資助及組織協調的方式，與相關社會團體及機構合作，有效地整合了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面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各項資源，通過及時高效的反餚，推動區域內外的慈善公益事業的發展。其中，在實現博彩收益社會再分配的過程中，該模式運用綜合型公共基金會作為仲介有效聯繫了慈善與博彩配合當地“小政府’大社會”的社會發展模式，與一般採取的“稅收財政再轉化”與“利潤直接投入”兩種模式的實現了有效互補，達至配合政府施政、凝聚社會團結、展廣義慈善的效果。

澳門公共基金會模式的特點是機構活動範圍相對較廣，資源相對充裕，因此，可以採取一對多的模式，從而對社會能發揮較大的影響力，間接實現對現有社會公益慈善項目的整合。如在人員素質方面，澳門基金會還資助有關團體及機構通過慈善項目的國際交流和專業培訓吸取外地相關經驗，從而為相關機構和團體人員及理念的專業化及國際化創造了有利條件。在服務提供方面，社團因應社會不同的發展和需要，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提供不同形式，不同內容，但同樣具有實效的社會服務。而基金會通過提供資源支援及組織及協調項目，鼓勵各相關機構配合社會發展開展多元化的社會服務，在從事公益慈善活動的過程中，在考慮針對陸以及更有效率、更具效益的情況下使用資金，務求拓展新服務，並尋找更多服務對象。

作為公法人的澳門基金會不同於一般政府機構，具有對外推廣澳門的職能，由此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實現博彩收益的再分配。因此澳門基金會的模式，還有一個最關鍵的發展方向，就是引領本澳慈善團體參與內地慈善事業發展，一方面發揮澳門慈善工作的經驗作用，另一方面也成為中國慈善事業和國際慈善事業的平臺。

首先，澳門可在中國慈善組織增強與國際間的交往中發揮作用，成為拓寬開展國際合作、獲取國外知識、技術與援助資金的管道。國際慈善組織越來越關注中國的慈善事業，要使中國的慈善事業走向世界，應開展多種形式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活動。可以組織並參加各種國際慈善會議，可以與世界各國搞合作的慈善專案，還可以與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合作，爭取參與多種形式的國際慈善活動。

其次，本澳慈善組織與內地合作搞慈善項目。通過合作，可以利用本澳與國外的資源、資金和先進的理念。通過爭取國際機構與基金會的支持來獲得國外資源，不但可以推動民間組織事業的發展，而且可以促進慈善事業的普及。

再次，參與內地慈善事業要注意透過政府作用來推動。中國的慈善組織主要是由政府創建的，或者是由政府體系內的一些組織派生而來的。因此，在慈善專案的開展過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往往離不開政府的作用，需要政府出面來解決一些交往問題。所以，雖然慈善從廣義來講是一個沒有國界的範疇，但是，狹義上的慈善仍然需要特區政府與內地政府的合作與往來。本澳慈善組織在開展合作活動中，要注意與特區政府（或透過澳門基金會）與內地政府合作，爭取有效的資源，發展慈善事業。當然，還可以避免一些政治問題產生的阻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