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四期》，何頓一共寫了四稿。第一稿寫於2009年，最後一稿改畢是2015年元月。在二稿和三稿之間，何頓沿小說主人公的抗日足跡走了一遭：上海、西安、山西忻口、中條山從運城一直到河津禹門口長長一線、廣西昆侖關、河南信陽、開封的興隆集、高塘寨、陳留口、武漢竹竿鋪、羅山、怒江、高黎貢山……

《黃埔四期》有兩位主人公。謝乃常是真名真姓，賀百丁是化名。

謝乃常，湖南郴縣人，黃埔軍校四期畢業生。北伐中升任團長，北伐後被蔣介石任命為黃埔同學會特派員進駐錢大鈞任軍長的三十二軍。淞滬抗戰後加入十九路軍，親歷以“反蔣抗日”為旗幟的福建事變。事敗遭蔣介石通緝，1935年改名謝晉生投入楊虎城軍中，親歷西安事變。西安事變後，謝乃常隨原楊虎城部529旅轉戰山西，參加忻口會戰。

忻口一役，529旅三千五百余名官兵剩下五百人，謝乃常是其中之一。經宋希濂推薦，走出忻口的謝乃常投入杜聿明所部第五軍，任汽車運輸第三團團長，開赴廣西全州。第一次長沙會戰，汽車三團回援長沙。“長沙大捷”後，謝乃常率部回廣西，參加桂南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謝乃常再次率部回援。

太平洋戰爭爆發，汽車三團入緬。1942年，謝乃常受命擔任“滇康緬邊境特別遊擊區”第一縱隊司令兼任茶裏軍政特派員。自此到1945年1月，謝乃常在滇康緬邊境抗日、抗英，是國府在茶裏地區事實上的最高行政長官。

賀百丁，湖南醴陵人，黃埔四期畢業生，軍中最高職務是第一兵團參謀長、第100軍副軍長。抗戰爆發時，賀百丁是國民革命軍第一軍553團長。淞滬會戰，553團陣亡殆盡，賀百丁受命重建該團。此後歷經蘭封會戰、武漢會戰，553團的士兵從關中子弟變成河南人、湖北人、山西人、四川人……每役結束，全團少則剩幾十人，多則剩幾百人。

武漢會戰後，賀百丁率部進入中條山打遊擊。2012年，在中條山一帶勘踏昔日戰場，何頓從山林風聲中聽到當年戰場上的廝殺聲。

這樣的故事作家編不出來

謝祥京是謝乃常的幼子，他想寫父輩的念頭由來已久。

2005年，一枚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章和三千元慰問金送到謝祥京家裏。父親謝乃常已經去世21年，母親高坤和“只會傻笑”。高坤和是謝乃常任雲南機場警備司令時收的三姨太。1949年之後，她當過紡織女工，做過保姆，“挑”過京廣複綫。

目不識丁的高坤和不懂得紀念章的意義，高級獸醫師謝祥京知道：環境變了，父親的歷史可以說了。從此他跑檔案館、買舊書，開始“尋父”之路。

“黃埔軍校的檔案湖南是最全的。蔣介石沒有想到湖南會起義，很多檔案都在湖南做了備份。”謝祥京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批黃埔檔案，最初誰都可以查看，後來只能是直系親屬。因為有人查檔、賣資料，一張黃埔畢業生的畢業照可以賣到500元到1000元。

2005年，在一本網上淘到的舊書中，謝祥京看到了父親的事蹟：“這不是我父親自己吹牛，這是書上寫的噻！”謝祥京認為這本《抗日戰爭滇西戰事篇》十分可信。書的作者、雲南納西族歷史學家方國瑜在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親赴滇西戰場調查訪問，收羅各種戰報和報刊，走訪戰爭親歷者，寫成此書。“以後關於中國遠征軍的書都是以這本書為基礎的。”謝祥京說。

1949年之後，曾經戎馬倥傯的謝乃常變成一尾遊魚。大會小會，人們讓他發言，謝乃常總是一擺手：“報紙上都說了。”“文革”中，謝祥京下放到湖南零陵插隊，寫信說自己想當獸醫，謝乃常回信：當獸醫好，畜生不會告密。謝乃常親自張羅，讓兒子拜國軍陸軍少將李治安為師。李治安畢業於黃埔軍校第六期炮科，淞滬抗戰時，自告奮勇請任敢死隊隊長，帶領135名戰士在江灣阻止日軍登陸。是役敢死隊生還42人，李治安身受重傷。抗戰勝利後李治安任長沙警備司令部少將副司令。1949年12月在湖南寧遠參加起義，之後自謀職業，到長沙市奶牛場工作，1956年，恢復起義將領身份，進湖南省人民政府參事室。

職業軍人謝乃常知道如何自保。1949年之後，多年的“親共”歷史和“遊魚”姿態讓他在歷次運動中未受衝擊。1960年代，謝乃常接到中共地下黨員、楊虎城機要秘書王菊人請他回憶西安事變的信。從那時起，謝乃常數度撰文，回憶自己在西安事變及中緬邊境打遊擊時的經歷。這些散見於“政協資料彙編”一類小冊子的回憶文章，成為謝祥京探尋父輩歷史的最初路標。

“我們兩家有那麼多故事，應該寫出來。你口才好，你寫。”2008年，謝祥京對文一夫說。文一夫是賀百丁原型的侄子。1990年代以前，在長沙富雅坪，謝家和文家是斜對門的鄰居。富雅坪曾是國民黨湖南省黨部所在。1949年湖南和平起義，大批起義的湖南籍國民黨高級將領都住在富雅坪。

“小說不是誰都能寫的。”文一夫帶謝祥京去見相交十年的作家何頓。當時，何頓已經寫過兩部以抗日為題材的小說，“你們說說你們家的事吧。”何頓說。

文一夫說：我伯父有一個副官，跟了他一輩子。1949年之後，他還是叫他長官，但其實伯父那時已無一兵一卒。後來我伯父被關進監獄，那個副官就用自己在工廠做工的工資養我伯父一家子。

何頓覺得這個故事很特別，其中的“等級”和“忠義”不是這個時代的體驗。

文一夫又說：我伯父打過延安。“文革”時，這件事被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組織“北航紅旗”抖了出來，他們把伯父擬的圍攻延安的作戰計劃送到長沙。伯父被關進湖南絲綢廠—“文革”中那是關重刑犯的地方。關到3年11個月，臺灣紀念辛亥革命勝利60周年，蔣介石發表講話：我們敗給共產黨，第一敗在宣傳上，第二敗在情報上，以至於北邊出了以傅作義為首的叛徒集團，南方出了以賀百丁為首的間諜集團。叛徒和間諜都沒有好下場，賀百丁早在共產黨的監獄裏關死了。

沒多久，兩個軍人把伯父領出絲綢廠，帶他到省參事室，找了幾個國民黨起義將領陪他打橋牌，講笑話給他聽，伯父都不笑。有人說：你在裏面又沒挨打又沒怎麼樣，不錯了，開心一點嘛。

伯父一瞪眼：有什麼開心的？！倒是有一件事，我每天跟人搶著倒尿桶。因為可以看見50米的陽光。眾人哄堂大笑，伯父也笑了。攝影記者抓住了那個瞬間。伯父的照片被印成傳單，用氫氣球投放到金門。

這樣的故事，作家是編不出來的。何頓問謝祥京：你家有什麼事情？謝祥京說，黃埔四期招五百人，家父入學考試考第三，北伐中，從排長打到團長。1928年，父親被蔣介石派到整編陸軍第三師擔任黃埔同學會特派員—就是監視師長錢大鈞及其所部官兵的思想言行，定期彙報。父親不喜歡鬼鬼祟祟，又因為人事上的事情被蔣介石罵了一頓，很不痛快，1930年參加了反蔣的國民黨改組派，後來更參與了福建事變和西安事變，結果是到中緬邊境打遊擊。

何頓想：這個人有意思！他經歷過歷史上的大事情，但歷史絕不會寫他。

國民黨也打遊擊

何頓決定把謝乃常和賀百丁寫進小說。最初，這部小說名為《軍人的十字路口》—亂世中國，軍人每每面臨抉擇。後來，在謝乃常寫於1980年代的一份個人自述中，何頓注意到，謝乃常提到很多故舊，都會順便說一句：此人是黃埔某期的，而謝乃常本人出身黃埔四期。何頓就把小說標題改為《黃埔四期》。

抗日初期的正面戰場上，賀百丁身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胡宗南部下553團團長，經歷慘烈的淞滬會戰、蘭封會戰，每役必接到死守強攻的命令。賀百丁惱恨道：“他們一張口就是不惜一切代價。他們官大，眼不見，心不煩。”轉入中條山打遊擊，賀百丁每每以古代兵法奇兵致勝。

何頓第一次聽到賀百丁之子講訴其父在中條山打遊擊的經歷大感新鮮：原來國民黨也打遊擊！

王建朗、曾景中著《中國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戰爭》記載，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國軍三分之一兵力開赴前線，三分之一到後方整休，三分之一打遊擊戰。國民軍事委員會曾開辦多期遊擊幹部訓練班。

初到茶裏，“滇康緬邊境特別遊擊區”第一縱隊司令謝乃常問原住民：“你們知道南京國民政府嗎？”“你們知道蔣委員長嗎？”“你們知道昆明的龍雲主席嗎？”對方一概搖頭。

“眾所周知，片馬、江心坡這些地方，都是雲南省的土地。由於清政府無能，致使被英帝國主義搶佔。片馬與瀘水毗鄰，其中僅隔一高黎貢山。因此，當時我認為要收復已失的土地，和防阻密支那的日軍向我內地進犯，都非要乘此時機派隊進駐片馬不可。”謝乃常1980年代在回憶文章《回憶片馬、江心坡的抗戰歲月》中寫道。

在茶裏，謝乃常既抗日也抗英。因其驍勇，當地土司向他贈送黑熊崽和孟加拉虎崽，以示尊敬。

謝乃常把土司送給他的象牙、鹿茸、土產運到大理去換成鹽巴、鐵鍋、針線、火柴、草紙，發給當地百姓。他在茶裏辦鐵廠、鹽廠，開辦平民學校……平民學校的油印教材《片馬、江心坡簡易識字課本》由“滇康緬邊境特別遊擊區”第一縱隊政訓處編寫：“片馬人，江心坡人，都是中國人”，“片馬、江心坡都是中國的地方”。

1944年6月，第十一集團軍策應駐印遠征軍反攻緬甸，美國盟軍向謝乃常的遊擊縱隊派出一支聯絡參謀組。謝乃常結識美軍少校傑克遜。

謝乃常看不起美國軍人：“這個聯絡參謀組，雖只有七八個人，但是每個人要乘馬一匹、平均要馱馬三匹，他們所隨帶的東西，除無線電報機、帳篷、彈藥、行李等之外，就儘是牛羊肉罐頭、牛奶、咖啡、可可、炊事器具，每個人還有一張行軍床。所有這些輜重行李，占了我們縱隊司令部三分之一的運輸力……傑克遜一到我司令部，就對我要求三件事：每天要送給他們20個新鮮雞蛋，一隻母雞；每週要送給他們20斤到30斤牛肉或豬肉；給他們做兩個如抽水馬桶那樣的木架，以便坐著大便……這個美國聯絡參謀組到底做了什麼事呢？除了少校組長每日早或晚到我房裏來說聲”將軍，謝謝，早安”或”晚安”外，我沒見他們做過什麼事……”謝乃常在《回憶片馬、江心坡的抗戰歲月》中寫道。

這篇文章連同一篇《西安事變見聞》、一篇謝乃常寫於1980年代的3萬字自述，若干本雲南怒江、瀘水一帶的文史資料，都是謝乃常的兒子謝祥京陸續提供給何頓的資料。

“美國人武器好、裝備好、後勤有保障、士兵經過訓練，他們打仗就打得很正規。在中國，這種打法根本不可能。中國部隊很多新兵還沒訓練就上戰場了，子彈也不夠。我覺得謝乃常他們這些人，對美國的軍事指導不見得太當回事。”何頓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我不敢與爹的目光對視”

在《黃埔四期》之前，何頓寫過以常德會戰和衡陽保衛戰為背景的《來生再見》。

《來生再見》讓文一夫想起富雅坪上那些老兵。1949年之後，很多國民黨老兵到富雅坪賃平房而居，守著帶他們起義的老長官。

《來生再見》的主人公原名黃山貓，入伍後被長官改名黃抗日。黃抗日參加過血流成河的衡陽保衛戰和常德會戰，最後的軍銜是排長。小說中的“我”是黃抗日的兒子。在黃抗日晚年，“我不敢與爹的目光對視，我覺得那目光裏充滿了荒蕪”。這是小說家言，也是何頓自己的感受。

1966年，何頓在湖南第一師範任校長的父親被打成“當權派、走資派、叛徒”，一家人從師大宿舍被趕到青山祠。那條街上住著一些國民黨老兵。“文革”期間，他們是“歷史反革命”，逢年過節不准外出，自帶小板凳去居委會的向陽院學習。

“我那時是小孩子，這些人並不理睬我，但我卻記住了他們。”何頓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1980年代，何頓與新婚妻子回妻的家鄉常德。沈從文筆下的湘西州府常德靜謐安逸，走完全城也花不了多少時間。何頓隨口問岳父：這裏沒打過仗吧？

怎麼沒打過？常德保衛戰就在這裏打的。余程萬的57師在這個地方死守了十幾天，岳父說。

1943年11月，日軍出動7個師團約10萬人進攻湘北重鎮常德。國軍57師師長余程萬率8000官兵守城，戰至城內屋舍悉成焦土，最後死據不撤的陣地寬不及三百公尺，余程萬向上級指揮官孫連仲發出最後一封電報：“彈盡人亡，城已破，友軍觀望不前。刻大街小巷混戰成一團。職率副師長參謀長死守中央銀行。職余程萬謹叩。”

余程萬堅守常德的時候，何頓的岳父是在城外避難的少年。那場惡戰長久地留在他的記憶裏。後來，他不止一次向女婿提起。最初，何頓沒有反應。

1998年，因為寫以知青為題材的小說《眺望人生》，何頓認識一批曾在湖南江永縣插隊的國民黨老兵子弟。江永與廣西接壤，屬湖南知青點中條件最艱苦的一個。

一次，何頓與幾個江永老知青相約到長沙天心閣茶館喝茶，來了一個國民黨老兵。老兵跟江永知青的父輩是上下級關係。他對何頓說：我參加過衡陽保衛戰，那時候我還沒從學校畢業，就報名參軍，十五六歲……

何頓覺得像一把錐子紮進了心裏。1998年暑假，何頓與妻回鄉，跟岳父聊常德保衛戰。回長沙後，他去省圖書館查資料。圖書管理員告訴他：常德保衛戰的資料不多，衡陽保衛戰的很多。常德會戰最後活下來五六十人。衡陽保衛戰一萬多人打剩下幾千。

圖書管理員給何頓找了厚厚一疊資料，告訴他：拿走就是，不用還，還有好幾套，沒人用過。

“我寫他們是良心發現”

看衡陽保衛戰的資料時，何頓想起他少年時看到過的那些老兵。“我寫他們是良心發現。”2015年5月，何頓到瀋陽師範大學談《來生再見》的創作體會。

“1939年9月岡村寧次第一次帶部隊來打長沙，沒打進來就走了。在這之前，日本人打北平、天津、石家莊、武漢、廣州……最多十幾天時間。淞滬會戰，國軍60%的精銳力量都被蔣介石拉出去遛了一遍，一樣失守。長沙，日本人打了四次。日本人第四次打長沙，小說中謝乃常、杜聿明、陳明仁這些能打仗的人都被蔣介石派到緬甸去了。中國遠征軍大部分是湖南人。”提到湖南的抗戰，何頓激動不已。

為寫《來生再見》，何頓到衡陽採訪。在抗日紀念碑下跟散步的老者搭訕，說起當年的衡陽保衛戰，國軍以一個軍的力量，抵擋日軍前後動用的幾個師團，蔣介石要求守城7日，衡陽守軍堅守47天。布衣老者告訴何頓：“我聽我父親說過：日本人要滅中國，先滅湖南。”

“湖南人很會打仗的！”何頓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的小說《湖南騾子》以湘軍中一名師長從普通一兵開始的征戰經歷，寫湖南近代史、中國近代史。小說的結構是中國近代史的大事年表和個人生命史的絞合。寫《黃埔四期》時，何頓故意把時間丟掉了。

在小說的時空中，何頓和他筆下的士兵相遇，他仿佛看得到他們眼中的畫面，聞得到他們聞到的氣味。那麼多惡仗，一個接一個，何頓來不及鋪陳渲染，偶有比喻，無不粗魯奇特：“他很痛苦，這種痛苦如油珠樣浮在臉上，甚至能聞見痛苦那令人窒息的油膩味道”—這是一場惡戰過後。“楊狗蛋打死了十幾個日本兵，河南人的臉上佈滿仇恨，好像柿子樹上掛滿了柿子。”

謝乃常和賀百丁所經歷的大小戰鬥，何頓幾乎無一遺漏，卻唯獨不寫抗戰勝利，因為“他們根本沒有享受到勝利”。

劍橋大學中國近代史教授方德萬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1939年之前的抗戰史研究得比較充分，1939年之後的抗戰史尚留有諸多空白，蓋因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政府已無力很好地保存資料。何頓的三部抗日小說所寫的大都是1939年之後的戰事。

“何頓憑自己的一支筆，走入歷史的深微之處。”讀完《黃埔四期》，文學評論家黃德海寫道。

從2009年到2015年，在何頓寫作《黃埔四期》的“漫長”時間裏，謝祥京幾次等不及。2014年，他把父親打遊擊的經歷寫成《滇康緬縱隊滇西大反攻》，在香港出版。

（石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