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在我國近代史上佔據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歷來是我國教科書的重要內容。誰是抗日的領袖？抗日的力量有哪些？誰又是抗戰的敵人？圍繞以上問題，在中國近代史上，曾出現過這樣的情況：同一片土地發出不同的聲音，這就是20世紀40年代末在國統區和根據地教科書中二元敍事之下的抗日戰爭。

抗日的領袖

領袖這一角色對於中國抗日戰爭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確立了誰的領導就等於是肯定了哪部分人在戰爭中的主導作用和地位。

國統區的教科書明確以蔣介石作為抗日的領袖。從九一八事變開始，貫穿整個抗戰的過程，蔣介石作為國家領袖、戰爭指揮者被多次提及。在國立編譯館編輯的《初級中學歷史(第五冊)》（正中書局,1948）中，教材還專門設置了“第一百四十九課蔣委員長”，講述蔣介石的性格和能力，包括他的出生成長、功績、地位身份，對抗日的態度等。在本章中，重點敍述了蔣介石的功績，特別在於實施訓政以“充實國力”，對於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步步進逼，由於考慮到自身實習太弱且無國際正義力量，他選擇“堅忍應付、不屈不撓”；盧溝橋事變後他開始領導抗戰，復興民族。此外，對於他的就職，教科書說到“委員長再度被選為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大元帥……受全國的景仰，與世界友邦的一致推重。”又如，認為蔣介石發表的廬山談話是全國抗日準備的開始“這一次談話，堅決表示了政府抗戰到底的決心，於是舉國上下以嚴肅精神作全面抗戰的準備。”總之，教科書從蔣介石受到孫中山重用的優良出身背景，到受國民景仰的首領地位，再到在抗日戰爭中的出色領導方針和能力，來樹立蔣介石的絕對權威。

相對於國統區教科書十分強調蔣介石的領袖地位，根據地的教科書並沒有過多提到個人，而是以中國共產黨這個群體作為抗日的領袖。根據1948年哈爾濱市教育局編寫的《歷史》（東北書店,1948出版），中共的領袖作用在九一八事變後就有體現，如敍述到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就本著為民族獨立、人民幸福而奮鬥的方針，提出了“武裝人民，進行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與出賣東北政策，在“關內領導全國人民做抗日救亡鬥爭”。此時中共的作用主要體現在領導工人運動、青年學生的遊行示威、各類民眾武裝以及全國人民抵抗日貨，凸顯的是“動員”和“團結”的作用。直到八一宣言之後，才更凸顯中共在軍隊領導上的作用，敍述一二九運動、東北抗日聯軍的英勇作戰、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等事件，均特別提及了中共的帶頭作用，如“（東北抗日聯軍的建立）是中共正確主張和堅強領導，在戰爭的實際經驗中，已為群眾所深刻認識和接受了的緣故。”此外，課本更是設置了“第一章中共領導中國人民努力爭取和平民主”，講述“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掀起了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領導下艱苦抗戰了八年。”總之，通過中共直接對戰爭的組織領導，以及間接對群眾、學生、抗日同盟軍的發動來凸顯其領導地位。直到紅軍長征結束之後，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的地位才正式確立。因而，紅軍長征之後的事件才逐漸涉及毛澤東作為領袖形象的一些活動。

抗日的力量

國共二元敍事之下的教科書對抗日的力量也有不同的闡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意識形態的差異。

在國統區教科書中，若按照抗日力量來劃分，可以將戰爭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尋求國際幫助的階段；二是國民黨軍隊的直接對抗的階段。在第一階段中，國民黨實施的是“不抵抗”的政策，認為可以通過英美列強，以及國聯來對付日本，因而不斷訴諸國聯，最終以國際法律形式認定日本的不合法行為，而對於部分軍隊的抗日行徑，則認為是個人行為。如在上海事變中，認為是“英美法等國的調解”促使上海停戰協定的簽署，日本撤兵；又如敍述到國聯調查團進行了歷時六個星期的調查，在國聯會議中以投票形式通過十九國委員會的報告，聲明瞭東三省是中國領土，不承認滿洲的偽組織，因而也就公認了日本的侵略行徑，遺憾的是以上的國際調解終因日本的“悍然不顧”而“完全失敗”。在第二階段中，由於前階段國際調解的失敗、英美列強的不干涉、以及國內的動亂，從而堅定了抗戰的決心，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繼而頒佈抗戰綱領，由國民黨軍隊為主力先後進行消耗戰和敵後方的爭奪戰，包括了上海、徐州、武漢的三次會戰，以及對湘北、鄂豫、滇緬、豫西、湘桂的爭奪。此外，教科書特別敍述了國民黨軍隊與反法西斯同盟軍的合作，如抗戰後期，教科書提到“英美以聯合國通牒迫令日本無條件投降”，講述了美國在日本投放了原子彈，蘇聯對日宣戰，使得日本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只有坐以待斃了。”進而強調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一個重要部分。

在根據地教科書中，抗日的階層非常廣泛，包括了中共紅軍、蘇聯、國民黨的部隊、工人、農民、青年學生。在抗戰的前期，也即西安事變之前，中共主要工作在於組織發動群眾反對國民黨宣傳抗日主張，諸如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之後的罷工罷市以及其他愛國反日遊行、抵貨運動等；協助部分參與抗日的軍隊與日寇鬥爭，諸如十九路軍與一二八抗戰、察北抗戰、東北抗日聯軍等。因而這時期各階層人民作為中共主要團結的力量。在西安事變之後，除了依舊團結工農力量，以及自身的武裝之外，還特別提及了蘇聯的幫助，如講述到“雖英美聯合亦不能取勝於日本，最後蘇聯參戰，才將日寇擊敗。”這種敍述有別於國統區將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貢獻放置於首位的說法，是意識形態對立的重要體現。

抗日的敵人

國共兩個體系的教科書均把日本作為抗日戰爭的敵人，但當時非主流的共產黨政權，除了表示對日本的敵視之外，還將國民黨、美帝國主義作為協助日本的走狗。

在國統區教科書中，抗日的敵人主要是日本，九一八事變後，國家對日本的態度開始是溫和的，教科書也在不經意之處提及“不抵抗”，儘管明確了日本的侵略行為並提出“抗議”，以及部分國民黨軍隊在上海事變、榆熱之戰和長城各口戰役中均有與日對抗的行動，但是官方還是秉著求和平的目的與日本簽署停戰協議，積極尋求國際幫助，就如“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我國政府一方面向日本提出抗議，一方面訴之於國際信義。”直到盧溝橋事變後，國民黨官方的態度是：“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絕不求戰。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要求全國國民……抗戰到底。”此時武力對抗日本的態度變得堅決，認為必須團結一致進行戰爭，接著先後對日發動了三次會戰以及在敵後方的爭奪戰。

在根據地教科書中，抗日的首要敵人的日本，特別是對日本的稱呼與國統區教科書不同，稱日本為“日寇”，認為日本的侵略是“我國近百年來的最大損失，較之鴉片戰爭，

英法聯軍之戰，甲午中日之戰與八國聯軍之役所受損失的總和都要超過”。如果說日寇的侵略是戰爭的起因的話，那麼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和圍剿紅軍等行為就是加重人民災害和加重戰爭負擔的主因，因而在根據地教書中，更為批判國民黨對日的行為：就如在分析抗日戰爭背景時，最先是分析了日本國內的狀況，然後再敍述國民黨對外屈服於日本，勾結帝國主義，對內打壓其他黨派——“當時國民黨政府，不但不接受共產黨的正確主張，不贊助共產黨的英勇行動，反而屠殺共產黨人，接連不斷地圍剿紅軍”，進行內戰；又如在“日寇製造偽滿與國民黨專制獨裁”中將本國封建勢力作為日本的漢奸走狗，認為國民黨進行法西斯特務統治；再如對於國民黨訴諸國聯的事情，態度非常消極，認為國聯調查團低效無用，塘沽協定是賣國條約。可見，共產黨將日本、國民黨反動派、美帝國主義、本國封建勢力都作為這場戰爭的敵人，既體現了民族對立，又反映了階級對立。

綜上，從對抗日戰爭的敍述中可以反映出，國統區教科書主要傳遞的是法治與外交，即能爭取和平儘量爭取和平，以免傷及無辜，不可否認，國民黨訴諸國聯、用外交的方式積極爭取正義的舉動對於中國提升在國際上的地位有較大的幫助，並且對於晚清不平等條約的廢除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相對的，根據地教科書主要傳遞的是反抗和鬥爭，即為爭取民族獨立，實現人民當家做主，需要反抗權威，對待敵人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這種獨立、堅韌、無畏、團結的民族氣節和精神同樣應該受到我們的尊重與肯定。

國共二元敍事之下的兩種教科書體系通過重點內容的偏重、不同的切入角度、以及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描繪方式，傳達了兩黨對抗日戰爭的見解和認識，試圖構建中學生心目中的抗日戰爭印象。無論是重視法律、外交，還是強調反抗、鬥爭，實際上都是當時的中國迫切需要的，實際上這種外交意識和獨立的民族精神同樣是現代中國需要的。還看今朝，當代的歷史教科書又應該在學生心中留下怎樣的抗日戰爭的記憶呢？是戰爭的殘忍畫面？或是全民族的團結一致？還是蘇聯英美的協助？這值得我們思考、探索。

（廖婉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