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曾向外賓介紹：“他對我很重要”

2015年6月23日的一則消息，讓中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對象。當天，兩年評選一次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獲獎作品公示，劉鶴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獲獎。作品將公示1個月，不出意外，劉鶴將獲得10萬元獎金。

對劉鶴本人，業界已有諸多評價：“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論操盤手”“中國經濟政策的核心智囊”“中國新經濟計劃的總設計師”……美國彭博新聞社稱劉鶴為“中國的薩默斯（美國白宮原首席經濟顧問）”，以強調劉鶴在經濟決策中的重要性。

准確判斷危機後形勢

孫冶方（1908─1983）曾留學蘇聯，後出任中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是經濟學界傑出的學術領導人之一。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被譽為國內經濟領域最高獎。吳敬璉、樊綱、林毅夫、周小川、李克強、許小年、陳錫文、樓繼偉等先後獲得此獎。

評獎委員會主任、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原所長張卓元告訴《環球人物》記者：“我們自己並不說孫冶方獎是最高獎，但它得到學界相當一部分人的認可。它1984年就設立了，是國內在經濟領域最早設立的重要獎項。由權威學者組成的評委會，非常注重作品的學術水平。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劉鴻儒金融教育基金會的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的獎金都是100萬元，我本人也是吳玉章獎獲得者，但這兩個獎的評選對像是人，孫冶方獎評選的是作品。雖然劉鶴身居高位，但評委會並不受其身份影響，以前有很多部級以上領導的作品沒有評上。”

劉鶴的《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發表於2012年，比較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我們認為，他概括得很到位，特別是對2008年危機以後走勢的判斷，現在看來都是准確的，比如緩慢地復蘇、還會出現新的問題等等。文章最後得出的啟示，比如樹立底線思維方法、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等，對現行政策制定更是具有前瞻性、參考性意義。”張卓元說。

此次論文獲獎，並非劉鶴第一次引起關注。

為3任總書記起草經濟講稿

2013年10月，美國《華爾街日報》刊文介紹了劉鶴。文章稱，2013年5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多尼倫飛往北京參加一場中美高層會晤，習近平指著自己身邊一位身材高大、有著學者風度的助手對多尼倫說：“這是劉鶴，他對我非常重要。”這樣的介紹出乎多尼倫的意料，他本來並未安排與劉鶴見面。當晚，多尼倫的隨行人員與劉鶴在人民大會堂預訂了一個會議室，雙方在會面期間都做了筆錄。

這篇文章被國內媒體爭相轉載，使剛上任中財辦主任7個月的劉鶴受到高度關注。多家媒體稱，劉鶴參與了“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十五”計劃和“十二五”規劃綱要的編制，同時還是十六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十七大，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重要執筆人，已為3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起草經濟講稿。他還讓“頂層設計”一詞火了起來。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劉鶴在近年來的五年規劃綱要編制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1年3月公佈的“十二五”規劃綱要第十一篇“改革攻堅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導語部分寫道：“以更大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改革，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這是黨和國家重要文件中首次使用“頂層設計”這一概念，而劉鶴全程參加了“十二五”規劃綱要的起草。“頂層設計”一詞源於信息產業，劉鶴曾在1998年至2001年負責國家信息中心工作，2001年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成立後，又當了兩年辦公室副主任。

就在“十二五”規劃綱要公佈前5個月，時任中財辦副主任的劉鶴在接受中國人民大學同屆校友胡舒立採訪時說：“‘頂層設計’指的是主體結構和主要模式。有了這個設計之後，才談得上其他。提出這個問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改革30多年，現在到了一個新階段。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過去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和麵臨各種各樣新的重大改革議題條件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要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穩步協調推進，在這種情況下，必須有一個頂層設計，包括主要目標以及先後順序。具體的順序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做出安排。”

身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的習近平在2013年9月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加強各項改革關聯性、系統性、可行性研究。如今，“頂層設計”這一概念在中國幾近家喻戶曉。

曾給任志強“打工”

劉鶴曾就讀於北京一?一中學。這裡東臨清華，南接北大，1952年8月與中組部所屬幹部子弟學校“華北中學”合並，1955年取現名。郭沫若為校歌作詞：“你是永不自滿的象徵，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由完成走向更高的完成……”

1969年，劉鶴和當時很多城市知識青年一樣，響應毛澤東的號召，上山下鄉的道路，來到吉林省插隊，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1年以後，他結束知青生涯，加入38軍當了一名軍人。38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贏得“萬歲軍”稱號，在全軍聲名赫赫。據同時期在38軍服役的企業家任志強回憶：“這支部隊對我個人的成長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嚴格的紀律，頑強的拼搏，勇奪第一、永不服輸、不屈不撓、寧可戰死絕不後退的戰鬥精神，在每一位戰士和幹部的心中紮下深深的根，最終影響整個一生。”

當了3年兵，劉鶴來到北京無線電廠當工人，後轉為幹部。據該廠原副總工程師嚴毅回憶，當時廠裡的主打產品是暢銷全國的“牡丹”牌收音機。改革開放前，收音機屬於奢侈品，“最便宜的‘牡丹’牌收音機的價格也在100元以上，大部分產品都要賣三四百元”。

劉鶴在2008年撰文回憶：“30年前我們以驚喜的心情邁進大學，趕上了時代的末班車。”1978年7月，中國人民大學恢復辦學，他考入該校工業經濟系。該系有兩個班：工業經濟班和建設經濟班。系裡一位同學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劉鶴在建設經濟班。“建設經濟班的好多同學畢業後分到了建設部（今住房城鄉建設部）。”官方微博“人大校史筆記”稱，劉鶴於1986年獲得工業經濟系碩士學位。

現為中財辦副主任、中央農辦主任的陳錫文，於1978年從黑龍江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1983年，在北京煤炭管理幹部學院任教的楊偉民，也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讀研究生，現為中財辦副主任。這3位大學校友也許沒有想到，30多年後會在一起工作。

“改革初期，鄧小平同志決然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路線，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那時，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沒有意識到這項歷史性決策的非凡意義，甚至到了今天，還有人懷念‘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平均主義貧困和那時享有的精神特權，但是中國已經向前邁出了不可逆轉的一大步。”劉鶴後來寫道。

任志強說，劉鶴在中國人民大學讀研究生期間“曾給我打工”。1984年春，北京市西城區准備拆除重建西單老商業區，任務交給了華遠公司。當時在華遠下屬的人才交流開發公司當經理的任志強，接下了撰寫可行性研究報告的任務。“那時沒幾個人懂什麼是‘可行性研究報告’。我與人民大學工經系研究生班建立了聯系，領頭的4個人是鄒剛、黃鐵鷹、劉鶴與顧從之。這個團隊先後完成了西單食品大廈（今華威大廈）、四川大廈、青島市人防工事利用（後得了國防部二等獎）等3個研究報告，另外還完成了《西城區發展戰略研究報告》。他們調查了包括廣州南方大廈、北京的百貨大樓和西單商場等當時許多大型商場的經營方式、財務與盈利情況，結合西單地區的客流和現有商業經營的情況，給出了商場經營規模與盈利能力的對比、建設資金的要求與經濟效益的分析等。經過反復討論、修改，報告讓公司和區裡的所有領導都大開了眼界。”

“盡管這些當年的學生們如今都當了大官、教授，成就了一番事業，但最牛的還是我，是我給他們發的第一份工資，並幫助他們走入了社會，1984年就讓他們成了萬元戶。”任志強回憶道。

20年前的預見性

1987年離開學校，劉鶴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他在此期間就開始站在國家的高度，主筆撰寫《中國產業政策的初步研究》報告，受到國務院負責人的高度重視，於1988年被調到國家計委（2003年改稱國家發改委），從事產業政策工作。他曾擔任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長期規劃和產業政策司副司長，共在國家計委工作了10年，主持制定了11部國家產業政策，其中5部由國務院正式對外頒布。插隊時期的1年農村生產經驗和北京無線電廠的5年工業工作經驗，有助於他認清國家產業結構狀況，為他研究和制定國家產業政策打下了基礎。

進入國家計委後，劉鶴每年都有研究成果發表。他在1998年發表的《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源何在》一文中談到，今後 20 年城市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很可能是小城市為吸納更多的人口進城而實現城市規模經濟的調整和競爭過程，10 萬—20 萬人口的上千個小城市會逐步形成氣候，與大中城市形成互補的城市網絡，這必然將派生出來巨額的投資需求並相應對農業、工業、服務業三大產業構成發生影響。他的觀點引起學界共鳴。20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公佈，學者認為，其中的建立城市群發展協調機制、增強中小城市輻射帶動功能、加快發展中小城市、有重點地發展小城鎮等內容與劉鶴當年的觀點是一致的。

1998年，劉鶴做了另一件意義深遠的事。“記得是在1998年6月，當時的中國經濟正處於通貨緊縮狀態，我感到，需要在經濟學者之間對經濟形勢進行嚴肅討論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個相對固定的討論平臺，在相同的研究層面上交流學術思想。我和樊綱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討論了這個想法，我們之間有強烈的共鳴，決定發起50人論壇的組織工作。論壇的宗旨是，為國家現代化建設和經濟發展改革的重大問題獻策獻力。論壇的定位是，集中國內重大經濟政策方面的研究，而不是單純學術性的討論，希望邀請國內經濟學界各主要領域有代表性的學者參加，進行不定期的交流。我們的想法得到了吳敬璉老師和易綱老師的認同，大家共同倡議，組織一個非正式論壇。”劉鶴回憶道，把這個論壇稱為“50人論壇”是樊綱的主意，他認為這個名稱比較符合國際慣例，也可以體現論壇的包容性。不久，中國經濟50人論壇就成立了，主要由一流學者組成。目前，論壇中有包括劉鶴本人在內的多位十八屆中央委員。

吳敬璉評價說：“從組織‘50人論壇’開始，劉鶴的特點就很明顯。他能鼓勵學者們發揮專長，獨立地對經濟問題發表咨詢性意見，長於集思廣益。”

論壇的氛圍是輕鬆的。“記得在2003年5月，當非典疫情仍在全社會心理上造成較大威脅的時候，50人論壇的經濟學家們迫不及待地聚在一起，共同探討這一重大社會事件對中國未來發展的啟示。當時，論壇的組織者在頤和園租了一條龍船，在昆明湖上討論和總結非典帶來的寶貴經驗。”劉鶴回憶道。論壇參與者也敢於直言。在今年2月舉辦的2015年年會上，樊綱說，“十二五”期間，政府選擇一些產業加以扶持的政策是不成功的，“特別是一些新興戰略產業，一旦我們列入了這種產業政策，各級政府都去資助，市場上也都在忽悠，一下子就變成了一種過剩產能”。樊綱建議，今後應更多實施普惠式的政策，鼓勵各行各業應用和發明新技術。

中國經濟50人論壇發起後，成為競相模仿的對象，各種“50人論壇”紛紛出現，如中國汽車50人論壇、中國財富管理50人論壇、中國社會治理50人論壇等。

“最重要的經濟智囊”

2003年3月，劉鶴出任中財辦副主任，開啟了在中財辦的職業生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下設的中財辦，是負責經濟工作的最高議事機構，是一個正部級機構。近20年來，中財辦主任都同時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2008年9月17日，即全球知名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宣佈破產兩天后，金融海嘯即將橫掃世界，時任總理溫家寶派劉鶴到美國與哈佛大學的一組專家會面，商談對策。劉鶴曾於1995年獲得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公共管理碩士學位，此次他見到了哈佛大學校友、中國問題專家托尼•賽奇教授。賽奇回憶說，劉鶴的使命，就是向溫家寶傳達美國陷入金融危機的深度。兩個月後，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出臺。這項計劃現在受到質疑，但很多人認為，在當時，這樣部署是正確的。

隨著時間的推移，劉鶴的影響力愈加突顯。他的獲獎論文《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發表在吳敬璉主編的學術期刊《比較》的2012年第五期，獲得學界的廣泛好評，特別是文章結尾處的3點思考：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我國的戰略機遇，在本次危機前主要表現為海外市場擴張和國際資本流入，危機後表現為國內市場對全球經濟復蘇的巨大拉動作用和在發達國家呈現出的技術並購機會和基礎設施投資機會，我國在危機前抓住機遇一舉成為全球製造中心，危機後應把握這些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

“底線思維”理念得到習近平的認同。在2013年初的一次重要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要善於運用底線思維的方法，凡事從壞處准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此後，習近平在多個場合提及“底線思維”。

2014年5月，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及“新常態”：“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張卓元在接受《環球人物》記者採訪時說，劉鶴所講的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變化，即指危機過後，我國呈現新的階段性特徵，“這與後來中央提到的‘新常態’的含義是一致的，劉鶴的觀點有其預見性”。

2014年8月，某財經媒體篩選出當今中國最重要的經濟智囊榜單，劉鶴居首位，陳錫文、林毅夫、劉世錦、李揚、蔡昉等也入選。該榜單的入選標准包括：他們首先都是一流學者，有著獨立的研究精神和傲人的論文著作、研究成果，而且即使是在行政崗位上依然不脫離學術研究﹔其次，他們在權威智庫機構中擔任要職，其所在的機構具有重要的政策咨詢性質﹔其三，他們經常有機會向國家領導人陳述意見建議，其研究成果能影響經濟決策，並對社會經濟進步有重要影響。

低調，思想開放

細心的人發現，劉鶴2014年12月參加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2015年4月到上海調研時，頭發已變得幾乎全白。張卓元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他以前是染發的。大約在兩三年前的一次春節團拜會上，他說，染發對身體不好，想來想去還是決定不染了。”當被問到劉鶴的性格與處事特點時，張卓元說：“低調，思想開放，雖然身居要職，仍注重研究問題。”時至今日，劉鶴與任志強、餘永定等一起工作過的很多人仍是十分要好的朋友。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開會的時候，針對別人提出的敏感問題，劉鶴並不正面作答，而是會提出自己的問題。因為患有喉疾，他說話聲音很輕。中財辦在回復《華爾街日報》的電子郵件中說，劉鶴認為外界對他在中國經濟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許多誤解，實際上，中國的經濟政策是通過一個集體決策體系制定的，任何個人發揮的作用都是相當有限的。

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網站公佈了“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名單，此前呼聲較高的劉鶴沒有進入該名單。餘永定告訴《環球人物》記者，中財辦是“在後頭領導，不一定直接出面”。有評論認為，“十三五”是中國從大國向強國轉變的關鍵時期。在此期間，劉鶴將繼續受人注目。

（田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