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觀生
政府將在新學年起率先在幼兒教育階段實行基本學力要求，基本學力要求規定中小學必須包括品德及公民教育，當局稱，隨著學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需要加強品德與公民教育，亦是各國普遍做法，即使不單獨設科，也屬必不可少的教育內容。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澳門在抗戰中曾經有著獨特的作用，筆者認為，本澳或可籍紀念抗戰活動，加深居民特別是年青人瞭解有關歷史，達到公民教育及國情教育的目的。
本澳公民教育有自身特點
近年來，受香港反國教等社會運動的影響，有團體表達對國情教育意見，認為本澳無必要推行國民教育。教青局對此曾重申愛國愛澳是澳門廣大居民認同的核心價值，加強包括國情教育在內的品德與公民教育，有助青少年健康成長。
其實，本澳現時學校課程設有中國歷史科和公民教育，已經可以充分讓學生認識中國，確實無必要推行香港那樣備受爭議的所謂國民教育。還有，一直以來，本澳的公民教育都有著鮮明的澳門特點，也無需畫蛇添足。一方面，現行的公民教育以個人品德修養和基本法作為主導，課程會教授不要隨地吐痰、亂拋垃等一般的道德規範。另一方面，據教育界人士表示，學校現時透過公民教育課、歷史課等進行國民教育，不會避談與政治有關的議題，例如香港佔中事件，會讓學生從不同角度分析，訓練學生的批判思維。
有學者的研究指出，回歸後本澳的公民教育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與社會變遷有直接的關係。回歸初期公民教育強調個人與祖國關係的建立。其後，博彩業迅猛發展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使得品德教育遂成為熱門議題，亦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話語。在政府的資助和鼓勵下，學校和民間團體踴躍參與「愛國之旅」，積極投入各式各樣的「愛國教育」，尤以參觀國內的革命基地、國情教育的活動最多。近幾年來，則以建構公民及民主社會為主調。
據學者研究，澳門的公民教育有著獨特的特點。首先，建立身分與「去殖化」同步。回歸後的最初幾年，在強調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力求改善國民教育缺失的話語尤為明顯。「去殖化」主要體現在國民身分的建立，即提出「愛國主義和公民意識應在整個教育領域內得到足夠的重視和切實的推行」。同時，強調政府「致力弘揚中華文化，培養市民愛國愛澳的情懷」，做好「有關國家民族觀念的教育，有關權利和義務、自由和責任的教育」。
其次，公民教育中突出「品德」教育。品德教育是澳門公民教育中十分重要的內容。回歸後，賭權開放，賭場社區化的情況漸普遍，居民生活在挑戰和引誘中。政府當務之急是「大力促進品德教育和公民教育，讓學生自主地建立起應有的是非觀念、操守原則和倫理精神」。2006年，前公務運輸司司長歐文龍貪汙案震動全城，2006年施政報告遂將道德議題納入，強調：「道德教育已經成為一個異常突出的課題」。翌年，道德議題由政府擴展到學校教育乃至家庭教育，提出「社會矛盾的解決，必須建立在深厚的法治基礎上。我們要強化社會的法治精神和公民意識……」。學校教育方面，提出「加速中小學品德與公民教育的規範化。繼續透過師資方面的支援，以及德育課程的強化，培養青少年正確的道德觀念；同時，讓他們深入了解社會，提高道德判斷力」。
第三，注重人文傳統與社會人才建設。隨著2002年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2004年CEPA的簽訂，澳門進一步走向世界的舞臺，成為東亞地區的經濟文化紐帶。面對開放帶來的挑戰，提出「人文傳統」，如「善良、多元、接納、共融，是我們優秀的人文傳統，社會魅力的精華所在」。
第四，近年引入公民社會話題。成熟公民社會的特徵之一是活躍的民間社團組織。澳門的民間社團數目五千多（然而，相當多的團體並非活躍）。2008年的施政報告首次引入公民社會的話語，「公民，是公民社會的根基所在；公民社會的發展水準，與公民素質直接相關。因此，弘揚國家與特區、權利與責任、民主與法治等一系列公民應有意識，實在具有必要性和逼切性。特區政府應創造條件，在廣大市民，尤其是廣大青少年中，積極推行公民教育，為公民社會的健康發展奠下必要基礎。不過，有意見批評，本澳公民教育卻甚少提及正確的公民概念和忽略結合社會議題，較全面地解釋及探討平等、公義、公平等法治核心精神。認為應著重學生多角度的思考能力，具備宏觀的視野、全域的觀念，以及從歷史和理論高度出發的分析及批判能力。讓學生用公民的身份一起思考一些重大、有意思的社會議題，藉此建立個人的立場觀點，免於成為人云亦云之流。
形成這些特點有著一定的歷史條件，一方面，整個澳門社會面對新局面、新變化，新舊交替的管治和轉接提出了行政績效、高透明度和以人為本的管治理念和訴求，澳門進一步邁向國際化，引入公平、公義的理性管理元素，取代原本事事以「人情」及「關係」的處事方式，社會的道德水準亦面臨各方衝擊。另一方面，澳門的公共行政體系仍承傳了殖民時期的特色，這在教育範疇尤為顯著。澳葡統治時期對華人教育採取放任自流的態度，促成了華人教育自力更生，自鳴自放的局面。回歸後，華人教育多元辦學的精神延續至今，且受《基本法》保障，享有「辦學的自主性」。公私立學校的懸殊比例形成了澳門教育的鮮明特色。依教學語言、學校教育階段、辦學團體、所屬團體來區分，諸所學校又分屬不同的類型和體制。以私校為主的構成及多元的學校性質，決定了各校在辦學理念、經營模式、教學內容等方面呈現多元化的樣態，而公民教育也呈現「大市場、小政府」的樣貌。私立學校長期處於「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境況，對政府的介入一直採取保守的態度。
澳門在抗戰中具獨特地位
抗日戰爭期間，由於葡萄牙宣佈澳門在中日戰爭中保持“中立”，因此，當時的澳門與香港一樣，都成了廣州及附近地區人員的避難地區，成為戰亂中一座相對安穩的孤島。特別是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香港的淪陷，其“中立”地位顯得更加突出。在這一特殊環境下求存發展，澳門有著不一般的歷史經歷，澳門的抗戰是中華民族抗日戰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特殊的“中立”地位更加彰顯其在抗戰時期的獨特性。
澳門在抗戰中具獨特地位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
其一，澳門成為”革命者的走廊”和難民疏散區。如後來成為新四軍軍長的葉挺，從1932 年至1937 年七七全國抗戰爆發期間基本住在澳門。1935 年，受潘漢年領導在香港從事黨的地下聯絡工作的柯麟到澳門開闢工作。起初，柯麟開了一個小珍所作掩護，從事地下革命活動，後來又到鏡湖醫院工作。全面抗戰爆發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多次到澳門，指示柯麟利用在鏡湖醫院工作的機會，加強與群眾的聯繫，並以此為基地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內地的一些遊擊隊傷病員經常被送到鏡湖醫院秘密救治。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博古的妻子劉群仙曾先後到鏡湖醫院治病。
除了中共，當時的國民政府廣州當局還將澳門列為學校疏散區，自內地遷入中學、中專３０餘所，同時流寓澳門的教育界人士，也與澳門天主教會創辦了不少新學校，收容內地入澳的青年入學。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日軍在深圳大亞灣登陸，發動廣州戰役，迅速攻陷廣州等地，使入澳的難民更多達２５萬人之眾。據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的資料顯示，１９３９年全澳共有中學、中專３６間，學生３００００余人；小學１４０余間，學生人數約３、４萬人，是澳門８０年代之前教育最發達的時代。直到１９４１年底香港淪陷日軍之手後，學校數量才由１４０餘間降至４０間左右。
還有，戰時的澳門，為很多祖國文化名人提供了遮風避雨、抵抗迫害的庇護所。在一九四一年底日寇侵佔香港的腥風血雨中，澳門成為轉移到安全地帶的中轉站，成功地拯救了可能落入敵人魔掌的一批中國文化名人和社會精英。
其二，澳門成為抗日救亡活動的重要陣地之一。由於澳門特殊的歷史地位，澳門同胞的抗戰活動十分活躍，廣大澳門愛國人士開展新聞、文學、戲劇、歌詠、美術等活動，宣傳抗日救亡，有力地揭露了日軍的侵華暴行，傳播全民族團結一致抵禦外侮的主張，喚起澳門同胞的愛國熱情和覺悟，積極支援內地抗戰，在國內、國際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中國抗戰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如１９３７年８月，澳門愛國人士組織了“澳門四界救災會”（四界即：學術界、音樂界、戲劇界、體育界，是澳門在抗日戰爭時期最大的愛國團體），以“救災”為名，在澳門展開了一系列的“抗日救亡”活動，直到１９４１年冬才停止一切活動。
其三，澳門成為抗日組織獲取物質的主要來源地。抗戰期間，澳門因保持中立而獲得空前的繁榮，歐美及東南亞的物資，源源不斷地輸入澳門，並通過澳門轉運入中國內地。此時澳門的界址不明成為對中葡雙方都非常有利的因素。因為澳門位處的西江流域出海地區，不但河道縱橫，而且海口眾多，外海島嶼星羅棋佈，內陸桑田魚塘果園密集，最適宜走私活動，日軍由於人數有限而無法進行阻攔。再加上界址不明，日方連批評葡方縱容走私的機會都沒有。
其四，澳門積極支援珠江縱隊抗戰。抗戰期間，澳門當局曾與抗日遊擊隊達成秘密協定：同意安排部分遊擊隊傷病員到澳門醫治，同意遊擊隊從澳門購買一些急需藥品和子彈，並派員到澳門發動愛國抗日募捐。其時，從五桂山、鳳凰山至翠微、上柵、關閘到澳門，曾建立起遊擊隊的一條秘密交通線。從澳門購買的藥品、槍械、電臺就從這條交通線安全運回根據地；根據地的傷病員也被秘密送到澳門治療。鏡湖醫院先後派出5名護士到五桂山、鳳凰山根據地服務。與此同時，抗日遊擊大隊為穩定澳門社會秩序，協助打擊潛入澳門的偽軍、土匪，于1945年初，擒獲流竄於香洲至澳門間作惡多端的特務土匪頭目“老鼠精”。此舉獲得中澳兩地群眾的贊許。
其五，澳門大批愛國青年奔赴珠江三角洲和東江等地區的抗日前線，為抗戰事業獻出了寶貴的青春乃至生命。中山抗日義勇大隊動員和組織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學生參加中山敵後遊擊隊。1944年7月初，李嘉、劉光普等10多名來自澳門總理故鄉紀念中學、培正、濠江、中德、行易、鏡湖護士學校的青年學生，徒步到五桂山。抵達部隊駐地當天，正好是“七•七”盧溝橋抗戰七周年紀念日。他們參加了中山抗日義勇大隊舉辦的首期青年遊擊訓練班，代號為“紐約橋”，取意為訓練班起溝通家鄉與海外的橋樑作用。鏡湖醫院護士李鐵、曾還、任豔華等到五桂山參加珠江縱隊第一支隊醫療隊，救護戰地傷患。在抗日戰爭中，胡兆基、陳君芝、鄭誠之、賴冠威（賴達）、鄭秀（吉星、潔梅）等青訓班師生英勇犧牲。
澳門在七十多年前的中國抗日戰爭中，絕不是置身於祖國災難與抗爭之外的世外桃源，而是始終跟祖國同呼吸、共命運，澳門人在祖國南陲邊土，盡自己最大能力、一切可能地守衛著祖國，為她流血犧牲、為她奉獻人力財力、為她庇護陷入絕境的難民。
澳門抗戰事跡是公民教育難得素材
有意見提出，可以看到，現時澳門社會一大弊病就是，大部份市民對政治前途及社會問題，反應冷淡，他們只爲生活操勞，希望賺多些金錢，其他事務不想知道。或許是有些人的教育水準比較低沒法知道；又或是有些人存有殘餘的封建思想漏弊及公民意識薄弱的關係，以致對社會事務的好與壞及社會轉變都很少發表意見，這是值得憂慮的。因此，加速推行公民教育，實是急不容緩的。
事實上，公民教育的內容很廣泛，其中包括社會的結構、市民與政府之間的溝通、利益團體、法律制度、治安、人口、房屋、勞工、經濟、環境污染、政治參與、與外界的關係、交通運輸、醫療衛生、社會福利、公民權利及義務等等有關的知識都是。公民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市民關心及參與社會事務；且有獨立思考能力；認識本身的民族傳統和文化；關心澳門前途問題並協助社會向進步方面發展。概括來說，主要是包括兩點:一是對社會有歸屬感，因爲有了歸屬感才有興趣付出時間及精神去爲社會服務。二是訓練自己有個人的分析能力，這分析能力必須是客觀的、公正的及邏輯的。對每一件事要從各方面不同的觀點與角度來看，然後自己作出最後抉擇。如果能夠達到上述兩點，其實基本上已經達到公民教育的目的了。
有社會人士指出，直至目前爲止，公民教育在澳門推行得並不十分理想，因爲政府沒有正式推動及鼓勵籌辦與公民教育有關的各類課程或講座，也無安排任何宣傳來推動市民接受公民教育的常識。所以很難要求一般市民瞭解及接受公民教育；使到他們懂得怎樣關心和尊重別人；能夠珍惜社會對個人方面所提供的服務和建設；並明白到作爲一個良好市民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筆者認為，本澳公民教育難以吸引學生或者市民興趣，一是相關內容比較生硬，如果一開始就說，公民教育就是要他們參與政治，相信澳門一般市民尚未達到這境界。應向市民解釋公民教育是很多方面的，例如居住環境、生活指數、交通問題、醫療衛生等等。政治教育只是其中重要部份之一，並不代表了全部的公民教育內容。二是在於沒有合適的主題，當局應籌備設立一個由官民聯同組成的公民教育推廣委員會，和委任對公民教育有經驗的專業人仕分組來編寫一些深入淺出的公民教育叢書或手冊；同時應搜集及發表有關公民教育的資料，因爲這可加深市民對公民教育的認識，並令到普羅大衆得到更多參與和實習的機會。
而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上文所述提到獨特的澳門抗戰事蹟，或可為獨特的澳門公民教育提供難得的素材。本澳可籍紀念抗戰活動，圍繞推行公民教育的主題，鼓勵及資助各社團多籌辦紀念抗戰活動，將有趣味性及可接受程度作爲考慮點，爲其成員開辦展覽會、講座、討論會等，無形之中就將公民教育意識感染了他們。此外，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政府相關部門應與有關團體合作，全面系統地研究、整理和出版抗戰時期的澳門歷史資料，保存先輩抗戰的光輝事跡，弘揚澳門人愛國愛澳的光榮傳統。
公民教育的最好形式是使用潛移默化的教育方式，因爲凡是灌輸或強迫制度，例如普通的講座或研討會，和必須參加考試的獨立公民科或社會科等。但過了一段時間後，就很容易忘掉。如能在有公民意識的社會風氣中，慢慢地感受到，然後經過自己思考確立其價值觀，那麼，這價值觀會是持久的，是經得起考驗的。這種價值觀及關心社會的風氣定會引發起他們的積極性及主動性，積極地提出建議和主動地表達意見及直接參與。期望透過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活動，能達到這樣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