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場白

《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是美國學者約翰•W.道爾（JohnW.Dower）撰寫的專著，字數多達70餘萬漢字。一本學術著作印數達到一萬，實不多見。譯者胡博將此書寄贈於我，我即為書名所吸引；但因為一直忙於寫本專業方面的文章，未能細讀。今年是日本投降70周年，翻開重讀，產生了一種欲罷不能的衝動。這在我個人的閱讀史上也是少見的。

這部著作給我的總體印象是立場客觀，敍述生動，徵引史料豐博。作者不僅參閱了大量日文文獻，麥克阿瑟紀念館的檔案資料，美國主導起草日本新憲法的訪談記錄，日本戰敗初期的通俗刊物，而且到日本和美國的有關城市進行了實地考察。歷史研究的本質和追求在於求真，這部著作既真實生動又有很強的學術性，絲毫沒有拒讀者於千里之外的學術架子。我認為書中以下三方面的內容更具有現實意義。

代價慘重的侵略戰爭

發動侵略戰爭給被侵略國家帶來的災難罄竹難書，這是人們刻骨銘心、容易理解的，但侵略者究竟自食了多少苦果，一般人卻未必十分清楚。

1880年有一首日本的流行歌曲唱道：“國家之間有法則，這是真的，但當時機來臨，請記住，弱肉強食。”西方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滲透進日本傳統觀念中的軍國主義思想，使戰前的日本成為了一台刹不住的侵略戰爭發動機。在佔領臺灣和實際控制偽滿洲國之後，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沖昏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頭腦——這個“共榮圈”不僅囊括荷屬東印度群島，法屬印度支那，英國殖民的緬甸、馬來亞、中國香港，以及美屬菲律賓，甚至號稱要進一步將印度、澳大利亞、夏威夷也納入版圖。這就是他們發動“聖戰”的目的。

《擁抱戰敗》一書的作者正確指出，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戰爭狂想到頭來不過是南柯一夢，根本原因是他們“在心理上和物質上都嚴重低估了中國人民抗戰的生命力和資源”。僅從盧溝橋事變算起，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就進行了八年，結果日本侵略者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有一個相對準確的數字表明：日本軍人截至投降時死亡人數是174萬。平民死亡人數統計相當混亂，但估計也接近100萬。1945年的復員士兵中，認定為傷員的有450萬。戰爭雖然主要是在境外進行的，卻也給日本本土造成了慘重的損失。據SCAP（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盟軍最高司令部的代稱）統計，日本損失了總財富的三分之一。包括廣島、長崎在內的66個城市被嚴重炸毀，東京幾乎被夷為平地。不過，美軍的轟炸是有選擇性的：大片貧民區被炸毀，但保留了不少富人區；小店鋪被炸毀，但金融區大部分完整無損。這是因為盟軍佔領之後需要有居住享樂的所在，所以要在日本保留一些“小美國”特區。

除此而外，日本戰敗之初還有約650萬人滯留在歐亞地區，其中一多半是陸海軍士兵，還有包括婦孺在內的平民。這些人有的死於嚴冬和瘟疫，有的死於簽訂投降書之後的混亂之中。大約1945年冬，四歲的我從逃難的所在地湖南鳳凰遷回長沙，目睹了日本戰俘在烈日下修馬路，一個個由殺氣騰騰變得瘟頭瘟腦，在揚眉吐氣的同時也心生憐憫，所以印象至深。

侵略戰爭給日本人民帶來的災難當然不止於人員的死傷和物質的損失，還表現在產生了很多非正常年代的社會問題，如兒童問題、婦女問題等。據日本厚生省1948年2月的一份報告統計，戰爭孤兒與無家可歸的流浪兒合計為123,510名。這些孩子有些靠賣報紙、擦皮鞋為生，有些則只好乞討和偷竊——當時把那種偷錢包的男孩稱為“喀嚓響的傢夥”，因為他們偷硬幣時會產生“喀嚓”的碰撞聲。

女性的命運則更加悲慘。《擁抱戰敗》一書有一節，題為《為征服者服務》，介紹妓女的皮肉生涯，讀後令人唏噓不已。當時日本的妓女被稱之“夜之女”。有一首叫《流星》的流行歌曲抒發了她們的傷感之情，副歌唱的就是“誰讓我變成了這樣的女人”。誰讓她們變成了這樣的女人呢？當然是戰爭。日本投降後，幾十萬盟軍駐紮日本，產生了龐大的需求。因此內務省用秘密電報的形式指示全國警察管區為佔領軍特設專用的“慰安設施”，並為此下撥財政補助金。這種設施被稱為RAA（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即“特殊慰安設施協會”，僅在東京就至少有7個這樣的團體。為“保衛日本的年輕姑娘和良家婦女”，以及“保衛一億日本人血統之純潔”，東京一次被徵募的婦女就多達1360人。據推算，RAA女性每人每天接待的美軍在15人到60人之間，有人精神崩潰，有人因之自殺。80年代我看過的一部日本影片《人證》，就折射了這段血淚斑斑的歷史。不過，這一舉措實施的時間並不長，因為經過檢測，美軍第八軍70%的兵員感染了性病，其中又有近一半感染的是淋病。RAA協會取締之後，日本低俗文化（日文詞叫“粕取文化”）仍然得到了惡性發展，至今不絕。

並不徹底的東京審判

從1945年8月至1952年4月，是同盟國佔領日本時期，實際上大權獨攬、指揮一切的是美國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他的頭銜是同盟國軍隊的最高司令官。在他直接操縱下進行的大事有兩件：一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審判，簡稱“東京審判”；二是制定了一個以“放棄戰爭”為亮點的新憲法。

二戰勝利之後，同盟國在德國紐倫堡和日本東京設立了兩個法庭，分別對德國和日本的甲級戰犯進行審判。東京審判的審判長是澳大利亞的威廉•韋伯爵士，首席檢查官是美國的約瑟夫•基南。據《擁抱戰敗》一書介紹，在歷時417天的818次開庭中，法庭聽取了419位證人的證言。法庭採用證據4336項，合計篇幅3萬頁左右。法庭的庭審記錄，除證據與判決文書之外，長達48,288頁，為歷史留下了一筆永久的遺產。經判決，日本的7名前領導人被判處絞刑（包括前首相東條英機），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另有2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和7年。被判刑的“A級”戰犯中有5人病死獄中。

在東京審判過程中，日本侵略軍犯下的“反和平”、“反人道”、“反人類”的罪行逐漸曝光。比如南京大屠殺，被日本隨軍記者目擊並在國際上公開之後，日本國內並無揭露報道。日軍1945年初在菲律賓馬尼拉進行的大屠殺也被長期隱瞞掩蓋。當真相浮出水面之後，日本民眾十分震驚。有一位作者瞭解到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後寫道：“過去我們吃的每份食物，我們穿的每件衣服當中，都浸透著一滴中國民眾的血。”有一位母親看到馬尼拉屠殺的報道後聲明：“如此殘暴的士兵，即便是我的兒子，我也不可能讓他回家，就地射殺就是了。”1947年初，一份日本詩刊發表了以下短歌：“日本兵的罪，在南京和馬尼拉，他們犯下了難以言喻的暴行，一定要進行償還。”（《擁抱戰敗》，第488—489頁）因為罪行曝光，在東京審判中，日本陸軍大將松井石根被判處死刑，理由是未能制止部下在南京大屠殺中犯下暴行，單獨負有“消極責任”。

東京審判的不徹底，表現在有些罪犯至死不悟，同時也不乏漏網之魚上。用冥頑不化來形容東條英機十分貼切。這位日本前首相走上絞架之前仍然在為自己的累累罪行開脫。他說：“世界諸民族，絕不應當放棄發動自衛戰爭的權力。”漏網之魚中有一位石原莞爾。這位日本陸軍中將親自策劃了“九一八”事變，主導了“滿蒙獨立”，只因跟日本軍部戰略思想不同，後被排擠出局，因而未被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列入戰犯名單。還有一個岸信介，這位偽滿洲國的“經濟沙皇”，曾奴役成千上萬的中國同胞進行強制勞動，後來居然重登政壇，出任首相要職。

東京審判的不足，還表現在日本殖民者強制動員朝鮮人和臺灣省人，脅迫他們充當炮灰這一行為也沒有作為“反人道罪”被起訴。同樣，脅迫成千上萬名非日本籍的年輕女子充當“慰安婦”，為日本侵略軍提供性服務，也沒有予以追訴。日本在中國建立的731部隊拿幾千名俘虜的身體進行細菌戰實驗，並在中國領土上使用化學武器，檢察方同樣沒有認真追究相關證據。

東京審判還有另外一個局限，那就是這基本上是一場“白人審判”。因為首席檢查官是美國人，審判長是澳大利亞人，使用的也主要是英語。儘管日本當年侵略的主要是亞洲地區，但11位審判官中只有3人來自亞洲。飽受日本侵略之苦的緬甸、越南和馬來西亞沒有自己的代表。大批居民被日本強迫充當勞工、炮灰和慰安婦的朝鮮沒有人出任審判官或檢察官。有一百多萬人為日本服苦役而致死的印度尼西亞卻由荷蘭人代表出庭。

中國雖然只有梅汝璈一人擔任法官、向哲濬一人擔任檢察官，且一共僅有15位工作人員參與審判，但他們盡力維護了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正是由於他們的堅持，清算日本甲級戰犯罪行的時間才得以從1928年炸死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算起，而不是從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算起。中國代表團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供了18名戰犯的名單，其中有9名被列入甲級戰犯。雖然日本侵略者在投降之前銷毀了大量證據，但中國檢查組仍然提供了大量人證物證。特別是說服偽滿洲國“執政”傅儀連續八天出庭作證，更產生了轟動效應。

目前，東京審判的歷史成果已逐漸被日本右翼勢力消解。他們通過修改日本教科書審定標準，極力淡化當年日本的侵略罪行。比如，以前的日本教科書雖然把“南京大屠殺”中性化為“南京事件”，但仍承認日軍“殺害了眾多俘虜和居民”，但審訂修改後的教科書則輕描淡寫地改為“波及俘虜和居民，出現了眾多死傷者”。有些教科書還刪除了“日軍的暴行遭到譴責”的內容。然而，墨寫的謊言終究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隱瞞不會持久，歷史的真相終將昭顯於天下。

正在被修改的日本和平憲法

日本戰敗之後最大的政治成果，是制定了一個以和平主義為本質的新憲法，以取代1890年施行的《明治憲法》。時任首相的幣原說：“我們必須全面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並且向全世界宣佈，我們決心以和平手段解決與他國的一切爭端。”幣原還安慰籠罩在失敗陰霾中的日本民眾說：“只要放棄國家的戰爭權，日本就甚至可能看到自己領導世界。”裕仁天皇也就憲法草案大綱發表敕語，向全世界聲明“拋棄戰爭，修萬邦之誼之決心”。以麥克阿瑟為首的盟軍司令部參與了新憲法起草的全過程；直白地說，就是美國人介入了日本新憲法的制定，這個新憲法實際上是“美國草案的日本化”。麥克阿瑟將軍宣稱的日本制憲三原則中，第二項就是“廢止作為國家主權的戰爭權力。日本放棄以戰爭為手段解決本國戰爭乃至保持本國的安全。日本的防衛和保護，依靠的是打動當今世界的崇高理想，不批准成立日本海陸空軍，日本軍隊不被授予交戰權”。（《擁抱戰敗》，第336頁）麥克阿瑟聲稱，他提出的三原則是“小心翼翼地”遵從了美國政府的指示。麥克阿瑟總司令部委託惠特尼準將明確告訴日方，新憲法的基本原則沒有商量的餘地。

日本的兩院對新憲法討論了114天，起草方回答了1300個正式質疑，其中討論得比較多的是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之含義，有人詢問外務大臣松本烝治：“放棄交戰權是否意味著禁止自衛戰爭？”松本回答說：“交戰權指的是宣戰，並不旨在禁止自衛行為。”然而，自詡為現實主義者的首相吉田茂卻作出了相反的解釋。他評述說，放棄交戰權，也就意味著隨之放棄自衛權。因為日本從1931年以來發動的侵略戰爭，都是以自衛的名義發動的（《擁抱戰敗》，第370頁）。最後，新憲法第九條的最終文本為：

日本國民出於對正義和秩序為基調的國際和平的誠實希求，永久放棄作為國家權力的戰爭權與以武力威嚇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紛爭的手段。為達前項之目的，陸海空軍及其他戰力，將不得保持。國家的交戰權，將不予承認。

日本兩院對新憲法最終投票表決，結果是：眾議院421票贊成，8票反對；貴族院則全體起立，一致通過。1946年11月3日，是明治天皇94周年誕辰。裕仁天皇向全世界宣佈，日本新憲法於6個月後施行。日本各地舉行了慶典，東京一地的慶祝聚會參加者就有10萬人。天皇還乘機宣佈大赦，釋放了33萬名服刑者。1947年5月3日，日本新憲法正式生效。一支日本的銅管樂隊在皇宮前的廣場上吹奏，演奏的是美國國歌《星條旗永不落》。正是這個以“放棄戰爭”為核心的新憲法，給日本帶來了近70年的穩定和發展。

然而，自安倍內閣2012年再次上臺之後，一直在推動修改這個和平憲法，重心就是其中的第九條。

眾所周知，這是日本“和平憲法”的核心條款。2015年4月27日，《朝日新聞》對選民進行調查，48%的人認為沒有必要修憲，認為有必要的只占43%。針對憲法的第九條規定，65%的人認為不應修改，支持修改的只占29%。然而，在日本眾議院議員中，贊成修憲的卻多達84%，反對的僅10%左右，這反映出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危險。5月3日是日本第68個憲法紀念日，約三萬日本民眾在橫濱臨港公園參加保衛和平憲法集會，會後數千人舉行了示威遊行。日本民眾的群起護憲，就是為了維護作為憲法核心精神的和平主義。

結語

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是同盟國與協約國之間進行的一場戰爭，但它的爆發和終結，都跟日本從1895年到1945年這半個世紀以來對中國的侵略密不可分。然而，時至今日，日本的右翼勢力不僅依舊無視《波茨坦公告》，拒絕就戰爭責任問題誠懇道歉，而且居然身著軍服，高唱《君之代》歌，登上坦克車，試圖朝著“政治軍事大國”的目標一路狂奔。供奉日本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也仍然香火不絕。“專守防衛”的和平憲法已經動搖，在解禁集體自衛權之後，日本的自衛隊不僅要赴海外行使權力，而且要將其職責擴展到全球範圍。古人雲：火未及燃，杯水可滅；火猛風起，河海無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間。兩國人民應該攜起手來，防禍患于未形成之時。如果船到江心再補漏，不亦晚乎！我想，這就是我們重讀《擁抱戰敗》這一類歷史書籍的現實意義。

（陳漱渝／文）